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加坡外来人才竞争课题一直广受关注。时任总理吴作栋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视为新加坡外来人才政策的“主谋”，而他也心甘情愿地在这项政策上具名。这么说没错，却也不尽然。
一起回顾事件和听听吴总理的自述。
本文出自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登高望远·吴作栋传》一书中，原文标题《第二次长征：“一个新加坡人的新加坡”》，本书入选在大众书局读者票选好书名单中。
2011年，本地一份报章在谈到邻里纠纷课题时，引述了一个案例：来自中国的一户新移民家庭与新加坡本地印族邻居因为咖喱气味呛鼻而引发纷争。
这起事件在新加坡引起轩然大波。当时整个社会早已因为移民大量涌入而民怨四起；在这种氛围之下，这起单一事件隐隐透露著弦外之音——外来移民对新加坡在地文化难以包容。而才在几个月前，新加坡人民在全国大选中也狠狠地给了人民行动党一记无比沉重的当头棒喝，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针对政府的移民政策而作出反击。
然而，新加坡人其实大多还是意识到，这个国家不能没有外籍移民和外来劳动力。外来人力资源扩大了劳动力基础，以支撑一个日益老化的人口；也壮大了企业和社会劳动队伍，让新加坡继续保持全球竞争力。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在2018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年龄介于19岁至30岁之间的受访者当中，有62.5%相信外籍熟练员工的确对新加坡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外来人才所带来的专门技能有助于启动生物医学科学或航空航天等新兴工业，进而为本地人才创造更好的工作机会，也帮助新加坡本地人在这些领域积累知识与经验。
只是，逻辑思考和理性思维往往经不起情绪的挑衅。2013年初，新加坡政府发表了人口白皮书，详细叙述国家人口很有可能从540万人增至690万人。白皮书立刻引起了新加坡人民极大的反弹。政府在国会辩论白皮书时澄清，690万人口只是预想、而非目标，仅仅是为了方便政府展开规划所制定的一个指标。可是这个说法仍是难以平息众怒。
新加坡人对外来移民这种爱恨交织的反应，与全球移民浪潮缩紧是不谋而合的。舆论开始追溯新加坡移民政策的由来，以及始作俑者究竟是谁。2011年雅虎新闻网站一篇文章的标题就公开质问：“是谁对外来移民潮打开了闸门？”作者在文中提供了答案：正是吴作栋。
这么说没错，却也不尽然。新加坡的亲移民政策早在李光耀主政时期就已经制定推行了，至今已贯彻所有三代总理任期。一个影响如此深远的重大政策，必定也是内阁的集体决定。只是，吴作栋却乐得负起全责。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被视为新加坡外来人才政策的“主谋”，而他也心甘情愿地在这项政策上具名。
他透露，内阁早在1980年代就为如何吸引外来人才与新加坡旅外人才回流而草拟 了第一分内阁文件，当时负责此事的部长就是他。“要是没有这项政策，我想新加坡早在多年以前就会失去竞争优势了。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地方也绝对不会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级发达城市。”
他的外来人才主张，其最重要的出发点其实并不在于外来人才，而是攸关人口、攸关人力资源；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攸关新加坡人民和民生。就这一点，吴作栋已不厌其烦地解释了不下30年。虽说他与这项政策关系最为紧密的时候，也就是在他担任总理期间，以及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最初几年里；却很少有人记得，他与外来人才政策的渊源其实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1986年8月，在他还是第一副总理的年代，他在一场对当年南洋理工学院学生的演讲中，第一次针对这个课题做了阐述。他把演说主题定为“第二次长征”。
他进而解释说，他语境中的“第一次长征”，指的并不是中国共产党在1930年代的万里长征，而是新加坡建国元勋如何凭著坚定的信念与决心，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 于1965年建立了新加坡共和国。而新加坡眼下面临的新挑战就犹如 “第二次长征”，需要兼备1965年建国元勋与1930年代中共长征战士的精神才可能克服。
而新加坡在1980年代以后这条全新征途上所需要攀越的最高峰，正是人口问题。或者正如他所说，用一个比较符合职场语境的用词，就是“人力资源问题”。简而言之，新加坡面对的是人口不足的困境。他当时说：“人，就是新加坡的核心，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我认为我们眼下最严峻挑战就是，要如何应付人口性质的持续变化——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和年龄分布。我知道这会是长 久以后的问题，但是如果不现在寻找对策，将来只会变得更严重。”
新加坡当时的人口达270万人，人口统计学家预测，到了2020年， 新加坡会进入人口萎缩阶段。生育率此前已持续下滑，于1985年还降至1.61，比更替水平低了23个百分点。李光耀倡导的“两个就够了”限制生育政策过于成功，成效甚至超出了决策者的预期目标。这项政策在吴作栋手上反转了。
他在1987年3月宣布新人口政策：“三个好，养得起，多生更好。”李光耀事后对吴作栋所作出的改变赞赏有加，承认生育政策是个“极其棘手、敏感且不利于选票的课题”， 而吴作栋和他的团队毫不回避、正面迎击，凸显了“过人胆识”；他 的反应充分证明了人民行动党的政策绝对是务实大于个人。吴作栋深知生儿育女不只攸关人生大事，也关乎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他在1986年南洋理工学院的那一场演讲中强调：“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国人生育的趋势和模式，因为这将影响我国的繁荣与安全，实际上就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只是，在一个急速发展且日益富裕的社会里，要让生育率持续上升是不太可能的。吴作栋很清楚，许多人即使养得起也未必要生三个或更多子女。要缓解新加坡社会老龄化和人口下降问题，唯一方案就是引进外来移民。
吴作栋在发表“第二次长征”演说一个月后，即宣布政府将放宽条例吸引更多外国人来新工作、投资，最终落地生根。1989年，规则制度化并明确列出引进对象:技师、工匠、白领员工、自雇人士和专业人士。
吴作栋深知开放门户、引人入闸，必须谨慎处理。早在2000年代末新加坡人的怨气开始浮现以前，他就意识到，人口相关政策需要的是细腻、精准，还有人性。“这类问题需要我们去改变人们的心态，也会触及敏感神经，会直接引起国人关注。”他在1986年的同一场演说中如此说道。“我们在处理人事问题时，基本上应对的就是 人们的情感，人们的期望与恐惧、自尊与偏见、欢乐与忧伤。所以处理人力资源问题不可能像处理非人事问题一样，以有效的电脑化方法来解决。若是处理不当，则任何解决问题的努力往往反而会弄巧成拙，引发更多难题。”后来证实，他确有先见之明。
让吴作栋庆幸的是，他新推出的外来人才政策在宣布之后峰回路转，形势突然变得不那么急迫了。1987年以后的10年里，新加坡居民新生宝宝每年平均达到4万7500个，相较于1976年至1985年间 的上一个十年里每年平均4万零500个新生儿来说算是个跃进。
其中有几个原因。1985年至1986年间的经济衰退，相信让不少新加坡人将生育计划搁置挪后。鼓励生育的“三个或更多”政策在1987年初宣布后，便在隔年1988年喜迎龙年，这年在华人心目中尤其是个吉祥大年，正好给了新政策一股强大的助力；那一年新生婴儿迎来大丰收，创下5万1500个的纪录。
人口统计学家叶镁盛当时在《印象》一 书中撰文指出，年份“88”是“发发”的谐音，更让这一年锦上添花、吉星高照。她的研究还显示，有更多妇女在育有两个子女多年以 后再次“意外”怀上第三胎，想必是拜生育政策急转弯所赐。
可惜，这股迷你婴儿潮没能持续太久。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生育率又急转直下。外来人才计划在这个时候非得加速推展不成了，姑且称之为政策进入“第二阶段”。1997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上，吴 作栋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来谈论这个课题。他强调：“唯有从全球各地 延揽最优秀人才，我们才能为新加坡人建设一个最美好的家园。”聘请外国人才来新工作的条例进一步放宽，大专学府向世界各地撒网招 募顶尖的学生和教研人员，而迎娶新加坡妇女的外籍夫婿也更容易定居入籍。当时新加坡每年批准新增成为永久居民的外国人已从原有的2万5000人增至3万人，政府还想进一步扩大。
吴作栋心里明白，就像过去一样，向外来人才开放门户必定会让本地人感到不自在；而他也毫不避忌地谈及这种情绪。“新加坡人往往......都不是为了自己发声，更多是为了下一代。大家都想让子女继承他们辛苦了大半辈子所建立起来的成果，担心外来人才会与自己 的子女竞争。”他在1997年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中如此阐述。“可是恰恰也正是为了我们的子女，我们才必须采取开放的大都会模式。唯有如此，才能把一个充满活力与干劲的新加坡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哪怕我们再有才华，也不可能单凭300万新加坡人口的子女，就为我们的下一代创造出才能背景同样多元丰富的人才荟萃之都。‘新加坡梦’也将会随之烟消云散。”
在接下来三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上，直至2000年，他都反复阐述了相同的主张。新加坡昂首迈入千禧年之际，“外来人才”一词成了这个国家欲站上世界顶尖之列与全球竞争的口诀，而吴作栋则稳坐倡议首席位置。这番积极引进外来人才之举，让本地人的不满情绪开始浮现，民间甚至办起了极尽嘲讽的各种专题讨论会；而当外来球员披上新加坡战袍出征世界体育竞技舞台，更是让本地人鼓噪不安。所幸的是，社会当时的整体氛围还算稳妥，尚未升温至失控的局面。而到了吴作栋总理任期结束之时，新加坡总人口已从1990年的300万 人攀升到2004年的420万人，扩大了37个百分点。从全局视角来看， 他的确成功逆转了新加坡人口萎缩的潜在势头。吴作栋果然率领着全民，在第二次长征中，攀越了第一座山头。
然而，经验老道的攀登者都知道，巅峰临界点，往往也是最险峻之境。2004年以后，新加坡对外来人才的开放政策简直可说是门户全开了。到了2013年，人口较之2004年再膨胀了30个百分点，达到540万人。种种社会和民生问题相继浮现：就业市场竞争白热化，工资停滞不涨，房价节节攀升，房屋供不应求，公共运输系统拥挤不堪等等。本地人怨声四起，群起将矛头指向还在持续涌入的外来移民。
有些指责是公平的，有些则显得脱序离谱。可是国人的不满、怨气，以至近乎仇外的情绪，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2011年全国大选中，行动党付出了惨痛代价，交出了独立以来最糟糕的成绩单，全国总得票率只达60.1%，更是史上第一次输掉了一整个五人集选区。
那届大选过后，吴作栋和恩师李光耀连同其他三位部长，决定从内阁引退。吴作栋说：“我们意识到民意浮躁，但是民怨之深，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Q & A
问：您所有关于引进外来人才的演说，都在强调本地人才的重要 性。您是不是一直都很清楚这个政策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答：是的，打从一开始就有这个意识了。我们一直很清楚我们不可能无节制地引进外来人才。
以永久居民为例，2011年之前的那几年，人数增至每年5万人，之后是每年7万人。到了2008年几乎达到了8万人!我很震惊，也很生气。我也坦白对总理这么说。 自那以后，我们每年批准的永久居民人数保持3万人。可是即使如此，一年一年加下来，对社会民生和日常生活的影响是不断累积的。政府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承诺将永久居民总人口稳定控制在50万人左右。
问：对不起，您说谁生气了?
答：我生气啊。李总理也很担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迅速回弹，我们因此引进了大量外籍客工，这尤其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弹。 作为政府，我们必须更加严密管控外籍客工和永久居民的涌入，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人民会有这样的反应也是可以理解的。人口规模大幅膨胀，基础设施却没有同步跟进; 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公共运输过度拥挤现象与组屋供不应求等种种问题。
问：应该怪谁?
答：我们的政府采取的是集体治理的模式。不能怪罪于某一个人，更不能归咎于公务员。这不符合我们的作风。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我们意识到必须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各做各的。事态的发展一日千里，所有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一旦忽略了制度中的某一个环节，压力就会迅速在其他方面显现出来。正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政府才草拟了人口白皮书，以为规划制定参数。就像张志贤在2013年国会上总结时解释的，这是为了确保外籍劳动力及总人口的增加，能与基础设施及住屋扩建速度同步。那就不会因为过度拥挤而产生焦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