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李光耀誕辰100周年。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年09月16日~ 2015年03月23日）新加坡華人，祖籍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高陂鎮黨溪鄉 ，畢業於新加坡萊佛士學院，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創始人。新加坡建國總理，被譽為「新加坡國父」。2018年12月18日，李光耀獲得「中國改革友誼獎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標誌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也宣告短命的「昭南市」又回歸為「新加坡」。
1942年2月15日，日本占領新加坡，時間是中國的春節，這一天英軍投降。 新加坡成為日本的「昭南市」，「昭南市」在新加坡的歷史上只存在短短的三年半的時間。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時間是中元節。英軍又回來了，新加坡又成為英國人的「殖民地」。自1819年英國人萊佛士登陸新加坡，英國人統治了新加坡200多年。
日治時期僅僅三年多的時間，李光耀卻從中學到了許多東西，對李光耀的執政理念、如何管理新加坡影響深遠。同時，也對新加坡人遵紀守法習慣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影響。《日治時期》（1942--1945），該書1995年，由時報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書中詳細介紹了新加坡及李光耀當時的情況。並在題詞中寫道：獻給在日軍攻占期間罹難以及所有熱愛和平的人士。
「大檢證」
1942年2月15日日本占領新加坡，僅在3天後--2月18日至25日，就進行了「大檢證」 ，凡是年齡18歲到50歲的男性公民，必須到5個集中地點接受驗證。這主要是針對當地華人中的「抗日分子」進行大清洗。當時，馬來西亞人和印度人對日本人的反抗並不激烈，華人由於受到中國及馬共的影響，對日本人激烈反抗 。
在「大檢證」中，最令人害怕的是，一隊隊的老百姓，在一個蒙上面罩的人面前經過，只要此人一點頭，一經過指認，就立即抓走，基本上都被處死。許多人就此就被殺害了。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簡述他是如何逃出驗證關的，文章說：我在忠姑（李光耀家中的園丁）的小房間裡度過一晚，便決定到出口處，接受驗證後出去，可是執勤的日本兵揮手要我同一群華族青年站在一起。我本能地覺得不對勁，於是要求日本兵准許我回去整理房間的東西，日本兵答應了。我又回到忠姑的小房間，在裡面躲了一天半，才試著從同一個檢查站出去，這一次，我莫名其妙地平安通過了檢查站。
日本兵在我的手臂和上衣前面，蓋上一個「檢」字，意思是檢查過了，可以出去了。
「九種人」
「大檢證」主要針對的是以下「九種人」
1. 曾經在南洋華僑籌賑會中積極活動的人士
2. 曾經最慷慨地捐款給籌賑會的富裕人士（東南亞的富裕人士以華人為主）
3. 南洋華僑救國運動領袖陳嘉庚的追隨者
4. 海南人 （在日本人眼中，海南人均屬共產黨分子）
5. 凡在中日戰爭以後來到馬來亞的中國出生華人（他們被認為或參加過抗戰，或厭惡日軍侵略及逃避日軍徵用而離開中國的人）
6. 凡是紋身的男性（在日本人看來，紋身的男子都是私會黨徒）
7. 凡是以義勇軍之身份，幫助英軍抵抗日軍者
8. 公務員以及可能親英之人士
9. 凡是擁有武器，並嘗試擾亂治安之人士
從中可以看出，大清洗主要是針對華人中的抗日分子的。在戰場上，主要是針對馬來西亞共產黨組織的抗日軍隊。
《安居證》
「大檢證」後，1942年4月，警察開始戶籍註冊，他們到每家每戶登記所有住戶的詳細信息後，對每一戶居民都發《安居證》，確認他們為「良民」，《安居證》可能類似當時日本人在中國發的《良民證》吧。
1943年4月，《安居證》被戶口調查票所取代，這些戶口調查票都存在警察局裡，警察經常到各家各戶進行突擊檢查，如有關出生、死亡或者地址更換的戶籍變動，都需要向警察報告。
當時還是學生的陳萬清回憶說：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集中，在事後聽到有人因此失蹤，我們才知道日軍在抓捕他們，認為他們是抗日分子。
「粒」替代「個」
1942年9月，日本人占領新加坡半多，就在新加坡實行了協警制，發協警胸章。負責3000戶人家的，稱之為區長（可能相當於中國城市的區），協警胸章有三顆星，稱之為「三粒星」。
負責300戶人家的，（可能相當於中國城市的街道）協警胸章有兩顆星，稱之為「兩粒星」。負責30戶人家的，（可能相當於中國城市的居民委員會）協警胸章有一顆星，稱之為「一粒星」。
中國和日本是「同文同種」，日文中有許多字就是漢字，協警胸章上的「幾粒星」大概就是日文原文，華人也都能看得懂，唯一區別的是量詞不同了。
華文一般把比較小的東西才稱之為「粒」，如一粒米、一粒豆、一粒芝麻等等，而不能把比較大的東西稱之為「粒」，大的如西瓜、籃球，中等的如蘋果、梨等等。
中國人一般把比較大的東西稱之為「粒」就是說錯了。而新加坡人對許多東西不論大小，都一概稱之為「粒」，如一粒球、一粒西瓜、一粒蘋果、一粒蘿蔔等等。像「星星」等專有名詞，都必須固定的量詞來搭配，如「星星」只能用「顆」，西瓜、蘋果只能說「個」等等。
筆者一直不知道新加坡的這個「一粒西瓜」是怎麼來的？現在看來，這個「粒」很可能是日本人帶來的。
日語中的「粒」也來源於漢語，百度文庫對日語「粒」的解釋為：「粒」在日語使用範圍大於漢語，相當於漢語中的「個」。可能日語對漢語中五花八門的量詞進行了簡化，「一刀切」對用「個」的不少地方，都稱之為「粒」。新加坡人可能也「跟隨日本的用法」，所以一直延用到今天，已經約定俗成了。
「大檢證」殺死多少人？
新加坡的大屠殺，主要是指「大檢證」被殺死的人。關於被日軍「大檢證」殺害的華人數目，多年來因統計上的困難，一直沒有確切的數字，最少是2000多人，最多的是15萬人，相差幾十倍。
1945年9月，英國隨軍記者博比·傑克遜認為人數達到5萬。
同月11日，《星洲日報·總彙報》引用日本占領馬來亞時期出版的《昭南日報》提供的數字，說「新加坡檢舉不良分子7萬餘人」。
1946年5月，英殖民政府市民諮詢局進行初步的登記，只查出2721名遇難者。
1947年3月10日，在開審的檢證案戰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據登記所得，指控日軍屠殺了五千以上的華人。
馬來西亞柔佛州蘇丹醫生班德拉博士，在遞交給遠東軍事法庭的書面證詞中就斷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軍人外，有15萬以上的亞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處死或拷打致死」。
當時負責檢證而被指控的日軍警備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證他所負責的市區內只有四五千人被殺。
日本歷史學家永三郎在他的《太平洋戰爭》一書中，引用了1942年出版的日本《朝日東亞年報》說，當年在新加坡共有七萬人被檢舉。
根據歷史學家的考證，因「檢證」遇難的華人應超過二萬五千名。
1983年，日本新版中學歷史教材經日本政府審查後，將「檢證」被害人數由兩萬人改為六千人。
為什麼會出現死亡人數相差幾十倍的情況，可能是由於統計的口徑不一。死亡十幾萬人可能是廣義的，包含戰爭中死亡俘虜及擾亂社會治安中被嚴打的死亡，如偷竊者被處死，還有戰俘在虐待中死亡。英軍投降時，約十三萬士兵成為戰俘，其中許多遭遣送到緬甸、日本、朝鮮、滿洲國修蓋鐵路，部分被俘虜的英國士兵，被遣送至當時也是被日本占領的台灣，在台北州基隆郡瑞芳街金瓜石設立的金瓜石戰俘營，強制進行採礦等工作，其中絕大部分被折磨死。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寫道：「據我所知，日本人並沒有殺害平民，也沒有邪惡或者殘暴的事件發生，他們不去理會當地的老百姓，直到英軍接管為止，他們的軍紀起到了作用。」（見《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p89）
應該說李光耀的回憶還是可信的，因為李光耀是當事人，他沒有必要為日本人開脫罪責。而二戰後，英國人接手管理新加坡，當時日本人是英國人最兇惡的敵人，英國沒有理由為日本掩蓋戰爭罪行。
國際法庭對日本戰爭中所犯罪行，當時是「美國、英國、蘇聯」是戰勝國，話語權在他們的「嘴上」，所以也不存在對日本的袒護。
李光耀在回憶錄中還寫道：二戰後，國際法庭公審了日本在菲律賓的「大屠殺」，並沒有提及在新加坡的「大屠殺」。這也從側面說明日本在新加坡殺死平民的現象並不普遍。
兩次「大屠殺」
《日治時期》一書記載的「大屠殺」只有兩次。
1.武吉知馬「大屠殺」
在《日治時期》一書中寫道：我們過了武吉知馬火車站後，那裡附近有一個兒童收容所，後面是一個樹膠園，我看到了日軍殺害正要撤退到荷蘭路的英軍，他們的頭和腳都被砍掉了，唯一剩下的軀體被丟棄在溝里。有些士兵的手被鐵絲穿過，他們的身體都被刺刀割裂成無數條線狀的傷口，衣服都被脫光，然後被日本人吊在樹上。在我回來的時候，是1942年2月15日，我又看到許多死屍，這些人多數是印度兵，屍體到處都是，有的可能死了好幾天了，屍體浮腫的像一頭頭水牛，最少有幾百個印度和英國的士兵在現在的義安工藝學院的後面被殺害。這是武吉知馬的一位林姓居民，記下了當時的情況。
2.亞歷山大醫院「大屠殺」
書中還寫了一個英國人的回憶：我們跑到亞歷山大醫院附近，看到日本人已經闖進了醫院，他們說英國人從醫院裡開槍。我們是離醫院最近的一支部隊，我們可以保證沒有從醫院裡開槍。但是，裡面的人都被日本人殺死了，無論是誰，都沒有逃過一劫，連醫生護士病人都難逃一死。他們派我們的五名士兵去醫院收屍，我們看到，許多傷兵都被打死了，有一個士兵，還沒有死，他正在呻吟，一個日本兵走過來，就給他一槍，立刻就死了。
這是英國皇家軍團的丹尼費拉斯所記載的1942年2月16日的經歷。
從這兩次「大屠殺」的記載，還是與英軍有關，該書沒有記載其他「大屠殺平民」的情況，如果發生過，該書是不會遺漏的。
《告市民書》
日本投降後，日本人在《昭南新聞》上刊登告市民書：
我們日本人深感遺憾，沒有計劃進行決戰。但是，由於新式武器（原子彈）的動用，如果戰爭繼續下去，將不符合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意味著整個世界的毀滅和文明的終結。
我們希望民眾了解戰爭結束後，每一個人都應當保持冷靜並且循規蹈矩，本政府即將移交下屆政府，凡屬於公眾或者政府的財產，都應該予以保護，任何人都不容許偷竊或者搶劫，這種行為將是人民的恥辱。每一個人都應當在新政府的管治下，遵守秩序，保持良好的行為。
戰爭結束後，免不了會經歷各種困難，全體人民應當與新政府合作，不許製造麻煩。我們再次感謝昭南市人民過去四年來的真誠支持與合作。
---1945年8月22日。
從《市告民書》中「我們再次感謝昭南市人民過去四年來的真誠支持與合作。」這句話中也可以看出，新加坡普通老百姓當時抗日並不激烈，如果有日本人肯定會鎮壓的，《告市民書》是不會不提及的，因為那是日本人統治新加坡的「政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