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正计划在回收率下降的背景下更新其“零浪费主计划”（Zero Waste Masterplan）。环境学者和倡导团体指出，目前的重点应重新转向改善废物基础设施和引导消费习惯。
专家表示，尽管多年来新加坡人对回收的意识有所提高，但这并未转化为更好的回收结果。因此，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将“意识”转化为“行动”，但无需依赖罚款和处罚来引导行为。
例如，通过提供分类垃圾桶，鼓励人们在家庭层面进行回收分类，可以提高回收效果。而像某些国家那样对不分类行为实施处罚，应在所有其他措施到位后才予以考虑。
在政府周三（6月17日）宣布审查2019年零浪费主计划后，专家们向CNA提出了多种建议。
该计划当时设定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整体回收率提高到70%，家庭回收率提高到30%，非家庭回收率提高到80%。
然而，整体回收率已从2019年的59%下滑至2025年的52%。同期，家庭回收率从17%降至11%，非家庭回收率从73%降至67%。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 Janil Puthucheary 周三指出，全球回收经济的“重大”转变是整体回收率下降的一个因素。审查工作将在未来几个月开始，并于2027年完成。
虽然专家承认全球回收市场的波动是问题的一部分，但国内因素仍然是新加坡实现回收目标的主要挑战。
从“意识”转向“行动”
数据表明，意识已不再是主要障碍。
根据国家环境局（NEA）2025年的家庭回收调查，78%的家庭在进行回收（2023年为72%），且人们对于哪些物品可以回收、哪些不可以回收的认知度也有所提高。
然而，家庭回收率（包括家庭以及店屋、小贩中心和宗教场所等贸易场所）依然低迷。
詹姆斯库克大学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教授 Adrian Kuah 表示：“断层出现在‘参与回收’与‘有效回收’之间。”
虽然尝试回收的家庭增多了，但回收物的污染导致高质量材料的回收量有限，这持续削弱了最终结果。
Kuah 教授指出：“这表明问题不仅在于意识或意愿，而在于回收行为的质量。”
他补充说，家庭回收率是以回收吨位而非参与家庭数量来衡量的。
“一个家庭可能回收了几个瓶子或罐头，但将大量食物垃圾和一般垃圾通过垃圾槽丢弃。如果成功回收的材料体积依然很小，那么即使参与度提高，回收率依然会很低。”
此外，家庭需要更清晰的反馈和更强的行为信号，让他们知道应该做什么或避免做什么。
Kuah 教授建议：“更多社区层面的反馈、更清晰的标签以及基层组织可见的报告，可以帮助居民了解他们的回收行为是否真正有效。”
新加坡管理大学可持续沟通副教授 Sonny Rosenthal 指出，回收的人并不总是坚持或正确地操作。
他表示，许多人继续将可回收物品扔进一般垃圾桶，是因为他们不想在丢弃前清洗容器，觉得太麻烦。
新加坡社会科学大学（SUSS）讲师 Eugene Or 同时也指出，如果家庭整体产生的垃圾减少，进入废物流的可回收材料自然会减少。人均每日产生的家庭垃圾量已从2015年的1.06公斤下降到2025年的0.83公斤。
“因此，回收量较低并不一定意味着回收参与度降低。相反，它可能反映了消费模式和废物产生行为的广泛变化。”
虽然在讨论如何提高回收率时，有时会提到加强执法和惩戒措施，但专家认为目前不应考虑处罚。
Kuah 教授认为，在对家庭实施处罚之前，优先任务应该是建立一个“可问责”的回收系统。
“处罚在以后可能仍有作用，特别是针对重复或蓄意滥用的情况。但它们应该在更好的分类、反馈、激励、生产者责任和衡量机制建立之后才出现。”
在韩国，将食物垃圾放入一般垃圾袋或回收袋的人会被罚款。
Or 博士表示，处罚的主要挑战之一是执法成本高且难度大。
“回收桶的污染很难监管，因为组屋（HDB）区的蓝色回收桶通常由许多家庭共用。当桶中发现不合格物品时，通常无法确定责任方，这使得罚款在行政上成本高且不切实际。”
他还反对增加废物处理成本，例如在韩国和台湾看到的“按量付费”计划。他认为这类系统需要对新加坡现有的废物管理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重新设计，并可能增加非法倾倒垃圾的风险。
在这种“按量付费”计划中，人们需要根据扔掉的垃圾量付费，通常要求居民购买特殊的垃圾袋或贴纸。
从源头分离可回收物
CNA 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如果新加坡想要改善回收结果，基础设施的改进至关重要。
目前家庭回收收集系统的核心是混合回收桶，也就是俗称的“蓝色回收桶”（Bloobin）。
多年来，蓝色回收桶一直受到批评，因为这种不分类的混合方式导致人们将食物和液体废物丢入桶中，造成污染。蓝色回收桶的污染率多年来一直维持在40%左右。
Kuah 教授表示，蓝色回收桶虽然“降低了参与门槛”，但这种便利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
他补充说，污染降低了可回收物的质量和市场价值。
因此，新加坡应考虑从纯混合模式转向更细分的系统，保留蓝色回收桶用于特定的干燥可回收物（如衣物和纺织品）。
Kuah 教授建议，这应辅以其他材料的独立收集流，例如“饮料容器回收计划”。
SUSS 的 Or 博士表示：“现在的挑战是加强激励措施，鼓励家庭更一致、更全面地回收，同时减少正确分类和处置可回收物所需的精力。”
“提高参与奖励和正确回收的便利性（降低回收成本），对于将意识转化为更高的回收结果至关重要。”
“这将有助于缓解私人激励与社会目标之间的不一致，而这正是新加坡难以实现回收目标的关键原因。”
因此，他认为源头分类收集将是减少污染并使正确回收更便捷的合适方法。
专家还呼吁在前端投入更多努力以减少废物产生。
新加坡环境理事会（SEC）执行董事 Cheang Kok Chung 提到，鉴于某些废物流回收的固有挑战，前端减废更值得关注，例如产品重新设计和减少包装。
他补充说，应鼓励消费者在消费时采取“轻量化废物”模式。
Rosenthal 副教授将“塑料购物袋收费”举为一个有效的前端干预案例。
“这样人们更有可能三思，只拿所需之物，”他指出，收费为使用塑料袋增加了“额外步骤和少量成本”。
Kuah 教授认为：“新加坡应采用全生态系统的循环经济设计方法。”
“这意味着不能仅将家庭回收视为一个家庭行为问题，而应将其视为一个涉及生产者、进口商、零售商、消费者、废物收集者、回收商、监管机构和终端市场的系统。”
公共政策助理教授 Sreeja Nair 表示，过去对高度便捷的废物收集系统的依赖，可能也塑造了家庭的回收行为和预期。
来自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 Sreeja Nair 助理教授说：“虽然参与度随时间增加，但培养一致的回收习惯并提高分类质量仍然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这些结果不仅反映了个体行为，也反映了废物系统、基础设施和社会规范如何随时间共同演变。”
解决回收的经济问题
同样，解决回收的经济可行性也至关重要，这与行为和基础设施问题一样具有挑战性。
新加坡在处理可回收物方面仍严重依赖海外市场。运费、大宗商品价格和海外进口要求的波动，都会影响回收在商业上是否可行。
SEC 的 Cheang 先生表示，虽然源头分类收集可以提高回收物质量，但如果底层的回收经济缺乏吸引力，那么这种做法可能无法产生实质性影响。
他以纸张回收行业为例。
他指出，在中国2018年收紧进口法规后，国际回收纸板价格大幅下跌，且此后一直处于低位。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新加坡的纸张回收率在过去十年中从约50%下降到约30%。
“回收材料商业价值低，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改进的回收实践未能转化为更高的回收率。”
专家建议，在审查过程中，新加坡应更仔细地研究单个废物流的经济情况，而不是将回收视为一个单一类别。
Kuah 教授认为，审查应考虑将生产者责任框架扩展到电子垃圾和饮料容器之外，因为包装废物范围更广。
尽管新加坡土地有限，但仍应为重点废物流建立更强的本地或区域回收能力。
“考虑到土地限制，在本地处理所有废物并不现实，但新加坡应确定战略资源（如金属、电子垃圾和焚烧灰渣），在这些领域增强回收能力。这将减少对海外回收市场的依赖。”
除了政策调整，Kuah 教授还呼吁采用更好的指标来评估新加坡的回收表现。
他认为，新加坡不应主要关注头条回收率，而应追踪材料回收量、包装减量以及成功转化为新产品的可回收物比例。
“如果没有这些指标，新加坡可能会高估进度，而家庭回收率在结构上依然疲软。”
最终，这次审查为新加坡重新调整废物处理方法提供了机会。
Sreeja Nair 助理教授表示：“在长期环境规划中，雄心勃勃的意图与执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很常见。”
“适应性规划通常基于对未来政策环境和公民行为的若干假设，并且必须对之前的政策目标和措施保持开放的反馈循环和重新校准机制。”
她补充说，虽然零浪费主计划设定了宏大的目标，但全球回收市场的现实、污染率以及对可回收物需求的转变，打破了其底层的假设。
“政府决定审查并修订该计划，包括更新衡量框架、解决污染问题以及探索 AI 分类，这表明政府正试图根据变化的情况调整政策工具甚至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