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3月24日，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參加2025年新加坡海事周開幕式爐邊對話，回應巡迴大使陳慶珠教授的提問時，對中美關係走向提出看法。
以下內容為新加坡眼根據英文翻譯整理：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各位閣下、女士們、先生們。首先感謝李資政所作的演講，他的發言視野宏大、論述清晰，為我們今天的討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提問提供了豐富的切入點。
作為主持人，我將先提出幾個問題，隨後也歡迎在座的各位踴躍發言，提出你們關心的問題。現在，就讓我率先開場。
資政閣下，您將當前地緣政治局勢描述為高度緊張的狀態。您如何看待東協及亞太地區如何穩定區域秩序？在這個相互依存與互聯互通的時代，我們是否真能免受外界動盪與變革的影響？
李顯龍（國務資政）：是的，我們可以採取防護措施，但無法完全避免衝擊。您問：區域內國家能做些什麼來改善局勢？或者說亞太地區能採取什麼行動——實際上您是指亞太國家能做什麼？而亞太國家包括美國和中國。如果美中兩國能夠穩定雙邊關係——這要求很高，但至關重要——將對區域秩序乃至全球格局產生重大影響。目前尚難預料事態發展，因為新政府尚未在此議題上集中發力，讓我們拭目以待。
正如我在演講中所解釋的，我認為該地區其他國家中仍有相當一部分相信多邊貿易的國際框架，並希望繼續相互合作、擴大貿易往來。志同道合的夥伴可以攜手推進這一目標，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乃至印度這樣的大國，東協成員國等較小國家，以及與西方聯繫緊密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這些國家都認同必須開展經貿合作，我們可以簽訂自貿協定。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涵蓋太平洋西岸眾多國家，《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還包括美洲國家（除美國外）。在這個不確定的世界裡，這些協定如同救生筏，能提供集體安全保障。
新加坡正持續擴大合作網絡，不僅涵蓋傳統貿易與服務領域，還拓展至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等新領域。我們已建立 6 條綠色數字航運走廊。 我們已與多個夥伴簽署了數字經濟框架協議，並即將與印度達成綠色數字航運走廊協議——這些都將為你們在不確定時期提供一定幫助和穩定性。
至於東協本身，我認為加強內部合作應是優先事項。東協擁有10個成員國，已建立東協經濟共同體。雖然它不像歐盟那樣高度一體化，但仍為區域內深化合作提供了堅實基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東協內部貿易在整體對外貿易中的占比仍然偏低，長期以來維持在不到四分之一的水平。相比之下，歐盟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占其全球貿易的80%至90%。因此，我認為東協各國之間有更大的合作潛力尚未被充分挖掘。
此外，東協也應進一步深化與外部夥伴的合作，推動更多自貿協定的達成。例如，我們目前正在重啟與歐盟的自貿協定談判。希望這些措施能夠為區域帶來更多穩定與機遇。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 是的，我確實擔憂當前這種高度互聯和相互依賴的局面。在我看來，這使得我們很難完全將自己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
李顯龍（國務資政）： 這非常困難，幾乎無望。如果一個國家想要與外部世界完全脫鉤，那它就會變得像朝鮮一樣——但即便是朝鮮，也還是得通過某種方式獲取比特幣。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謝謝您，資政閣下。您剛才提到中美關係，指出兩國必須自行尋求解決之道。的確，這是一對對全球安全與繁榮最具決定性影響的雙邊關係。
據說特朗普總統並非好戰之人，他也尋求達成協議。事實上，他曾提出與普京總統和俄羅斯達成一項「大交易」。您認為，美國和中國之間是否也有可能達成類似的「大交易」？
李顯龍（國務資政）： 我認為這會非常困難，因為美中之間的問題已經根深蒂固。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他們從根本上認定中國是一個「步步緊逼的挑戰」（pacing challenge）。這意味著他們必須將中國視為——不僅僅是合作夥伴或友好國家——而是可能對其構成挑戰甚至威脅的存在。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我認為他們看到中國在崛起，看到中國可能變得比他們更龐大、更強大。而美國人認為這種情況是不可接受的，因為他們在意識形態、全球影響力以及世界地位等方面與中國存在根本性差異。他們已下定決心，無論如何都要保持領先地位，並阻止這種情況發生。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他們則認為自己的崛起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希望與世界進行正常的貿易往來，但與此同時，也認為美國正在試圖阻礙他們的發展。對中國而言，這是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他們認為自己有權利發展，憑什麼其他國家可以對我指手畫腳，規定我不能做這做那？他們堅信自己有權利獲得先進技術，也有權利享有與已開發國家同等的生活水平，並希望在國際舞台上占據應有的位置。
因此，這是兩種截然不同、根本對立的心態。而在這背後，推動這種對立的是涉及主權、安全、價值觀、政治制度、全球貿易失衡、技術以及網絡安全入侵等一系列棘手問題。這些問題難以通過妥協或打包成一個「大交易」來解決。每一個問題在其本質上——至少在各國的基本心態中——都是絕對不容讓步的。
因此，我不認為美中之間有可能達成某種「大交易」。
然而，除非美國和中國能夠攜手合作，達成某種可行的安排，否則我認為兩國都將陷入困境，世界也將因此遭殃。因為如果雙方發生衝突，不僅會兩敗俱傷，還會給全球帶來巨大傷害。
我希望雙方能找到一個折中方案。我能設想為此需要採取的一些措施，但這絕非易事。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 是的，正如您所言，我認為這將是一段崎嶇的歷程，有時甚至可能比崎嶇更糟。現在我想轉到我們每天早晨在報紙上看到的議題——關稅戰和報復性關稅。這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也沒有贏家。您如何看待這一進程或發展趨勢？
李顯龍（國務資政）： 如果你是經濟學家，你會建議中國——你的對手正在做這些事情，加征關稅。他可能認為這會損害中國，但實際上也在損害他自己的經濟。保持冷靜，繼續前行，不要採取任何行動。因為如果你採取行動，也會傷害自己。
但從政治角度，這種克制是不可行的。當有人對你這樣做時，即使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也必須採取行動表明你已經注意到他對你所做的事，並且必須做出回應。就連加拿大也在回應或考慮回應。而這種「你來我往」不僅限於關稅，還包括出口限制、投資限制。基本上，這是一種脫鉤與分裂的過程。這樣的方向，只會帶來嚴重的問題。
自二戰以來，世界再未經歷過這種局面，因此或許已淡忘其模樣。但戰前確曾發生——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美國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大幅提高關稅，引發其他已開發國家競相築起類似高壁壘。全球貿易驟降，經濟衰退加劇，多國陷入嚴重困境，這進一步激化了國家間的政治壓力與緊張態勢，最終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
人們也許忘記了太平洋戰爭是如何開始的——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美國對日本實施了石油和橡膠禁運，而這些都是日本賴以維持工業和戰爭機器的關鍵資源。日本之所以發動太平洋戰爭，就是為了確保這些原材料的供應，包括從馬來亞獲得橡膠和錫，從荷屬東印度（即今天的印度尼西亞）獲得石油產品。所以，這樣的發展路徑是非常危險的。
1985年，李光耀先生曾應邀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主題正是關於這種局勢的發展趨勢。當時是不同的年代，時任總統是隆納·雷根，李光耀先生的演講贏得了全場起立鼓掌。但今天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我們不再談的是美日之間的經貿摩擦，而是兩個核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
或許雙方不會真的走到那條路的盡頭，但希望在某個關鍵時刻，能夠找到「下坡道」或「出口」，及時剎車，避免相互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傷害。但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時間，也需要心態上的轉變。而在此之前，我們只能系好安全帶，做好應對動盪的準備。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 是的，我知道有些人說，給它兩年時間，也許隨著美國中期選舉的到來，局勢可能會有所穩定。
李顯龍（國務資政）： 我不知道會不會如此。我不願將這個問題僅僅歸結為個人偏好或成見。當然，領導人個人的觀點確實會帶來影響，但我認為，各國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更深層次的共識。
過去，世界的理想狀態是平的——我們只需彼此做生意，這樣就好。如果你賣給我所有的糧食，我賣給你所有的汽車和太陽能板——這沒問題。
但現在，人們會問，「如果有一天你不再賣給糧食怎麼辦？」而我也會問，「如果有一天我需要將汽車生產線轉為裝甲車生產線，我該怎麼做？」我認為現在有一個根本性的擔憂，即安全與韌性必須被賦予更大的權重，或許應優先於繁榮與相互依存。
因此，我不認為我們會回到那個各國推動亞太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時代，正如我們在 1990 年左右APEC（茂物宣言，Bogor Declaration）中所表達的那樣。但我也希望我們不會走向一個「叢林法則」的世界——一個國家可以宣稱：「這是國家安全問題，我可以為所欲為，任何人都不能干涉。」
即使是涉及國家安全，我們也不希望自己因此破產；你也不希望破產。在軍備控制領域，哪怕是敵對雙方，也依然設有限制協議，通過條約將競爭控制在一定範圍之內，以防衝突失控。我認為，在貿易領域，我們也需要類似的規則和制度安排。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謝謝您。這將是我最後的第四個問題，之後就輪到觀眾提問了。今年是新加坡獨立60周年。作為全球港口和海運樞紐，新加坡在這60年里不斷壯大，持續發展。而本地區的其他港口如今也有宏大的願景，它們同樣希望擴張業務，發揮更大作用，爭取更多市場份額。這完全可以理解，也是自然的競爭。資政閣下，您如何看待未來20到30年新加坡作為全球港口和海運樞紐的發展前景？我不談60年之後，因為屆時科技和地緣政治或許已發展得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您對新加坡海事產業未來的願景是什麼？
李顯龍（國務資政）：假設世界保持和平穩定，全球貿易體系得以維繫，各國仍需相互開展商貿往來——儘管這並非必然，但我願為此押注並努力——那麼我相信新加坡總能謀得生存之道。
我們的港口已從最初所謂的轉口貿易站（實則不過是鄰近地區的小帆船、來自中國和日本的舢板，或許還有些歐洲來的稍大船隻在此交易），發展至如今每年吞吐量超 4000 萬標準箱（TEU）的規模。
我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始終保持領先一步，高效運作，充分利用技術和人力資源；確保我們擁有一支致力於打造一流港口的團隊，即便缺乏廣闊的國內腹地，也能為自己謀得生機。
若僅依賴新加坡本土的貨櫃業務，新加坡港務集團（PSA）的規模可能只有現在的二十分之一。但我們贏得了國際業務，這完全得益於我們的高效和可靠。疫情期間我們證明了這一點——港口始終開放。疫情過後，當其他港口出現貨物積壓和延誤時，我們這裡成為人們追趕進度、解決問題的首選之地。
因此，我相信我們仍然有增長空間，而且我們已經制定了相當大膽的發展計劃。我們正在建設的大士港（Tuas Port），目標是每年處理6,500萬個標準箱。去年我們的吞吐量剛剛超過4,000萬，相比之下，目標提高了50%。你可能會問：「這是不是太激進了？」我會說：你必須敢於夢想。
當初我們建設現有設施（包括巴西班讓港 Pasir Panjang Port）時，吞吐量約為 1600 萬標準箱，而我們按照 3000 多萬標準箱的規模進行建設。當時人們懷疑我們能否達到這個目標。但我們想：只要去建設，就能實現。結果進展比預期更快——約五六年前我們就達到了目標，現在吞吐量已突破 4000 萬標準箱。
從4,000萬增長到6,000多萬是有潛力的。區域貨運需求還在，而且大量貨櫃依然會通過新加坡海峽流動。雖然有些可能會走北極航道（東北航線），但我相信，東南亞仍將是主要航運路線。新加坡以及周邊一系列港口——包括台灣、馬來西亞、斯里蘭卡、印度等地——都處在這條航線上。
如果我們保持高效率，就能成為貨櫃裝卸的樞紐：一艘船進港，八小時後下一艘船接駁，周轉迅速，貨櫃全程可追蹤、安全無遺失。這樣未來30年我們仍能立足行業，並持續尋求更長遠的突破。
主持人（陳慶珠大使）： 好的，謝謝。現在進入觀眾提問環節。過道旁設有麥克風，如果您想提問，請移步至麥克風前。現場工作人員會舉起閃光牌示意，以便我注意到您。我看到 C 區有一位觀眾舉手，請提問。請您先介紹一下自己的姓名和來自哪裡，這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您的問題背景。
提問者：資政閣下，感謝您富有洞見的演講。我叫尤金（Eugene），來自「環太平洋國際聯盟」。溫室氣體減排對我們這個行業而言是當務之急，同時也可能成為所有航運企業的「遊戲規則改變者」。事實上，對於一些公司來說，這甚至可能關乎生存問題。國際海事組織（IMO）已設定雄心勃勃的目標——到2030年減排30%，並在2050年實現凈零排放。在當前全球經濟日益不確定、成本不斷上升的大環境下，您如何看待國際航運公司與新加坡在實現這一目標上的合作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