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本侵略东南亚期间，新加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而战争结束后，人们对日本的索赔路依然坎坷而漫漫，文章来自《怡和世纪》2022年02月第46期。
在新加坡市中心勿拉士巴沙路和美芝路交界处，静静地矗立著四根洁白的擎天柱，平时也不怎么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这四根简约设计风格看起来不那么起眼的柱子，正式名称是“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对新加坡各族人民，特别是新加坡华人来说，却显得意义非凡。这座纪念碑基石的下面，埋著成千上百被日军屠杀的平民百姓的遗骸，四根嵌入蒙难冤魂血海深仇的擎天柱，默默地对着长空，诉说着日军的血腥暴行。
这座纪念碑是在1967年1月建成，2月15日举行落成揭幕典礼，距离日本在1945年战败投降，足足过了21年。纵观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建立纪念碑，纪念他们的卫国英雄和蒙难人民。为什么一座对新加坡人民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纪念碑，却要拖延二十多年后才能落实建成？这当中有没有隐藏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历史的面纱，回顾这段筹建纪念碑，以及跟它密切相关的新加坡民间向日索赔血债的坎坷历程。
图片来源：新加坡档案馆
日本侵略军的两大罪状
新加坡民间向日本索赔血债的行动，肇始于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准确地说所谓“新加坡民间索赔”，是新加坡华人组织的行动。原因是日本侵略军一占领新加坡，立即展开针对华人的“肃清行动”。所谓“肃清行动”是日本的说法，其实就是赤裸裸的大屠杀暴行，针对的是参与抗日活动，支持抵制日货和参加筹赈会的人士，以及共产党员和抗日义勇军成员。在长达三天的“肃清行动”中，惨遭日军杀害的华人数以万计。这是日军对华人犯下的滥杀无辜反人类的罪行。
奉纳金支票
其二是胁迫林文庆带头成立“华侨协会”，透过它强迫华商集资缴纳5千万马币的“奉纳金”。所谓“奉纳金”，其实是“赎命金”，这项苛政，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华人，无疑是雪上加霜，极大影响人民的生计，严重危害华人的生存权，这是日军对华人犯下强取豪夺的罪行。
了解到华人在日占时期的惨绝人寰的遭遇，就不会奇怪新加坡民间向日索赔的行动，为什么只是由华人来发动。
追讨血债的起步
1945年日军投降后不久，陈嘉庚就在他避居的爪哇，发布南侨筹赈总会通告第一号，内文称：“南洋各属不幸沦陷敌寇三年余，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尤以马来亚新加坡为甚。至于侨胞惨被敌寇酷刑虐杀，迫取金钻，掠劫货物，应当严惩报复，及请追回，或求赔偿。各处侨领宜速组调查委员会，呈请中外政府，务期达到目的，此为战后侨胞首要之任务也。”这个通告，可视为新加坡华人组织吹响向日索赔的第一声号角。
陈嘉庚一回到新加坡，就立刻成立南侨筹赈总会调查委员会，并在1945年10月19日假中华总商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后发布南侨筹赈总会通告第二号，呼吁发动大规模调查日占时期，华人人命和财产的总损失。
1946年1月，南侨筹赈总会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出炉，向委员会登记有名有姓的蒙难人数大约是5千人，向政府咨询局登记的蒙难人数有三千多人，两者对照，去掉重复最后核实的蒙难人数是7千人；有向委员会报告的财产损失合计叻币67,618,200.00元。陈嘉庚提议在武吉知马八英里处，“建一堂皇的永久纪念碑，既可追悼死者，又可警惕后世”。
拟议建立纪念碑的申请很快地被殖民地当局拒绝，给予的理由是：1、战时牺牲者，各族都有，不宜偏于一族；2、拟议建碑地点，原为日军建碑之处，不宜循其遗址。
鸣冤会接棒追讨血债
鉴于中国抗日战争告终，南侨筹赈总会在1946年3月底功成身退。1946年6月2日，新加坡华侨集体鸣冤委员会正式成立，郑古悦出任主席。鸣冤会主要的任务有四点：1、办理登记，查明蒙难人数；2、搜罗证据，集体鸣冤，以期元凶伏法；3、瘗骨立碑；4、追讨奉纳金及血债。鸣冤会接棒筹赈会未竟之追讨血债的工作。
当年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鸣冤会的诉求每每受到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掣肘。战后，英国作为战胜一方的同盟国，更热心以宗主国的地位，接收在它前殖民地的日本敌产，而不是关心殖民地人民的福祉。随着二战后美苏之间的冷战逐渐浮现，美国人觉得扶植日本对于遏制亚洲共产党的崛起作用极大。同盟国如何处理战败的日本问题，主要由美国拍板。1951年在中国缺席，苏联反对的情况下，美英两国主导通过签署“旧金山和约”，结束同盟国对日本的占领，并把所有主权归还日本。美国不但把日本改造成自己的盟友，还和日本缔结《美日安保条约》，作出了保证日本安全的承诺。
许锡勇 大检证 1963 现藏新加坡国家美术馆（吕瑶良 摄） 在冷战笼罩的氛围底下，鸣冤会向日索赔愈加难以进行。1951年殖民地敌产管理局发言人称，在英日已经签署和约的情况下，日本无须偿还新加坡华人被勒索的“奉纳金”，也无须赔偿华人其他损失。这样的宣告，无异直接废了鸣冤会的武功，让鸣冤会的工作难以为继。第一阶段新加坡民间追讨血债的行动就这么无疾而终。
第二波追讨血债行动
民间追讨血债的行动沉寂10年后，1962年初在白沙发现蒙难者遗骸的报道，再度唤醒人们的记忆。同年1月31日，中华总商会董事开会表示关切，并成立小组进行调查。紧接着在2月28日召开董事会议，小组报告尚有多处发现遗骸，等待发掘。会议因此议决：1、成立“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善后委员会”，负责探查、发掘、安葬遗骸，以及筹建公纪念碑等事宜；2、日内晋见政府，报告细情；3、坚决要求政府向日本政府交涉赔偿。
由中华总商会发动的这一波索赔的行动，可视为新加坡民间追讨血债的第二阶段。虽然说基本上是延续第一阶段的工作，但是它所展示的能量和面对的形势，与第一阶段却有很大的不同：这次的行动是由当年华人心目中最高机构的中华总商会带头，不管财力、物力、人力都不是以往的组织能比拟的；在政治方面，新加坡也从殖民地变成自治邦，面对的是民选的自治政府，索赔行动照理说能比较顺利。
知悉新加坡民间展开向日索赔的行动之后，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称：“这项问题（指索赔）已经在旧金山和平条约下解决了。”日本外务省这种表态显然是想推卸责任，引起新加坡华文报界的不满，《星洲》、《南洋》纷纷发表社论表示谴责。
事与人违，总商会一开始展开工作，就遇到重重阻力，不仅是面对日本外务部无理表态，开挖和安葬的准证的申请，也因为迟迟得不到卫生部的答复而无法进行。过后又被诸多为难，比如要求说明如何安放遗骸，安葬何处，被埋人数，彼等国籍以及遗骸报讯者的姓名，之后又被警告，挖掘费用不得向外筹款等等。
索赔行动举步艰辛
总商会发动的民间索赔行动，一开始就进行得不很顺利，这是可以理解的，假如我们对当时新加坡的政治局势有所了解，新加坡政府显然不太支持这个行动，仔细分析有两大因素：
一、新加坡自治政府在1959年执政后，就开始面对解决新加坡严重的失业问题。财政部长吴庆瑞认为，要解决高失业率和增加税收，新加坡的经济结构必须重组，不可单方面依赖转口贸易。他认为实现工业化计划是一个良策，因此在1960年10月，邀请联合国技术援助机构，派来专家小组，为新加坡的经济把脉，并提供药方。专家小组组长是荷兰工业经济专家温斯敏博士（Dr.Albert Winsemius），他在任务完成后，向新加坡政府提议，新加坡的工业化必须扩大制造业，制定能够吸引外资的政策，最后提醒政府，必须积极介入和干预整个计划的实行，不能放任资本家和投资家去进行。新加坡政府因此在1961年8月成立经济发展局（EDB），来全盘推动新加坡的工业化计划。
新加坡政府一开始就选择了日本，作为工业化计划的主要伙伴。总理李光耀在解释为什么选择日本时，强调他是着重在日本能为新加坡，提供最便宜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当然担心，总商会推动的索赔行动，不但会影响新日关系，也会吓退日本的工业投资。
二、1961年9月，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因为推动“通过合并，取得独立”的马来西亚计划，造成党内两派严重分裂，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一派，分裂出去成立社会主义阵线。在这之前，因为党争失败的行动党强人王永元，也退党组织人民统一党。两党在总商会提出向日索赔的呼吁时，都积极响应。
由于总商会的索赔行动，不但得到反对党的积极支持，也包括许多华人社团，甚至势力强大的工会和校友会等的热烈响应。新加坡华人民间，因日军在占领期间的暴行，一般都对日本没有好感。执政党担心总商会推动的索赔运动，会在华社之间激起“反日”情绪，如让这把“反日之火”燃起，可能殃及其执政地位。
新加坡政府处于一种两难的局面，又要与这个索赔运动保持距离，又怕这种冷漠的态度，导致华社的不满。
索赔行动出现转机
总商会向日本政府索赔血债的要求，因得不到政府积极的支持，陷入一筹莫展的僵局。1963年3月6日，总商会决定对日本直接进行交涉，他们派出一个九人代表团，会见日本驻新总领事，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日占时期残杀无辜的血债，以消除新加坡人民的不满，并宣称“此事愈早解决，愈对新日关系以及日本商家有利。”
1963年2月2日，政府进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扣留了一百多名社会主义阵线、工会以及文化团体的领导人和干部，这就是代号“冷藏行动”的大逮捕行动。
在这之后，我们看到，总商会索赔行动的僵局逐渐得到缓解，政府开始介入和试图引导索赔的方向。之所以会有这种大转弯，原因之一就是大逮捕扫除了政治障碍，政府更有信心去处理棘手的华社问题，总商会索赔行动得到华社强大的支持，政府发觉民心可用；另外一个原因是执政党策划在1963年9月马来西亚成立前几天，搞一个“突击”大选。为了应付这个大选，他们必须先做好争取民心的准备，以便取得举足轻重的“讲华族语言”群众的选票。我们从《李光耀回忆录》里就可以得到印证，李光耀在书中毫不讳言地说：“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打草惊蛇，但是问题却挥之不去。中华总商会决心把问题提出来，以求解决。由于我计划在马来西亚成立前举行大选，因此不得不赶紧提出总商会的要求，不论这样做对日本投资会产生怎样的结果。”
（注*） 1963年3月13日，对总商会索赔行动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民间索赔之路，出现戏剧性变化，开始露出曙光。在这天总理李光耀接见总商会代表，会后李总理表示日本当局对索赔问题，“确有赎罪之意”，并且答应一笔赔款，数目大小，尚未公布。我们政府将向日本政府提出有关赔款的反建议。
李光耀总理进一步宣布，政府已经拨出美芝路英国三军俱乐部左边的草地，作为建立日治时期蒙难人士纪念碑及纪念公园。政府将依据总商会所得筹款，以一元对一元的方式拨款，作为建筑基金。
最后，作出最耐人寻味的建议，希望纪念碑奠基典礼，能够在当年六月举行。知道政府将在9月初宣布举行大选，对李总理希望尽快举行奠基典礼就不会感到不解。
民间索赔转为全民行动
1963年4月21日，总商会在维多利亚剧院举行大会，可以视为第一次汇聚各族团体的誓师大会。除华人社团，大会还邀请马来、印度、锡兰、以及欧亚商会代表参加。我们看到这个原由总商会发动索赔行动，做出重大的变化，虽然说大检举的蒙难者百分之百为华人，不过政府不希望索赔行动是华人单方面的行动，应该把各族都包括进来。有关这点，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这么说：“他知道（指高德根会长）如果向日本索偿纯粹是华人问题，人民行动党政府将会不高兴，所以说服马来商会、印度商会、欧亚商会和锡兰商会参加群众大会。”
1963年8月3日，总商会代表在拜会李光耀总理后，在8月9日假怡和轩举行特别董事会议，决定成立行动委员会，名称冗长，称为“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联合各民族向日本追讨血债行动委员会”。策划8月25日在政府大厦前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以展示“新加坡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的团结意志”。可以相信，这是在政府默许下的行动，虽说是向日本展示新加坡人民的决心，实际上，政府也在为一周后的大选做精心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