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想当时的说法在于新加坡要让经济尽可能快速增长，所以就尽量引进外来人才。
答：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明白非得专注于经济增长不可。可是经济增长不是可以任你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有条件发展时就要尽可能发展。不是说你今年想发展就可以发展，隔年想放慢就放慢。我们不可能如此。后来的几场大规模危机，如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2003年的沙斯疫情，就证实了这个增长策略基本上是对的。所以，我们在2008年的全球金 融危机之后，基本上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向。 可是经济增长永远不会只是为了增长而增长。增长是为了给新加坡人民创造更好的工作机会，换来更好的工资待 遇；增长是为了积累资源，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准，为未来增加储备；增长也是为了扩建地铁路线网络，辟设更多公路， 兴建更多组屋。所以，如果能为新加坡引进具有竞争力的公司企业和优质就业机会，那就放手去做。
问：可是到头来却铸成大错。
答：不。我不认为是政策上的错误。我们的移民政策是健全的。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来回答为什么要引进外来劳动力以支撑并壮大我们的经济。遗憾的是，民间的负面情绪不仅出于生活环境的过度拥挤，还包含了对于外国人来抢饭碗、公司在招聘时偏向外国人而舍弃本地人等问题。 这么说吧，再好的良药也会有副作用。关键在于政府能不能及时应对。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我们很快就着手处理 了。而今，政府在加紧管控雇主在招聘时偏向雇用外籍人士的做法。“公平考量框架”和人力部的严格执法是做对了。可是政府也得谨慎处理，避免向跨国公司发出错误信息，让 他们误以为新加坡不再欢迎外来人才与技术。
问：李光耀曾经说过，他心目中新加坡人口的理想规模是550万人。您呢?
答：我不认为提出一个具体数据有任何意义。国会辩论人口白皮书时，我说过我并没有一个理想数据。当中牵涉到的因素太多了。除了住屋和基础建设要足够，另一个关键因素，对我来说，是社会的素养，是我们的言行举止是否优雅得体。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能多为他人着想，无论对方是外地人或是本地人，那就容纳得下更多人口。相反的，如果大家都我行我素，不愿意去体谅别人，任意吵闹，大声说 话，乱丢垃圾，急躁不耐烦，不懂得相互包容；那不管人数 为何，在我看来都会显得太多。
我举个例子说明我的意思：好像行人和脚踏车的共享步道，这些共享步道和公园连道的空间是足够同时容纳行人和脚踏车骑士的；但前提是双方必须相互体谅包容，并遵守行为准则。 也正因为我们的人口密度那么高，这一点太重要了。所以，基础建设做好之外，人口规模大小还得取决于人们的举 止作风，大家是不是可以优雅地作为一个社群共同生活。
今天的新加坡比起三四十年前有太多地方可去了。我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基础建设远没那么发达。新加坡感觉上很大，但是你能去哪儿玩？没几个地方可去。一到周末，我就是带着年幼子女到同样的那几家百货公司：伊势丹、八佰伴。就是这样了。为什么？因为也只有这几个地方能让你尽情享受冷气、逛逛橱窗。不然还能带孩子上哪儿呢？如今周末可让你全家出游的地方太多了，可以到滨海湾花园攀上擎天大树，可以到无数个大型购物商场逛街购物，可以上 公园沿着连道散步，可以去走树冠吊桥、森林步道和木板道。更 多 去 处 可 以 让 你 休 闲 、健 身 、骑 车 、享 受 生 活 。人 口 规 模 必 须与生活环境的整体发展和我们的社会行为素养相辅相成。 所以，不能只看一个数据。是不可能有任何“神奇数字”的。
问：如果新加坡人持续不满，持续抗拒外来人才，导致人民行动党的得票持续下降，政府还吞得下多少代价?
答：我这样告诉你吧，我会吞下一切代价，以扭转新加坡的未来。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向国人解释我们必得引进外来人才， 才可能让新加坡保持全球竞争力。如果你不吃我这一套，决定用选票把我轰下台，我也义无反顾，唯有认命。
可是我对新加坡人有信心。如果你开诚布公地向人民解释，告诉他们眼前的挑战和必须作出的一些权衡取舍，大多数人是可以接受的。他们未必喜欢这个做法，但最终，人们还是理性务实的。
我为什么会对新加坡人民有如此信心？李光耀受人民爱戴吗？如果看的是“爱”的指数，我认为不会太高。人们怕他吗?是的。大家相信他说的话吗？也会。他会直白地告诉人们许多硬道理，人们都愿意全盘接受吗？并不是。可是在他逝世之后，人们对他的悼念之情却是排山倒海的。大家敬重他，感激他作出了许多正确的决定，即便有些决定是非常痛苦的。
问：李光耀和老一辈新加坡人也许会这样。可是今天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呢?他们看看特朗普，看看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 事，他们会想，我们何不也来盖起围墙？
答：我们永远都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向人民解释、游说。然而到头来，你知道的，如果社会最后落得如此地步，那就是领导层 的失败了。
然后民粹主义分子就会趁虚而入组织政府。他们也许会逆转政策，大幅度缩减新加坡的外来居民人数。那之后会如何？本地人可能会感到开心，但能维持多久？五年？十年？那之后呢？五年十年以后，人们就会意识到目光短浅的政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在民主制度中，如果政府无法诚实面对自己的公民，不愿意坦诚地为人民描绘出全局观，而人民又缺乏足够的洞察力；那政治就很容易往民粹主义的方向发展。一个民粹政府不会有长远的规划。这样的政府，眼光只止于下一届大选。我们如果也走上这条路，那新加坡就完蛋了。
问：这是您心中的隐忧吗?
答：是的，这是我内心的隐忧。
问：就这个问题来说，对于新加坡人如何面对外来人才议题，您感到乐观还是悲观?
答：对比其他国家，我还是乐观的。
问：即便在看到其他国家的情况，以及当前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之下?
答：我对全球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并不乐观，但对我们自己，我倒还是有信心，因为新加坡太小了。我们如果向新加坡人民清楚说明目前的处境，我相信最终会得到大家的认同。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
其他国家都是大国，像美国。他们有那么多资源，有那么多选择。他们即使推行保护主义政策也还是能生存。而我们不行。我们非得有个开放的经济不可。说实话，新加坡如果不能持续在全球舞台上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开放经济体， 那这个国家就会轻易地崩溃消解。
多数国家都很大，倒不了。而新加坡就地理学上来说， 则是小到不足以让世界在乎。
所以，新加坡必须作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继续保持环球枢纽的地位。简单地说，就是要做到格局和影响力比实际 土地面积还要大上无数倍。我们必须积极引进外来资金、外来技术和外来人才。我们必须与世界保持联系，成为一个人才荟萃的绿洲。那就意味着要在可控范围内敞开大门欢迎外来人才进来，也同时要确保本地人获得公平对待。
问：让我们谈谈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每当谈起外来人才，特别也与您有关的时候，人们总会重提“2010年宏愿”，作为政策失败的佐证。我们甚至连接近这个目标都谈不上。您当初怎么会相信新加坡足球队真能打进世界杯？
答：是的，我们失败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为自己定下一 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来激励人民。马宝山是当年掌管足球运动的总舵手。他告诉我说，我们能打进世界杯正赛。我也感到很怀疑，还笑说这怎么可能。然后他很认真地向我分析了 我们是有机会的。他说世界杯预选赛阶段是让各国先在区域内相互竞争，争取正赛资格。南美洲、欧洲，等等，分区比赛。就亚洲区比赛来说，只要我们找到对的教练、对的球员，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我们最终也有可能在分区比赛中成为其中一支实力较强的队伍，也有机会在亚洲区比赛中突 围，进军世界杯正赛。
我一直相信我们应该设法培养更多有实力站上国际舞台竞争的男女体育健将。对新兴国家如新加坡来讲，会需要诸如体育赛事的辉煌成绩来振奋民心、团结国民。
我也以为会有机会，以为我们大可招揽两三位外援明星球员，让他们入籍新加坡成为新公民。我始终相信新加坡人有一股“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拼搏精神，所以，这就成了我 在《海峡时报》“运动健儿五十强”颁奖礼上致辞时为新加坡体坛定下的三大挑战：2008年帆船夺得奥运金牌、2010年踢进世界杯正赛、2012年打进汤姆斯杯羽毛球决赛。结果三项目标全部落空！谢天谢地，后来约瑟林总算为我们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笑)
而如今我们又再一次“傻乎乎地”为新加坡定下了2034年踢进世界杯正赛的宏愿！可是这就是我们的精神。我非常支持。即使不成功，至少要大胆尝试。我们定下了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即使最终无法达成，水平也必然会有所提升。
问：可是大家把这个当成笑话，您有什么反应?
答：就跟大家一起笑啊。如果是那么敏感，为体坛定下的每一个目标都非得达成不可，做不到的话就担心别人会笑你。抱持那种态度的话，你就会什么也做不成，因为你根本不敢有太大的雄心壮志，或者只敢定下超低的目标！我当年愿意鼓励马宝山和新加坡足总。我不支持的话，政府就不会投资栽培足球员。人们在取笑2010年世界杯宏愿吗？可是那不正好印证了我所说的，无法吸引人才，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有机会！对吧？
外来人才政策一直是个让吴作栋念兹在兹的课题。自2011年从内阁退下，直至2020年从政坛彻底退休不再参选国会议员为止，他只在国会上两次发言：一次是针对他的继任者所卷入的那场与弟妹的 纷争，另一次就是在人口白皮书争议最火热的时候。
许多新加坡人都会同意，引进外来人才无论在过去或今天都是一 项必须施行的政策，当初吴作栋首次提出时也并未遭遇多大阻挠。在吴作栋政府的推动下，外来人才政策不能说是被全然拥抱，但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到了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大行其道的后吴作栋时代里，这项政策无可幸免地被扭曲了，变形为一头凶猛的野兽，迫使吴作栋的继任者李显龙不得不正面回应这股因移民政策而激起的强烈民怨。这项政策发生了如此戏剧性逆转，在如今政策依然活跃却好坏尚难论断的年代里，也让人对吴作栋的功过更难以轻易判定
随着英国脱欧与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一股反移民的怒火正笼罩着发达世界。新加坡也难以幸免于这一波全球化反移民浪潮的冲击。正如《今日报》在2018年所报道：“任何有关外来人士的讨论，尤其在社交媒体上，必会引来尖锐批评。”尽管近年来情况稍缓，仍改变不了整个大气候和氛围。
可是与此同时，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许林珠在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调查显示，也有更多人意识到新加坡从此再也无法摆脱外来人才政策了，也更愿意接受它确实为新加坡人带来了好处。她在接受亚洲新闻台访问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坡人开始认识到外来人才在经济上的贡献，认可他们的确有助于推动经济发展。可是调查结果也显示，人们仍不太确定外来移民是否真会直接为新加坡人带 来更多工作与机会，也担心这项政策会削弱社会凝聚力。”
吴作栋始终清楚地意识到，开放门户政策提供的不会是短期立竿见影的效果。他在2000年说过：“我从来不把引进外来人才或全球人才，视为应付本地劳动力短缺的权宜之计。这其实是一项长期战略，以让新加坡能保持活力、竞争力，持续繁荣兴盛。”对于吴作栋在新加坡外来人才政策中所留下的这笔政治遗产，貌似还难以做出总结。而他在主政年代里还将面对的下一个最大的政治挑战，也似乎有着同样的命运；那一场挑战，用他自己的话形容，是其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遗憾。
本文收录于《登高望远·吴作栋传》一书中，本书为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个人传记，由作家白胜晖撰写。通过情节铺设，将吴作栋描述得绘声绘色。
领导人造就国家，而不可预测的时势则造就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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