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日本侵略東南亞期間，新加坡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而戰爭結束後，人們對日本的索賠路依然坎坷而漫漫，文章來自《怡和世紀》2022年02月第46期。
在新加坡市中心勿拉士巴沙路和美芝路交界處，靜靜地矗立著四根潔白的擎天柱，平時也不怎麼能夠引起大家的注意。這四根簡約設計風格看起來不那麼起眼的柱子，正式名稱是「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對新加坡各族人民，特別是新加坡華人來說，卻顯得意義非凡。這座紀念碑基石的下面，埋著成千上百被日軍屠殺的平民百姓的遺骸，四根嵌入蒙難冤魂血海深仇的擎天柱，默默地對著長空，訴說著日軍的血腥暴行。
這座紀念碑是在1967年1月建成，2月15日舉行落成揭幕典禮，距離日本在1945年戰敗投降，足足過了21年。縱觀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紛紛建立紀念碑，紀念他們的衛國英雄和蒙難人民。為什麼一座對新加坡人民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紀念碑，卻要拖延二十多年後才能落實建成？這當中有沒有隱藏一些不為人知的原因？讓我們一起來揭開歷史的面紗，回顧這段籌建紀念碑，以及跟它密切相關的新加坡民間向日索賠血債的坎坷歷程。
圖片來源：新加坡檔案館
日本侵略軍的兩大罪狀
新加坡民間向日本索賠血債的行動，肇始於1945年9月日本投降後。準確地說所謂「新加坡民間索賠」，是新加坡華人組織的行動。原因是日本侵略軍一占領新加坡，立即展開針對華人的「肅清行動」。所謂「肅清行動」是日本的說法，其實就是赤裸裸的大屠殺暴行，針對的是參與抗日活動，支持抵制日貨和參加籌賑會的人士，以及共產黨員和抗日義勇軍成員。在長達三天的「肅清行動」中，慘遭日軍殺害的華人數以萬計。這是日軍對華人犯下的濫殺無辜反人類的罪行。
奉納金支票
其二是脅迫林文慶帶頭成立「華僑協會」，透過它強迫華商集資繳納5千萬馬幣的「奉納金」。所謂「奉納金」，其實是「贖命金」，這項苛政，對處於水深火熱的華人，無疑是雪上加霜，極大影響人民的生計，嚴重危害華人的生存權，這是日軍對華人犯下強取豪奪的罪行。
了解到華人在日占時期的慘絕人寰的遭遇，就不會奇怪新加坡民間向日索賠的行動，為什麼只是由華人來發動。
追討血債的起步
1945年日軍投降後不久，陳嘉庚就在他避居的爪哇，發布南僑籌賑總會通告第一號，內文稱：「南洋各屬不幸淪陷敵寇三年余，生命財產損失慘重，尤以馬來亞新加坡為甚。至於僑胞慘被敵寇酷刑虐殺，迫取金鑽，掠劫貨物，應當嚴懲報復，及請追回，或求賠償。各處僑領宜速組調查委員會，呈請中外政府，務期達到目的，此為戰後僑胞首要之任務也。」這個通告，可視為新加坡華人組織吹響向日索賠的第一聲號角。
陳嘉庚一回到新加坡，就立刻成立南僑籌賑總會調查委員會，並在1945年10月19日假中華總商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會後發布南僑籌賑總會通告第二號，呼籲發動大規模調查日占時期，華人人命和財產的總損失。
1946年1月，南僑籌賑總會調查委員會調查報告出爐，向委員會登記有名有姓的蒙難人數大約是5千人，向政府諮詢局登記的蒙難人數有三千多人，兩者對照，去掉重複最後核實的蒙難人數是7千人；有向委員會報告的財產損失合計叻幣67,618,200.00元。陳嘉庚提議在武吉知馬八英里處，「建一堂皇的永久紀念碑，既可追悼死者，又可警惕後世」。
擬議建立紀念碑的申請很快地被殖民地當局拒絕，給予的理由是：1、戰時犧牲者，各族都有，不宜偏於一族；2、擬議建碑地點，原為日軍建碑之處，不宜循其遺址。
鳴冤會接棒追討血債
鑒於中國抗日戰爭告終，南僑籌賑總會在1946年3月底功成身退。1946年6月2日，新加坡華僑集體鳴冤委員會正式成立，鄭古悅出任主席。鳴冤會主要的任務有四點：1、辦理登記，查明蒙難人數；2、搜羅證據，集體鳴冤，以期元兇伏法；3、瘞骨立碑；4、追討奉納金及血債。鳴冤會接棒籌賑會未竟之追討血債的工作。
當年新加坡還是英國殖民地，鳴冤會的訴求每每受到英國殖民地政府的掣肘。戰後，英國作為戰勝一方的同盟國，更熱心以宗主國的地位，接收在它前殖民地的日本敵產，而不是關心殖民地人民的福祉。隨著二戰後美蘇之間的冷戰逐漸浮現，美國人覺得扶植日本對於遏制亞洲共產黨的崛起作用極大。同盟國如何處理戰敗的日本問題，主要由美國拍板。1951年在中國缺席，蘇聯反對的情況下，美英兩國主導通過簽署「舊金山和約」，結束同盟國對日本的占領，並把所有主權歸還日本。美國不但把日本改造成自己的盟友，還和日本締結《美日安保條約》，作出了保證日本安全的承諾。
許錫勇 大檢證 1963 現藏新加坡國家美術館（呂瑤良 攝） 在冷戰籠罩的氛圍底下，鳴冤會向日索賠愈加難以進行。1951年殖民地敵產管理局發言人稱，在英日已經簽署和約的情況下，日本無須償還新加坡華人被勒索的「奉納金」，也無須賠償華人其他損失。這樣的宣告，無異直接廢了鳴冤會的武功，讓鳴冤會的工作難以為繼。第一階段新加坡民間追討血債的行動就這麼無疾而終。
第二波追討血債行動
民間追討血債的行動沉寂10年後，1962年初在白沙發現蒙難者遺骸的報道，再度喚醒人們的記憶。同年1月31日，中華總商會董事開會表示關切，並成立小組進行調查。緊接著在2月28日召開董事會議，小組報告尚有多處發現遺骸，等待發掘。會議因此議決：1、成立「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遺骸善後委員會」，負責探查、發掘、安葬遺骸，以及籌建公紀念碑等事宜；2、日內晉見政府，報告細情；3、堅決要求政府向日本政府交涉賠償。
由中華總商會發動的這一波索賠的行動，可視為新加坡民間追討血債的第二階段。雖然說基本上是延續第一階段的工作，但是它所展示的能量和面對的形勢，與第一階段卻有很大的不同：這次的行動是由當年華人心目中最高機構的中華總商會帶頭，不管財力、物力、人力都不是以往的組織能比擬的；在政治方面，新加坡也從殖民地變成自治邦，面對的是民選的自治政府，索賠行動照理說能比較順利。
知悉新加坡民間展開向日索賠的行動之後，日本外務省發表聲明稱：「這項問題（指索賠）已經在舊金山和平條約下解決了。」日本外務省這種表態顯然是想推卸責任，引起新加坡華文報界的不滿，《星洲》、《南洋》紛紛發表社論表示譴責。
事與人違，總商會一開始展開工作，就遇到重重阻力，不僅是面對日本外務部無理表態，開挖和安葬的准證的申請，也因為遲遲得不到衛生部的答覆而無法進行。過後又被諸多為難，比如要求說明如何安放遺骸，安葬何處，被埋人數，彼等國籍以及遺骸報訊者的姓名，之後又被警告，挖掘費用不得向外籌款等等。
索賠行動舉步艱辛
總商會發動的民間索賠行動，一開始就進行得不很順利，這是可以理解的，假如我們對當時新加坡的政治局勢有所了解，新加坡政府顯然不太支持這個行動，仔細分析有兩大因素：
一、新加坡自治政府在1959年執政後，就開始面對解決新加坡嚴重的失業問題。財政部長吳慶瑞認為，要解決高失業率和增加稅收，新加坡的經濟結構必須重組，不可單方面依賴轉口貿易。他認為實現工業化計劃是一個良策，因此在1960年10月，邀請聯合國技術援助機構，派來專家小組，為新加坡的經濟把脈，並提供藥方。專家小組組長是荷蘭工業經濟專家溫斯敏博士（Dr.Albert Winsemius），他在任務完成後，向新加坡政府提議，新加坡的工業化必須擴大製造業，制定能夠吸引外資的政策，最後提醒政府，必須積極介入和干預整個計劃的實行，不能放任資本家和投資家去進行。新加坡政府因此在1961年8月成立經濟發展局（EDB），來全盤推動新加坡的工業化計劃。
新加坡政府一開始就選擇了日本，作為工業化計劃的主要夥伴。總理李光耀在解釋為什麼選擇日本時，強調他是著重在日本能為新加坡，提供最便宜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當然擔心，總商會推動的索賠行動，不但會影響新日關係，也會嚇退日本的工業投資。
二、1961年9月，新加坡執政黨人民行動黨，因為推動「通過合併，取得獨立」的馬來西亞計劃，造成黨內兩派嚴重分裂，反對「馬來西亞計劃」的一派，分裂出去成立社會主義陣線。在這之前，因為黨爭失敗的行動黨強人王永元，也退黨組織人民統一黨。兩黨在總商會提出向日索賠的呼籲時，都積極響應。
由於總商會的索賠行動，不但得到反對黨的積極支持，也包括許多華人社團，甚至勢力強大的工會和校友會等的熱烈響應。新加坡華人民間，因日軍在占領期間的暴行，一般都對日本沒有好感。執政黨擔心總商會推動的索賠運動，會在華社之間激起「反日」情緒，如讓這把「反日之火」燃起，可能殃及其執政地位。
新加坡政府處於一種兩難的局面，又要與這個索賠運動保持距離，又怕這種冷漠的態度，導致華社的不滿。
索賠行動出現轉機
總商會向日本政府索賠血債的要求，因得不到政府積極的支持，陷入一籌莫展的僵局。1963年3月6日，總商會決定對日本直接進行交涉，他們派出一個九人代表團，會見日本駐新總領事，要求日本政府賠償日占時期殘殺無辜的血債，以消除新加坡人民的不滿，並宣稱「此事愈早解決，愈對新日關係以及日本商家有利。」
1963年2月2日，政府進行大規模的逮捕行動，扣留了一百多名社會主義陣線、工會以及文化團體的領導人和幹部，這就是代號「冷藏行動」的大逮捕行動。
在這之後，我們看到，總商會索賠行動的僵局逐漸得到緩解，政府開始介入和試圖引導索賠的方向。之所以會有這種大轉彎，原因之一就是大逮捕掃除了政治障礙，政府更有信心去處理棘手的華社問題，總商會索賠行動得到華社強大的支持，政府發覺民心可用；另外一個原因是執政黨策劃在1963年9月馬來西亞成立前幾天，搞一個「突擊」大選。為了應付這個大選，他們必須先做好爭取民心的準備，以便取得舉足輕重的「講華族語言」群眾的選票。我們從《李光耀回憶錄》里就可以得到印證，李光耀在書中毫不諱言地說：「我不想在這個問題上打草驚蛇，但是問題卻揮之不去。中華總商會決心把問題提出來，以求解決。由於我計劃在馬來西亞成立前舉行大選，因此不得不趕緊提出總商會的要求，不論這樣做對日本投資會產生怎樣的結果。」
（注*） 1963年3月13日，對總商會索賠行動來說，是一個好的開始，民間索賠之路，出現戲劇性變化，開始露出曙光。在這天總理李光耀接見總商會代表，會後李總理表示日本當局對索賠問題，「確有贖罪之意」，並且答應一筆賠款，數目大小，尚未公布。我們政府將向日本政府提出有關賠款的反建議。
李光耀總理進一步宣布，政府已經撥出美芝路英國三軍俱樂部左邊的草地，作為建立日治時期蒙難人士紀念碑及紀念公園。政府將依據總商會所得籌款，以一元對一元的方式撥款，作為建築基金。
最後，作出最耐人尋味的建議，希望紀念碑奠基典禮，能夠在當年六月舉行。知道政府將在9月初宣布舉行大選，對李總理希望儘快舉行奠基典禮就不會感到不解。
民間索賠轉為全民行動
1963年4月21日，總商會在維多利亞劇院舉行大會，可以視為第一次匯聚各族團體的誓師大會。除華人社團，大會還邀請馬來、印度、錫蘭、以及歐亞商會代表參加。我們看到這個原由總商會發動索賠行動，做出重大的變化，雖然說大檢舉的蒙難者百分之百為華人，不過政府不希望索賠行動是華人單方面的行動，應該把各族都包括進來。有關這點，李光耀在回憶錄中這麼說：「他知道（指高德根會長）如果向日本索償純粹是華人問題，人民行動黨政府將會不高興，所以說服馬來商會、印度商會、歐亞商會和錫蘭商會參加群眾大會。」
1963年8月3日，總商會代表在拜會李光耀總理後，在8月9日假怡和軒舉行特別董事會議，決定成立行動委員會，名稱冗長，稱為「新加坡中華總商會聯合各民族向日本追討血債行動委員會」。策劃8月25日在政府大廈前廣場舉行聲勢浩大的群眾大會，以展示「新加坡各族人民同仇敵愾的團結意志」。可以相信，這是在政府默許下的行動，雖說是向日本展示新加坡人民的決心，實際上，政府也在為一周後的大選做精心的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