2025年3月24日，新加坡国务资政李显龙参加2025年新加坡海事周开幕式炉边对话，回应巡回大使陈庆珠教授的提问时，对中美关系走向提出看法。
以下内容为新加坡眼根据英文翻译整理：
主持人（陈庆珠大使）：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感谢李资政所作的演讲，他的发言视野宏大、论述清晰，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提问提供了丰富的切入点。
作为主持人，我将先提出几个问题，随后也欢迎在座的各位踊跃发言，提出你们关心的问题。现在，就让我率先开场。
资政阁下，您将当前地缘政治局势描述为高度紧张的状态。您如何看待东盟及亚太地区如何稳定区域秩序？在这个相互依存与互联互通的时代，我们是否真能免受外界动荡与变革的影响？
李显龙（国务资政）：是的，我们可以采取防护措施，但无法完全避免冲击。您问：区域内国家能做些什么来改善局势？或者说亚太地区能采取什么行动——实际上您是指亚太国家能做什么？而亚太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如果美中两国能够稳定双边关系——这要求很高，但至关重要——将对区域秩序乃至全球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尚难预料事态发展，因为新政府尚未在此议题上集中发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正如我在演讲中所解释的，我认为该地区其他国家中仍有相当一部分相信多边贸易的国际框架，并希望继续相互合作、扩大贸易往来。志同道合的伙伴可以携手推进这一目标，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乃至印度这样的大国，东盟成员国等较小国家，以及与西方联系紧密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都认同必须开展经贸合作，我们可以签订自贸协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涵盖太平洋西岸众多国家，《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还包括美洲国家（除美国外）。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这些协定如同救生筏，能提供集体安全保障。
新加坡正持续扩大合作网络，不仅涵盖传统贸易与服务领域，还拓展至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等新领域。我们已建立 6 条绿色数字航运走廊。 我们已与多个伙伴签署了数字经济框架协议，并即将与印度达成绿色数字航运走廊协议——这些都将为你们在不确定时期提供一定帮助和稳定性。
至于东盟本身，我认为加强内部合作应是优先事项。东盟拥有10个成员国，已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虽然它不像欧盟那样高度一体化，但仍为区域内深化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内部贸易在整体对外贸易中的占比仍然偏低，长期以来维持在不到四分之一的水平。相比之下，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占其全球贸易的80%至90%。因此，我认为东盟各国之间有更大的合作潜力尚未被充分挖掘。
此外，东盟也应进一步深化与外部伙伴的合作，推动更多自贸协定的达成。例如，我们目前正在重启与欧盟的自贸协定谈判。希望这些措施能够为区域带来更多稳定与机遇。
主持人（陈庆珠大使）： 是的，我确实担忧当前这种高度互联和相互依赖的局面。在我看来，这使得我们很难完全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
李显龙（国务资政）： 这非常困难，几乎无望。如果一个国家想要与外部世界完全脱钩，那它就会变得像朝鲜一样——但即便是朝鲜，也还是得通过某种方式获取比特币。
主持人（陈庆珠大使）：谢谢您，资政阁下。您刚才提到中美关系，指出两国必须自行寻求解决之道。的确，这是一对对全球安全与繁荣最具决定性影响的双边关系。
据说特朗普总统并非好战之人，他也寻求达成协议。事实上，他曾提出与普京总统和俄罗斯达成一项“大交易”。您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是否也有可能达成类似的“大交易”？
李显龙（国务资政）： 我认为这会非常困难，因为美中之间的问题已经根深蒂固。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们从根本上认定中国是一个“步步紧逼的挑战”（pacing challenge）。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将中国视为——不仅仅是合作伙伴或友好国家——而是可能对其构成挑战甚至威胁的存在。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他们看到中国在崛起，看到中国可能变得比他们更庞大、更强大。而美国人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全球影响力以及世界地位等方面与中国存在根本性差异。他们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保持领先地位，并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他们则认为自己的崛起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希望与世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但与此同时，也认为美国正在试图阻碍他们的发展。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发展，凭什么其他国家可以对我指手画脚，规定我不能做这做那？他们坚信自己有权利获得先进技术，也有权利享有与发达国家同等的生活水平，并希望在国际舞台上占据应有的位置。
因此，这是两种截然不同、根本对立的心态。而在这背后，推动这种对立的是涉及主权、安全、价值观、政治制度、全球贸易失衡、技术以及网络安全入侵等一系列棘手问题。这些问题难以通过妥协或打包成一个“大交易”来解决。每一个问题在其本质上——至少在各国的基本心态中——都是绝对不容让步的。
因此，我不认为美中之间有可能达成某种“大交易”。
然而，除非美国和中国能够携手合作，达成某种可行的安排，否则我认为两国都将陷入困境，世界也将因此遭殃。因为如果双方发生冲突，不仅会两败俱伤，还会给全球带来巨大伤害。
我希望双方能找到一个折中方案。我能设想为此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但这绝非易事。
主持人（陈庆珠大使）： 是的，正如您所言，我认为这将是一段崎岖的历程，有时甚至可能比崎岖更糟。现在我想转到我们每天早晨在报纸上看到的议题——关税战和报复性关税。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也没有赢家。您如何看待这一进程或发展趋势？
李显龙（国务资政）： 如果你是经济学家，你会建议中国——你的对手正在做这些事情，加征关税。他可能认为这会损害中国，但实际上也在损害他自己的经济。保持冷静，继续前行，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如果你采取行动，也会伤害自己。
但从政治角度，这种克制是不可行的。当有人对你这样做时，即使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也必须采取行动表明你已经注意到他对你所做的事，并且必须做出回应。就连加拿大也在回应或考虑回应。而这种“你来我往”不仅限于关税，还包括出口限制、投资限制。基本上，这是一种脱钩与分裂的过程。这样的方向，只会带来严重的问题。
自二战以来，世界再未经历过这种局面，因此或许已淡忘其模样。但战前确曾发生——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大幅提高关税，引发其他发达国家竞相筑起类似高壁垒。全球贸易骤降，经济衰退加剧，多国陷入严重困境，这进一步激化了国家间的政治压力与紧张态势，最终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人们也许忘记了太平洋战争是如何开始的——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对日本实施了石油和橡胶禁运，而这些都是日本赖以维持工业和战争机器的关键资源。日本之所以发动太平洋战争，就是为了确保这些原材料的供应，包括从马来亚获得橡胶和锡，从荷属东印度（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获得石油产品。所以，这样的发展路径是非常危险的。
1985年，李光耀先生曾应邀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主题正是关于这种局势的发展趋势。当时是不同的年代，时任总统是罗纳德·里根，李光耀先生的演讲赢得了全场起立鼓掌。但今天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们不再谈的是美日之间的经贸摩擦，而是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
或许双方不会真的走到那条路的尽头，但希望在某个关键时刻，能够找到“下坡道”或“出口”，及时刹车，避免相互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伤害。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时间，也需要心态上的转变。而在此之前，我们只能系好安全带，做好应对动荡的准备。
主持人（陈庆珠大使）： 是的，我知道有些人说，给它两年时间，也许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到来，局势可能会有所稳定。
李显龙（国务资政）： 我不知道会不会如此。我不愿将这个问题仅仅归结为个人偏好或成见。当然，领导人个人的观点确实会带来影响，但我认为，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共识。
过去，世界的理想状态是平的——我们只需彼此做生意，这样就好。如果你卖给我所有的粮食，我卖给你所有的汽车和太阳能板——这没问题。
但现在，人们会问，“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卖给粮食怎么办？”而我也会问，“如果有一天我需要将汽车生产线转为装甲车生产线，我该怎么做？”我认为现在有一个根本性的担忧，即安全与韧性必须被赋予更大的权重，或许应优先于繁荣与相互依存。
因此，我不认为我们会回到那个各国推动亚太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代，正如我们在 1990 年左右APEC（茂物宣言，Bogor Declaration）中所表达的那样。但我也希望我们不会走向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一个国家可以宣称：“这是国家安全问题，我可以为所欲为，任何人都不能干涉。”
即使是涉及国家安全，我们也不希望自己因此破产；你也不希望破产。在军备控制领域，哪怕是敌对双方，也依然设有限制协议，通过条约将竞争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以防冲突失控。我认为，在贸易领域，我们也需要类似的规则和制度安排。
主持人（陈庆珠大使）：谢谢您。这将是我最后的第四个问题，之后就轮到观众提问了。今年是新加坡独立60周年。作为全球港口和海运枢纽，新加坡在这60年里不断壮大，持续发展。而本地区的其他港口如今也有宏大的愿景，它们同样希望扩张业务，发挥更大作用，争取更多市场份额。这完全可以理解，也是自然的竞争。资政阁下，您如何看待未来20到30年新加坡作为全球港口和海运枢纽的发展前景？我不谈60年之后，因为届时科技和地缘政治或许已发展得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您对新加坡海事产业未来的愿景是什么？
李显龙（国务资政）：假设世界保持和平稳定，全球贸易体系得以维系，各国仍需相互开展商贸往来——尽管这并非必然，但我愿为此押注并努力——那么我相信新加坡总能谋得生存之道。
我们的港口已从最初所谓的转口贸易站（实则不过是邻近地区的小帆船、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舢板，或许还有些欧洲来的稍大船只在此交易），发展至如今每年吞吐量超 4000 万标准箱（TEU）的规模。
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始终保持领先一步，高效运作，充分利用技术和人力资源；确保我们拥有一支致力于打造一流港口的团队，即便缺乏广阔的国内腹地，也能为自己谋得生机。
若仅依赖新加坡本土的集装箱业务，新加坡港务集团（PSA）的规模可能只有现在的二十分之一。但我们赢得了国际业务，这完全得益于我们的高效和可靠。疫情期间我们证明了这一点——港口始终开放。疫情过后，当其他港口出现货物积压和延误时，我们这里成为人们追赶进度、解决问题的首选之地。
因此，我相信我们仍然有增长空间，而且我们已经制定了相当大胆的发展计划。我们正在建设的大士港（Tuas Port），目标是每年处理6,500万个标准箱。去年我们的吞吐量刚刚超过4,000万，相比之下，目标提高了50%。你可能会问：“这是不是太激进了？”我会说：你必须敢于梦想。
当初我们建设现有设施（包括巴西班让港 Pasir Panjang Port）时，吞吐量约为 1600 万标准箱，而我们按照 3000 多万标准箱的规模进行建设。当时人们怀疑我们能否达到这个目标。但我们想：只要去建设，就能实现。结果进展比预期更快——约五六年前我们就达到了目标，现在吞吐量已突破 4000 万标准箱。
从4,000万增长到6,000多万是有潜力的。区域货运需求还在，而且大量集装箱依然会通过新加坡海峡流动。虽然有些可能会走北极航道（东北航线），但我相信，东南亚仍将是主要航运路线。新加坡以及周边一系列港口——包括台湾、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等地——都处在这条航线上。
如果我们保持高效率，就能成为集装箱装卸的枢纽：一艘船进港，八小时后下一艘船接驳，周转迅速，集装箱全程可追踪、安全无遗失。这样未来30年我们仍能立足行业，并持续寻求更长远的突破。
主持人（陈庆珠大使）： 好的，谢谢。现在进入观众提问环节。过道旁设有麦克风，如果您想提问，请移步至麦克风前。现场工作人员会举起闪光牌示意，以便我注意到您。我看到 C 区有一位观众举手，请提问。请您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姓名和来自哪里，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您的问题背景。
提问者：资政阁下，感谢您富有洞见的演讲。我叫尤金（Eugene），来自“环太平洋国际联盟”。温室气体减排对我们这个行业而言是当务之急，同时也可能成为所有航运企业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事实上，对于一些公司来说，这甚至可能关乎生存问题。国际海事组织（IMO）已设定雄心勃勃的目标——到2030年减排30%，并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在当前全球经济日益不确定、成本不断上升的大环境下，您如何看待国际航运公司与新加坡在实现这一目标上的合作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