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李光耀诞辰100周年。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年09月16日~ 2015年03月23日）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 ，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始人。新加坡建国总理，被誉为“新加坡国父”。2018年12月18日，李光耀获得“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也宣告短命的“昭南市”又回归为“新加坡”。
1942年2月15日，日本占领新加坡，时间是中国的春节，这一天英军投降。 新加坡成为日本的“昭南市”，“昭南市”在新加坡的历史上只存在短短的三年半的时间。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间是中元节。英军又回来了，新加坡又成为英国人的“殖民地”。自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英国人统治了新加坡200多年。
日治时期仅仅三年多的时间，李光耀却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对李光耀的执政理念、如何管理新加坡影响深远。同时，也对新加坡人遵纪守法习惯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影响。《日治时期》（1942--1945），该书1995年，由时报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书中详细介绍了新加坡及李光耀当时的情况。并在题词中写道：献给在日军攻占期间罹难以及所有热爱和平的人士。
“大检证”
1942年2月15日日本占领新加坡，仅在3天后--2月18日至25日，就进行了“大检证” ，凡是年龄18岁到50岁的男性公民，必须到5个集中地点接受验证。这主要是针对当地华人中的“抗日分子”进行大清洗。当时，马来西亚人和印度人对日本人的反抗并不激烈，华人由于受到中国及马共的影响，对日本人激烈反抗 。
在“大检证”中，最令人害怕的是，一队队的老百姓，在一个蒙上面罩的人面前经过，只要此人一点头，一经过指认，就立即抓走，基本上都被处死。许多人就此就被杀害了。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简述他是如何逃出验证关的，文章说：我在忠姑（李光耀家中的园丁）的小房间里度过一晚，便决定到出口处，接受验证后出去，可是执勤的日本兵挥手要我同一群华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觉得不对劲，于是要求日本兵准许我回去整理房间的东西，日本兵答应了。我又回到忠姑的小房间，在里面躲了一天半，才试着从同一个检查站出去，这一次，我莫名其妙地平安通过了检查站。
日本兵在我的手臂和上衣前面，盖上一个“检”字，意思是检查过了，可以出去了。
“九种人”
“大检证”主要针对的是以下“九种人”
1. 曾经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积极活动的人士
2. 曾经最慷慨地捐款给筹赈会的富裕人士（东南亚的富裕人士以华人为主）
3. 南洋华侨救国运动领袖陈嘉庚的追随者
4. 海南人 （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属共产党分子）
5. 凡在中日战争以后来到马来亚的中国出生华人（他们被认为或参加过抗战，或厌恶日军侵略及逃避日军征用而离开中国的人）
6. 凡是纹身的男性（在日本人看来，纹身的男子都是私会党徒）
7. 凡是以义勇军之身份，帮助英军抵抗日军者
8. 公务员以及可能亲英之人士
9. 凡是拥有武器，并尝试扰乱治安之人士
从中可以看出，大清洗主要是针对华人中的抗日分子的。在战场上，主要是针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组织的抗日军队。
《安居证》
“大检证”后，1942年4月，警察开始户籍注册，他们到每家每户登记所有住户的详细信息后，对每一户居民都发《安居证》，确认他们为“良民”，《安居证》可能类似当时日本人在中国发的《良民证》吧。
1943年4月，《安居证》被户口调查票所取代，这些户口调查票都存在警察局里，警察经常到各家各户进行突击检查，如有关出生、死亡或者地址更换的户籍变动，都需要向警察报告。
当时还是学生的陈万清回忆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集中，在事后听到有人因此失踪，我们才知道日军在抓捕他们，认为他们是抗日分子。
“粒”替代“个”
1942年9月，日本人占领新加坡半多，就在新加坡实行了协警制，发协警胸章。负责3000户人家的，称之为区长（可能相当于中国城市的区），协警胸章有三颗星，称之为“三粒星”。
负责300户人家的，（可能相当于中国城市的街道）协警胸章有两颗星，称之为“两粒星”。负责30户人家的，（可能相当于中国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协警胸章有一颗星，称之为“一粒星”。
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日文中有许多字就是汉字，协警胸章上的“几粒星”大概就是日文原文，华人也都能看得懂，唯一区别的是量词不同了。
华文一般把比较小的东西才称之为“粒”，如一粒米、一粒豆、一粒芝麻等等，而不能把比较大的东西称之为“粒”，大的如西瓜、篮球，中等的如苹果、梨等等。
中国人一般把比较大的东西称之为“粒”就是说错了。而新加坡人对许多东西不论大小，都一概称之为“粒”，如一粒球、一粒西瓜、一粒苹果、一粒萝卜等等。像“星星”等专有名词，都必须固定的量词来搭配，如“星星”只能用“颗”，西瓜、苹果只能说“个”等等。
笔者一直不知道新加坡的这个“一粒西瓜”是怎么来的？现在看来，这个“粒”很可能是日本人带来的。
日语中的“粒”也来源于汉语，百度文库对日语“粒”的解释为：“粒”在日语使用范围大于汉语，相当于汉语中的“个”。可能日语对汉语中五花八门的量词进行了简化，“一刀切”对用“个”的不少地方，都称之为“粒”。新加坡人可能也“跟随日本的用法”，所以一直延用到今天，已经约定俗成了。
“大检证”杀死多少人？
新加坡的大屠杀，主要是指“大检证”被杀死的人。关于被日军“大检证”杀害的华人数目，多年来因统计上的困难，一直没有确切的数字，最少是2000多人，最多的是15万人，相差几十倍。
1945年9月，英国随军记者博比·杰克逊认为人数达到5万。
同月11日，《星洲日报·总汇报》引用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出版的《昭南日报》提供的数字，说“新加坡检举不良分子7万余人”。
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咨询局进行初步的登记，只查出2721名遇难者。
1947年3月10日，在开审的检证案战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据登记所得，指控日军屠杀了五千以上的华人。
马来西亚柔佛州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就断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
当时负责检证而被指控的日军警备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证他所负责的市区内只有四五千人被杀。
日本历史学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战争》一书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东亚年报》说，当年在新加坡共有七万人被检举。
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因“检证”遇难的华人应超过二万五千名。
1983年，日本新版中学历史教材经日本政府审查后，将“检证”被害人数由两万人改为六千人。
为什么会出现死亡人数相差几十倍的情况，可能是由于统计的口径不一。死亡十几万人可能是广义的，包含战争中死亡俘虏及扰乱社会治安中被严打的死亡，如偷窃者被处死，还有战俘在虐待中死亡。英军投降时，约十三万士兵成为战俘，其中许多遭遣送到缅甸、日本、朝鲜、满洲国修盖铁路，部分被俘虏的英国士兵，被遣送至当时也是被日本占领的台湾，在台北州基隆郡瑞芳街金瓜石设立的金瓜石战俘营，强制进行采矿等工作，其中绝大部分被折磨死。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据我所知，日本人并没有杀害平民，也没有邪恶或者残暴的事件发生，他们不去理会当地的老百姓，直到英军接管为止，他们的军纪起到了作用。”（见《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p89）
应该说李光耀的回忆还是可信的，因为李光耀是当事人，他没有必要为日本人开脱罪责。而二战后，英国人接手管理新加坡，当时日本人是英国人最凶恶的敌人，英国没有理由为日本掩盖战争罪行。
国际法庭对日本战争中所犯罪行，当时是“美国、英国、苏联”是战胜国，话语权在他们的“嘴上”，所以也不存在对日本的袒护。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还写道：二战后，国际法庭公审了日本在菲律宾的“大屠杀”，并没有提及在新加坡的“大屠杀”。这也从侧面说明日本在新加坡杀死平民的现象并不普遍。
两次“大屠杀”
《日治时期》一书记载的“大屠杀”只有两次。
1.武吉知马“大屠杀”
在《日治时期》一书中写道：我们过了武吉知马火车站后，那里附近有一个儿童收容所，后面是一个树胶园，我看到了日军杀害正要撤退到荷兰路的英军，他们的头和脚都被砍掉了，唯一剩下的躯体被丢弃在沟里。有些士兵的手被铁丝穿过，他们的身体都被刺刀割裂成无数条线状的伤口，衣服都被脱光，然后被日本人吊在树上。在我回来的时候，是1942年2月15日，我又看到许多死尸，这些人多数是印度兵，尸体到处都是，有的可能死了好几天了，尸体浮肿的像一头头水牛，最少有几百个印度和英国的士兵在现在的义安工艺学院的后面被杀害。这是武吉知马的一位林姓居民，记下了当时的情况。
2.亚历山大医院“大屠杀”
书中还写了一个英国人的回忆：我们跑到亚历山大医院附近，看到日本人已经闯进了医院，他们说英国人从医院里开枪。我们是离医院最近的一支部队，我们可以保证没有从医院里开枪。但是，里面的人都被日本人杀死了，无论是谁，都没有逃过一劫，连医生护士病人都难逃一死。他们派我们的五名士兵去医院收尸，我们看到，许多伤兵都被打死了，有一个士兵，还没有死，他正在呻吟，一个日本兵走过来，就给他一枪，立刻就死了。
这是英国皇家军团的丹尼费拉斯所记载的1942年2月16日的经历。
从这两次“大屠杀”的记载，还是与英军有关，该书没有记载其他“大屠杀平民”的情况，如果发生过，该书是不会遗漏的。
《告市民书》
日本投降后，日本人在《昭南新闻》上刊登告市民书：
我们日本人深感遗憾，没有计划进行决战。但是，由于新式武器（原子弹）的动用，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将不符合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毁灭和文明的终结。
我们希望民众了解战争结束后，每一个人都应当保持冷静并且循规蹈矩，本政府即将移交下届政府，凡属于公众或者政府的财产，都应该予以保护，任何人都不容许偷窃或者抢劫，这种行为将是人民的耻辱。每一个人都应当在新政府的管治下，遵守秩序，保持良好的行为。
战争结束后，免不了会经历各种困难，全体人民应当与新政府合作，不许制造麻烦。我们再次感谢昭南市人民过去四年来的真诚支持与合作。
---1945年8月22日。
从《市告民书》中“我们再次感谢昭南市人民过去四年来的真诚支持与合作。”这句话中也可以看出，新加坡普通老百姓当时抗日并不激烈，如果有日本人肯定会镇压的，《告市民书》是不会不提及的，因为那是日本人统治新加坡的“政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