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正計劃在回收率下降的背景下更新其「零浪費主計劃」（Zero Waste Masterplan）。環境學者和倡導團體指出，目前的重點應重新轉向改善廢物基礎設施和引導消費習慣。
專家表示，儘管多年來新加坡人對回收的意識有所提高，但這並未轉化為更好的回收結果。因此，必須採取更多措施將「意識」轉化為「行動」，但無需依賴罰款和處罰來引導行為。
例如，通過提供分類垃圾桶，鼓勵人們在家庭層面進行回收分類，可以提高回收效果。而像某些國家那樣對不分類行為實施處罰，應在所有其他措施到位後才予以考慮。
在政府周三（6月17日）宣布審查2019年零浪費主計劃後，專家們向CNA提出了多種建議。
該計劃當時設定的目標是：到2030年將整體回收率提高到70%，家庭回收率提高到30%，非家庭回收率提高到80%。
然而，整體回收率已從2019年的59%下滑至2025年的52%。同期，家庭回收率從17%降至11%，非家庭回收率從73%降至67%。
可持續發展與環境部高級政務部長 Janil Puthucheary 周三指出，全球回收經濟的「重大」轉變是整體回收率下降的一個因素。審查工作將在未來幾個月開始，並於2027年完成。
雖然專家承認全球回收市場的波動是問題的一部分，但國內因素仍然是新加坡實現回收目標的主要挑戰。
從「意識」轉向「行動」
數據表明，意識已不再是主要障礙。
根據國家環境局（NEA）2025年的家庭回收調查，78%的家庭在進行回收（2023年為72%），且人們對於哪些物品可以回收、哪些不可以回收的認知度也有所提高。
然而，家庭回收率（包括家庭以及店屋、小販中心和宗教場所等貿易場所）依然低迷。
詹姆斯庫克大學戰略與可持續發展教授 Adrian Kuah 表示：「斷層出現在『參與回收』與『有效回收』之間。」
雖然嘗試回收的家庭增多了，但回收物的污染導致高質量材料的回收量有限，這持續削弱了最終結果。
Kuah 教授指出：「這表明問題不僅在於意識或意願，而在於回收行為的質量。」
他補充說，家庭回收率是以回收噸位而非參與家庭數量來衡量的。
「一個家庭可能回收了幾個瓶子或罐頭，但將大量食物垃圾和一般垃圾通過垃圾槽丟棄。如果成功回收的材料體積依然很小，那麼即使參與度提高，回收率依然會很低。」
此外，家庭需要更清晰的反饋和更強的行為信號，讓他們知道應該做什麼或避免做什麼。
Kuah 教授建議：「更多社區層面的反饋、更清晰的標籤以及基層組織可見的報告，可以幫助居民了解他們的回收行為是否真正有效。」
新加坡管理大學可持續溝通副教授 Sonny Rosenthal 指出，回收的人並不總是堅持或正確地操作。
他表示，許多人繼續將可回收物品扔進一般垃圾桶，是因為他們不想在丟棄前清洗容器，覺得太麻煩。
新加坡社會科學大學（SUSS）講師 Eugene Or 同時也指出，如果家庭整體產生的垃圾減少，進入廢物流的可回收材料自然會減少。人均每日產生的家庭垃圾量已從2015年的1.06公斤下降到2025年的0.83公斤。
「因此，回收量較低並不一定意味著回收參與度降低。相反，它可能反映了消費模式和廢物產生行為的廣泛變化。」
雖然在討論如何提高回收率時，有時會提到加強執法和懲戒措施，但專家認為目前不應考慮處罰。
Kuah 教授認為，在對家庭實施處罰之前，優先任務應該是建立一個「可問責」的回收系統。
「處罰在以後可能仍有作用，特別是針對重複或蓄意濫用的情況。但它們應該在更好的分類、反饋、激勵、生產者責任和衡量機制建立之後才出現。」
在韓國，將食物垃圾放入一般垃圾袋或回收袋的人會被罰款。
Or 博士表示，處罰的主要挑戰之一是執法成本高且難度大。
「回收桶的污染很難監管，因為組屋（HDB）區的藍色回收桶通常由許多家庭共用。當桶中發現不合格物品時，通常無法確定責任方，這使得罰款在行政上成本高且不切實際。」
他還反對增加廢物處理成本，例如在韓國和台灣看到的「按量付費」計劃。他認為這類系統需要對新加坡現有的廢物管理基礎設施進行大規模重新設計，並可能增加非法傾倒垃圾的風險。
在這種「按量付費」計劃中，人們需要根據扔掉的垃圾量付費，通常要求居民購買特殊的垃圾袋或貼紙。
從源頭分離可回收物
CNA 採訪的專家普遍認為，如果新加坡想要改善回收結果，基礎設施的改進至關重要。
目前家庭回收收集系統的核心是混合回收桶，也就是俗稱的「藍色回收桶」（Bloobin）。
多年來，藍色回收桶一直受到批評，因為這種不分類的混合方式導致人們將食物和液體廢物丟入桶中，造成污染。藍色回收桶的污染率多年來一直維持在40%左右。
Kuah 教授表示，藍色回收桶雖然「降低了參與門檻」，但這種便利是以犧牲質量為代價的。
他補充說，污染降低了可回收物的質量和市場價值。
因此，新加坡應考慮從純混合模式轉向更細分的系統，保留藍色回收桶用於特定的乾燥可回收物（如衣物和紡織品）。
Kuah 教授建議，這應輔以其他材料的獨立收集流，例如「飲料容器回收計劃」。
SUSS 的 Or 博士表示：「現在的挑戰是加強激勵措施，鼓勵家庭更一致、更全面地回收，同時減少正確分類和處置可回收物所需的精力。」
「提高參與獎勵和正確回收的便利性（降低回收成本），對於將意識轉化為更高的回收結果至關重要。」
「這將有助於緩解私人激勵與社會目標之間的不一致，而這正是新加坡難以實現回收目標的關鍵原因。」
因此，他認為源頭分類收集將是減少污染並使正確回收更便捷的合適方法。
專家還呼籲在前端投入更多努力以減少廢物產生。
新加坡環境理事會（SEC）執行董事 Cheang Kok Chung 提到，鑒於某些廢物流回收的固有挑戰，前端減廢更值得關注，例如產品重新設計和減少包裝。
他補充說，應鼓勵消費者在消費時採取「輕量化廢物」模式。
Rosenthal 副教授將「塑料購物袋收費」舉為一個有效的前端干預案例。
「這樣人們更有可能三思，只拿所需之物，」他指出，收費為使用塑料袋增加了「額外步驟和少量成本」。
Kuah 教授認為：「新加坡應採用全生態系統的循環經濟設計方法。」
「這意味著不能僅將家庭回收視為一個家庭行為問題，而應將其視為一個涉及生產者、進口商、零售商、消費者、廢物收集者、回收商、監管機構和終端市場的系統。」
公共政策助理教授 Sreeja Nair 表示，過去對高度便捷的廢物收集系統的依賴，可能也塑造了家庭的回收行為和預期。
來自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 Sreeja Nair 助理教授說：「雖然參與度隨時間增加，但培養一致的回收習慣並提高分類質量仍然是一個持續的挑戰。」
「這些結果不僅反映了個體行為，也反映了廢物系統、基礎設施和社會規範如何隨時間共同演變。」
解決回收的經濟問題
同樣，解決回收的經濟可行性也至關重要，這與行為和基礎設施問題一樣具有挑戰性。
新加坡在處理可回收物方面仍嚴重依賴海外市場。運費、大宗商品價格和海外進口要求的波動，都會影響回收在商業上是否可行。
SEC 的 Cheang 先生表示，雖然源頭分類收集可以提高回收物質量，但如果底層的回收經濟缺乏吸引力，那麼這種做法可能無法產生實質性影響。
他以紙張回收行業為例。
他指出，在中國2018年收緊進口法規後，國際回收紙板價格大幅下跌，且此後一直處於低位。
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新加坡的紙張回收率在過去十年中從約50%下降到約30%。
「回收材料商業價值低，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改進的回收實踐未能轉化為更高的回收率。」
專家建議，在審查過程中，新加坡應更仔細地研究單個廢物流的經濟情況，而不是將回收視為一個單一類別。
Kuah 教授認為，審查應考慮將生產者責任框架擴展到電子垃圾和飲料容器之外，因為包裝廢物範圍更廣。
儘管新加坡土地有限，但仍應為重點廢物流建立更強的本地或區域回收能力。
「考慮到土地限制，在本地處理所有廢物並不現實，但新加坡應確定戰略資源（如金屬、電子垃圾和焚燒灰渣），在這些領域增強回收能力。這將減少對海外回收市場的依賴。」
除了政策調整，Kuah 教授還呼籲採用更好的指標來評估新加坡的回收表現。
他認為，新加坡不應主要關注頭條回收率，而應追蹤材料回收量、包裝減量以及成功轉化為新產品的可回收物比例。
「如果沒有這些指標，新加坡可能會高估進度，而家庭回收率在結構上依然疲軟。」
最終，這次審查為新加坡重新調整廢物處理方法提供了機會。
Sreeja Nair 助理教授表示：「在長期環境規劃中，雄心勃勃的意圖與執行現實之間的緊張關係很常見。」
「適應性規劃通常基於對未來政策環境和公民行為的若干假設，並且必須對之前的政策目標和措施保持開放的反饋循環和重新校準機制。」
她補充說，雖然零浪費主計劃設定了宏大的目標，但全球回收市場的現實、污染率以及對可回收物需求的轉變，打破了其底層的假設。
「政府決定審查並修訂該計劃，包括更新衡量框架、解決污染問題以及探索 AI 分類，這表明政府正試圖根據變化的情況調整政策工具甚至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