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独特的小贩文化
新加坡的小贩文化是应需而生的，从清晨的咖啡到夜晚的宵夜，小贩中心可以串联起新加坡人的一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作为新兴的独立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就业问题，很多失业者为了谋生便成为街边小贩。据资料显示，1972年新加坡政府在裕廊建立了第一个小贩中心。从此，政府便开始有计划地建造小贩中心，商贩们纷纷搬进了由政府管理的、拥有着便捷水电供应和卫生设施齐全的小贩中心。去年（2020年）12月16日，新加坡独特的小贩文化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同时，小贩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也是新加坡文化多元和种族共存的典型代表之一。小贩中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不同族群的饮食文化在此交互融合，并供顾客选择。虽然来自不同族群的食客饮食文化差异与禁忌明显，但小贩中心这个特别的存在，不但能接纳兼容不同食客的饮食要求，同时也照顾到了不同族群的文化禁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曾表示， “小贩中心宛如 ‘社区饭厅’，是形成国家认同的重要一环” 。不得不提的是，新加坡政府在小贩中心的建立、运营、管理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于2018年底，新加坡政府官员宣布，将在现已有的144个小贩中心的基础上，在2027年前计划再建20个新小贩中心。新加坡国家环境局也通过成立部分工会组织对小贩中心进行监督管理，并鼓励小贩们联合聘请清洁团队来维护公共卫生设施和餐具的清洁，以确保小贩中心的设施卫生及食品安全符合人民的需求。由此可见，新加坡政府在小贩中心的运营上起到了主导作用。
政府小贩手拉手，共迎机遇与挑战
而近年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不少居民开始频繁选择外卖平台进行订餐。由于之前反复的疫情和相应用餐政策的颁布，大多数小贩的日常经营受到严重影响，新的线上订餐配送形式也为小贩们的传统经营带来挑战。如何使用网络订餐平台及佣金的支付也成为困扰众多小贩的主要因素。对此，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陈杰豪专门设定了三大工作方向，为帮助实现小贩数码化的成功转型：
1. 协助小贩学习运用线上平台；
2. 建立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包括确保小贩能及时从平台收款、设定合理的送餐服务佣金以及食物售价）；
3. 增加和刺激居民与商家对小贩食物与订餐需求，同时帮助小贩在线上营销和推广。
与此同时，为解决小贩线上操作营销难的问题，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安排千名数码大使走进小贩中心，为小贩细心介绍讲解各个线上订餐与送餐平台，以及它们的收费模式和使用须知。政府所提出的三大工作方向是为着重解决小贩数码化的几大痛点。“一是年长的小贩不熟悉科技平台，而不少科技平台又是以英文为主，让只懂华文的小贩却步；二是一些小贩认为，线上订餐与送餐平台收取的佣金，吞噬了他们原本已微薄的利润，因此不愿加入。三是他们担心送餐服务会影响食物的品质，并吓跑他们的顾客” 。
在疫情期间新的小贩经营生态条件已形成，如何准确平衡小贩与食客及线上订餐平台与送餐服务业者的关系，是决定小贩数码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对此问题，政府的牵线引导对新加坡疫情期间小贩数码化的推动有着重大影响。其组织的动员小贩的行动联盟，也旨在解决小贩们心中的顾虑，如在小贩中心的实际租金成本、线上平台的运营、送餐服务的佣金和盈利等问题。面对小贩数码化的三角习题，新加坡政府汇集小贩生态系统的利益相关者，以找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其中一个是通过科技的提升以及团购，以降低服务费的单位成本。此外，就是通过设计合理的机制，将成本转嫁到最愿意承受的一方，例如一些不介意承受佣金以省却亲身购买美食的时间成本，或者有需要与意愿在家中用餐的食客” 。数码化的推动使小贩和食客们都多了选择，政府的协助也使小贩对于数码化计划悬著的心放了下来。
新加坡小贩文化的兴久不衰，在于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与饮食文化交融传承。小贩中心的存在是新加坡居民的日常用餐场所，更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了新加坡种族多元和民族多样性。新加坡小贩数码化的推动不仅协助了商贩跟上数字发展潮流，更意在政府与民众携手一齐度过疫情特殊时刻。 在政府推行的小贩数字化转型计划中，新加坡的1.8万名摊主约有六成已提供移动支付服务。伴随着政府的政策鼓励与实践指导，未来的小贩数码化潮流更是大势所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