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氛围下，我们看到新加坡华文报章在提及索赔行动时，其遣词用句也出现明显的变化。这里就拿8月25日《星洲日报》的为例，它在动员人们出席当天举行的群众大会的社论中，把“肃清行动期间”称为“日军占领时期”，把“蒙难华人”称为“无辜平民”，把“向华人勒索奉纳金”称为“向新加坡人民勒索”等等，明显地看到随着形势的变化，报章也做出淡化“仇日”以及“华人”色彩的配合。
被骑劫的群众大会
8月25日的群众大会，根据报章报道，出席的各族群众超过十万人，会议通过三个议决案：1、联合马来亚、沙巴、砂拉越各地人民采取共同步骤，向日本追讨血债；2、血债不还，即发动人民实行对日本人不合作运动；3、不达目的，即要求政府停止准许日本人入境。李光耀总理也出席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称：“政府经过详细的考虑，研究各方的情况，才决定主持今晚的大会。这个决定是非同小可的，因为今晚的大会通过三个议决案之后，政府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就必须改变，我们一旦接受了一定的立场之后，就必须坚持达到合理的解决”。他还同时做出感性的陈述，宣称他的妻舅和吴庆瑞都是义勇军成员，自己也在日军的检证行动中死里逃生，对“这个题”他“感同身受”。
李光耀总理在群众大会上引导群众高呼口号。(图片来源：新加坡档案馆) 在即将宣布大选前，对这场精心布置的群众大会的举行，李光耀总理显得很满意，虽然大会举行的中间，出现一些观众闹场，他反而觉得帮他加分，一切势态发展都在他的掌控中。他在事后这么回忆：“在这样的场合，他们闹事，我就得展示我的机智和斗志，面对他们的威胁，我因而大大地提高了自己领袖的地位”（见《李光耀回忆录》）。
9月3日，政府突然宣布举行大选，这场群众大会，相信为执政党布置的大选博得不少的选票。9月16日，马来西亚宣布成立，新加坡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成员邦。9月21日，行动党在大选中蝉联执政。
索赔行动重新停滞不前
在赢得大选之后三天，新加坡邦总理召见各族商会代表，首先保障政府对于索赔问题的立场“绝不改变”，不过，话锋一转，强调“对这个问题应采取实际、行得通的态度。日本的赔偿，不一定要现金，如以货品抵值也行。”李光耀总理讲话所表达的立场，与在群众大会的宣布，明显有所退却。
由于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外交事务交由中央政府管辖，索赔这烫手山芋转入马来西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手上。1963年9月27日，总商会致函东姑首相，请求全权处理向日索赔问题。不过，一直到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时，索赔问题始终进展缓慢，在这期间总商会还应东姑首相建议，把“Atonement Sum”（谢罪金）改为“Goodwill Payment”（善意酬金）。
至于纪念碑的兴建，虽然不在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自从1963年6月15日，由李光耀总理主持动土礼之后，也进入冬眠状态。兴建纪念碑工程的拖延，原因是政府建议，遗骸须瘗葬在蔡厝港坟场，海滨公园仅供建筑纪念碑。而总商会的意见是，在不妨碍卫生的条件之下，遗骸应安葬在纪念碑下，这样才有留存后人凭吊的价值和意义，也能告慰冤魂。一直到1966年1月末，纪念碑建立方案始获总理李光耀批准。总商会3月末开始招标，4月23日建筑工程始得进行。
民间索赔偃旗息鼓
建碑一事有所进展，可是向日索赔一事却停滞不前，坊间颇有怨言。1966年7月4日，总商会联合各社团为李光耀总理访问欧亚各国归来，借设宴洗尘之机，重提向日追讨血债一事。主宾李光耀总理的答词，从中华总商会的会议档案，可以看到总商会董事的不满情绪：“李光耀总理所发表答词，似乎给予听众一种印象，觉得李总理对于向日本追讨血债事，未如本会一样迫切。”后面作了一个结论：“记得1963年本会在大草埔召开追讨血债群众大会之时，李总理在会中演说曾大力支持，此次发表此种言论，殊属令人费解。但无论如何本会既有表明，政府欲采取放松态度，本会责任已可减轻，因本会纵欲交涉，若无政府作后盾及其他配合，实难为也”（见《中华总商会第33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记录》） 可见新加坡独立后，面对越来越强势的政府，总商会的索赔行动走得如履薄冰。
1966年10月25日日本外相椎名悦三郎访问新加坡，在与新加坡外交部长拉惹勒南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双方就血债一事已达致协议，日本决定交付新加坡5千万元，其中2千5百万是“赠款”，另外2千5百万元是“贷款”。
10月25日，总商会拟与日本外相商谈未果。25日李光耀总理召见总商会代表，解释新日政府解决血债的协议。31日复致函总商会，说明“新加坡政府达致此项决定乃为我国经济发展之实际问题着想”，在函末警告“台端记取确保此项问题不致再为日后之争端”。当天下午，总商会董事即刻开会讨论，隔天答复李总理说：“会众对于函中所提政府为我国经济发展着想所采取之决定，至为了解，惟佥以为是项决定恐与1963年8月25日本国各民族向日本追讨血债群众大会议决案未尽相符，敝会实难向群众交代，至感遗憾！”
11月4日，李光耀总理复函总商会称：“关于接受日本政府所提建议，此乃新加坡政府方面所作决定。政府并非邀托贵会向人民解释政府所作决定。因此，向新加坡人民交代乃新加坡政府之责任”。字里行间摆出强势政府的姿态，让总商会情何以堪。
新加坡政府以经济发展作为考量，对日本让步。在形势比人强的情况下，民间索赔运动只得委曲求全，偃旗息鼓。
1967年2月15日，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终告落成，李光耀总理在主持揭幕礼时，致辞称：“今日我们集合在这里，并不是要撩起旧日的仇恨火焰，也不是为了清算血债，我们是要悼念那些在新加坡的一场历史大灾难中死难的无辜和无助的男女同胞。”李光耀总理希望借助纪念碑的落成，为这段新加坡民间追讨血债的运动画下永远的休止符。
注*：对照《李光耀回忆录》英文版，这段引言的官方中文翻译很不到位，不揣浅陋，尝试重译如下，希望有助于阅读拙文，附上英文原文，以资参考： I was not anxious to work up this issue, but the problem was not going away. The (SCCC) had decided to bring the (‘blood-debt’) to a head, and as I was planning to hold elections just before Malaysia Day, I had to press its demand, whatever the consequences in terms of Japanese investment. 我不想炒热这个课题，但是这个问题挥之不去。由于我计划在马来西亚成立前举行大选，中华总商会决意把追讨“血债”追究到底，我必须顺应他们的要求，不管日本投资会出现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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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怡和世纪》2022年02月第46期。作者为《怡和世纪》编委林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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