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大巴窑新镇组屋施工现场。图源：NAS）
新加坡之所以从“租用”转为“居者有其屋”，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有恒产者有恒心”。
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社会动荡。在各种骚乱和打砸事件中，在路边的店铺、汽车等首当其冲。一次在骚乱发生时，李光耀亲眼看到，街上的年轻人不是忙着参加活动，而是忙手忙脚地把自己的摩托车先搬上楼。他意识到，有恒产者有恒心，要让公民对新加坡这个新生国家有归属感，就必须让他们拥有恒产。
（1968年，副总理杜进才送新兵入营。图源：NAS）
同时，新加坡在1967年推出国民服役，强制要求18岁男性青年到军队、警队、民防部队服役。李光耀认为，如果大批的服役青年家里没有资产，他们就会认为自己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是有钱人的财产，与自己毫无关系。
于是，启动大规模组屋建设，让全民“居者有其屋”，成了新加坡政府的基本国策。
同时，新加坡政府认为，居者有其屋，让人们有奋斗的目标，有利于建设积极向上的社会精神和氛围。
从这几个方面看，政府组屋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基本上是解决住房问题，但实际上，它解决的还包括国家归属感、社会精神面貌的问题。
打破方言群、种族群
新加坡的政府组屋，是在城市化的基础上规划的。
在五六十年代之前，新加坡主要城镇就在现在所谓的“中央区”。在中央区之外，全是乡村。
从以上这副1959年的地图就很清晰可以看到，新加坡的东、北、中、西部，道路很稀疏，说明尚未城镇化。
当时，乡村主要都是按照种族和籍贯划分而居，比如马来人主要住在马来甘榜，华人则按籍贯，住在海南村、晋江村、安溪村、潮州村等等。在这些村里，有时就由社群自发创办本身社群的学校，很有特点。
搬进组屋之后，刚开始，大家仍是习惯按种族聚居，比如华族居民倾向申请后港、后港的组屋，而马来族居民则倾向申请勿洛、淡滨尼、马林百列、亚逸拉惹、德曼花园的组屋。
在乡村时期，出现这类聚居现象，可以通过城市化、重新安置住处来解决。但是，到了城市化之后，就很难解决了。因此，必须在种族聚居固化之前，把这个问题解决。
于是，政府出台政策，强行要求每个组屋区必须遵循一定的种族混居比例，确保不会出现以往这种“马来村”“安溪村”的局面，这样才有利于各种族之间的相互认识、相互接纳、相互沟通。
组屋分配制度还跟其他社会政策挂钩，比如购房以家庭优先，以鼓励婚娶，等等。
打破“贫富”藩篱
除了打破种族藩篱，城市规划也要打破贫富藩篱。
在新加坡居住过的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经常有人介绍，这里是富人区，那里是组屋区。
这种分界固然存在，但是，政府正在使两者的界线模糊化，让整个社会更加包容。
有两个做法，同时进行。一个是在传统的“富人区”也建组屋；另一个是，在组屋当中，大房型和小房型混搭。
组屋和公寓傻傻分不清
新加坡最早的组屋设计比较简单，但是到了近十几二十年，设计和外观现代化，十分美观，往往许多人从外表上分不清，到底这座是组屋？还是私人公寓？
其实，有两个很好辨认的办法。
（公寓有围墙，有门卫，不能随意出入。图源：新加坡眼）
第一，看看有无围墙。如果有围墙，有门卫，那么一定是私人公寓。组屋肯定没有围墙，没有门卫，完全开放。
（吉兰丹路第25、26、28座组屋。图源：新加坡眼）
第二，看看外墙上有无刷上大大的数字，俗称“大牌”；如果有，一定是组屋。私人公寓极少在外墙刷上特大号的数字。
组屋跟经济适用房不一样
许多外国朋友，听到新加坡的组屋，经常就会习惯性认为，这就等于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和西方国家的“公共住房”。
其实，它们尽管存在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并是不一样的概念。
无论经济适用房或公共住屋，都只提供给社会上少数的低收入群体。而新加坡的组屋，面向各种社会经济阶层，而且组屋住户占新加坡人口的80%，是绝对的大多数。
而且，组屋类型很多，从一房式到五房式，还有公寓式，还有“三代同堂”式，等等，并非经济适用房可比。
为什么组屋“显年轻”
许多刚到新加坡的朋友，看到一些屋龄四五十年的组屋，都很好奇“怎么看起来这么新”？
原因是组屋保养得好，每几年就有一次外墙粉刷和修缮。而且，还会进行大工程翻新，比如给每层增添楼梯，有时给每户增添厕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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