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我想當時的說法在於新加坡要讓經濟儘可能快速增長，所以就儘量引進外來人才。
答：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我們明白非得專注於經濟增長不可。可是經濟增長不是可以任你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有條件發展時就要儘可能發展。不是說你今年想發展就可以發展，隔年想放慢就放慢。我們不可能如此。後來的幾場大規模危機，如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2003年的沙斯疫情，就證實了這個增長策略基本上是對的。所以，我們在2008年的全球金 融危機之後，基本上也採取了同樣的方向。 可是經濟增長永遠不會只是為了增長而增長。增長是為了給新加坡人民創造更好的工作機會，換來更好的工資待 遇；增長是為了積累資源，提升人民的生活水準，為未來增加儲備；增長也是為了擴建地鐵路線網絡，辟設更多公路， 興建更多組屋。所以，如果能為新加坡引進具有競爭力的公司企業和優質就業機會，那就放手去做。
問：可是到頭來卻鑄成大錯。
答：不。我不認為是政策上的錯誤。我們的移民政策是健全的。政府有充分的理由來回答為什麼要引進外來勞動力以支撐並壯大我們的經濟。遺憾的是，民間的負面情緒不僅出於生活環境的過度擁擠，還包含了對於外國人來搶飯碗、公司在招聘時偏向外國人而捨棄本地人等問題。 這麼說吧，再好的良藥也會有副作用。關鍵在於政府能不能及時應對。基礎設施不足的問題，我們很快就著手處理 了。而今，政府在加緊管控僱主在招聘時偏向雇用外籍人士的做法。「公平考量框架」和人力部的嚴格執法是做對了。可是政府也得謹慎處理，避免向跨國公司發出錯誤信息，讓 他們誤以為新加坡不再歡迎外來人才與技術。
問：李光耀曾經說過，他心目中新加坡人口的理想規模是550萬人。您呢?
答：我不認為提出一個具體數據有任何意義。國會辯論人口白皮書時，我說過我並沒有一個理想數據。當中牽涉到的因素太多了。除了住屋和基礎建設要足夠，另一個關鍵因素，對我來說，是社會的素養，是我們的言行舉止是否優雅得體。如果我們每一個人的一舉一動都能多為他人著想，無論對方是外地人或是本地人，那就容納得下更多人口。相反的，如果大家都我行我素，不願意去體諒別人，任意吵鬧，大聲說 話，亂丟垃圾，急躁不耐煩，不懂得相互包容；那不管人數 為何，在我看來都會顯得太多。
我舉個例子說明我的意思：好像行人和腳踏車的共享步道，這些共享步道和公園連道的空間是足夠同時容納行人和腳踏車騎士的；但前提是雙方必須相互體諒包容，並遵守行為準則。 也正因為我們的人口密度那麼高，這一點太重要了。所以，基礎建設做好之外，人口規模大小還得取決於人們的舉 止作風，大家是不是可以優雅地作為一個社群共同生活。
今天的新加坡比起三四十年前有太多地方可去了。我年輕的時候，我們的基礎建設遠沒那麼發達。新加坡感覺上很大，但是你能去哪兒玩？沒幾個地方可去。一到周末，我就是帶著年幼子女到同樣的那幾家百貨公司：伊勢丹、八佰伴。就是這樣了。為什麼？因為也只有這幾個地方能讓你盡情享受冷氣、逛逛櫥窗。不然還能帶孩子上哪兒呢？如今周末可讓你全家出遊的地方太多了，可以到濱海灣花園攀上擎天大樹，可以到無數個大型購物商場逛街購物，可以上 公園沿著連道散步，可以去走樹冠吊橋、森林步道和木板道。更 多 去 處 可 以 讓 你 休 閒 、健 身 、騎 車 、享 受 生 活 。人 口 規 模 必 須與生活環境的整體發展和我們的社會行為素養相輔相成。 所以，不能只看一個數據。是不可能有任何「神奇數字」的。
問：如果新加坡人持續不滿，持續抗拒外來人才，導致人民行動黨的得票持續下降，政府還吞得下多少代價?
答：我這樣告訴你吧，我會吞下一切代價，以扭轉新加坡的未來。我會盡最大的努力向國人解釋我們必得引進外來人才， 才可能讓新加坡保持全球競爭力。如果你不吃我這一套，決定用選票把我轟下台，我也義無反顧，唯有認命。
可是我對新加坡人有信心。如果你開誠布公地向人民解釋，告訴他們眼前的挑戰和必須作出的一些權衡取捨，大多數人是可以接受的。他們未必喜歡這個做法，但最終，人們還是理性務實的。
我為什麼會對新加坡人民有如此信心？李光耀受人民愛戴嗎？如果看的是「愛」的指數，我認為不會太高。人們怕他嗎?是的。大家相信他說的話嗎？也會。他會直白地告訴人們許多硬道理，人們都願意全盤接受嗎？並不是。可是在他逝世之後，人們對他的悼念之情卻是排山倒海的。大家敬重他，感激他作出了許多正確的決定，即便有些決定是非常痛苦的。
問：李光耀和老一輩新加坡人也許會這樣。可是今天年輕一代的新加坡人呢?他們看看特朗普，看看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 事，他們會想，我們何不也來蓋起圍牆？
答：我們永遠都必須盡最大的努力向人民解釋、遊說。然而到頭來，你知道的，如果社會最後落得如此地步，那就是領導層 的失敗了。
然後民粹主義分子就會趁虛而入組織政府。他們也許會逆轉政策，大幅度縮減新加坡的外來居民人數。那之後會如何？本地人可能會感到開心，但能維持多久？五年？十年？那之後呢？五年十年以後，人們就會意識到目光短淺的政策所帶來的嚴重後果。
在民主制度中，如果政府無法誠實面對自己的公民，不願意坦誠地為人民描繪出全局觀，而人民又缺乏足夠的洞察力；那政治就很容易往民粹主義的方向發展。一個民粹政府不會有長遠的規劃。這樣的政府，眼光只止於下一屆大選。我們如果也走上這條路，那新加坡就完蛋了。
問：這是您心中的隱憂嗎?
答：是的，這是我內心的隱憂。
問：就這個問題來說，對於新加坡人如何面對外來人才議題，您感到樂觀還是悲觀?
答：對比其他國家，我還是樂觀的。
問：即便在看到其他國家的情況，以及當前全球保護主義抬頭的趨勢之下?
答：我對全球接下來的發展趨勢並不樂觀，但對我們自己，我倒還是有信心，因為新加坡太小了。我們如果向新加坡人民清楚說明目前的處境，我相信最終會得到大家的認同。我的意思是，我們沒有別的選擇了。
其他國家都是大國，像美國。他們有那麼多資源，有那麼多選擇。他們即使推行保護主義政策也還是能生存。而我們不行。我們非得有個開放的經濟不可。說實話，新加坡如果不能持續在全球舞台上作為一個與眾不同的開放經濟體， 那這個國家就會輕易地崩潰消解。
多數國家都很大，倒不了。而新加坡就地理學上來說， 則是小到不足以讓世界在乎。
所以，新加坡必須作為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繼續保持環球樞紐的地位。簡單地說，就是要做到格局和影響力比實際 土地面積還要大上無數倍。我們必須積極引進外來資金、外來技術和外來人才。我們必須與世界保持聯繫，成為一個人才薈萃的綠洲。那就意味著要在可控範圍內敞開大門歡迎外來人才進來，也同時要確保本地人獲得公平對待。
問：讓我們談談一些比較輕鬆的話題。每當談起外來人才，特別也與您有關的時候，人們總會重提「2010年宏願」，作為政策失敗的佐證。我們甚至連接近這個目標都談不上。您當初怎麼會相信新加坡足球隊真能打進世界盃？
答：是的，我們失敗了。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為自己定下一 個值得追求的目標來激勵人民。馬寶山是當年掌管足球運動的總舵手。他告訴我說，我們能打進世界盃正賽。我也感到很懷疑，還笑說這怎麼可能。然後他很認真地向我分析了 我們是有機會的。他說世界盃預選賽階段是讓各國先在區域內相互競爭，爭取正賽資格。南美洲、歐洲，等等，分區比賽。就亞洲區比賽來說，只要我們找到對的教練、對的球員，做好一切準備工作，我們最終也有可能在分區比賽中成為其中一支實力較強的隊伍，也有機會在亞洲區比賽中突 圍，進軍世界盃正賽。
我一直相信我們應該設法培養更多有實力站上國際舞台競爭的男女體育健將。對新興國家如新加坡來講，會需要諸如體育賽事的輝煌成績來振奮民心、團結國民。
我也以為會有機會，以為我們大可招攬兩三位外援明星球員，讓他們入籍新加坡成為新公民。我始終相信新加坡人有一股「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拼搏精神，所以，這就成了我 在《海峽時報》「運動健兒五十強」頒獎禮上致辭時為新加坡體壇定下的三大挑戰：2008年帆船奪得奧運金牌、2010年踢進世界盃正賽、2012年打進湯姆斯杯羽毛球決賽。結果三項目標全部落空！謝天謝地，後來約瑟林總算為我們贏得了第一枚奧運金牌。(笑)
而如今我們又再一次「傻乎乎地」為新加坡定下了2034年踢進世界盃正賽的宏願！可是這就是我們的精神。我非常支持。即使不成功，至少要大膽嘗試。我們定下了一個值得追求的目標，即使最終無法達成，水平也必然會有所提升。
問：可是大家把這個當成笑話，您有什麼反應?
答：就跟大家一起笑啊。如果是那麼敏感，為體壇定下的每一個目標都非得達成不可，做不到的話就擔心別人會笑你。抱持那種態度的話，你就會什麼也做不成，因為你根本不敢有太大的雄心壯志，或者只敢定下超低的目標！我當年願意鼓勵馬寶山和新加坡足總。我不支持的話，政府就不會投資栽培足球員。人們在取笑2010年世界盃宏願嗎？可是那不正好印證了我所說的，無法吸引人才，我們永遠也不可能有機會！對吧？
外來人才政策一直是個讓吳作棟念茲在茲的課題。自2011年從內閣退下，直至2020年從政壇徹底退休不再參選國會議員為止，他只在國會上兩次發言：一次是針對他的繼任者所捲入的那場與弟妹的 紛爭，另一次就是在人口白皮書爭議最火熱的時候。
許多新加坡人都會同意，引進外來人才無論在過去或今天都是一 項必須施行的政策，當初吳作棟首次提出時也並未遭遇多大阻撓。在吳作棟政府的推動下，外來人才政策不能說是被全然擁抱，但至少也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到了社交媒體和智慧型手機大行其道的後吳作棟時代里，這項政策無可倖免地被扭曲了，變形為一頭兇猛的野獸，迫使吳作棟的繼任者李顯龍不得不正面回應這股因移民政策而激起的強烈民怨。這項政策發生了如此戲劇性逆轉，在如今政策依然活躍卻好壞尚難論斷的年代裡，也讓人對吳作棟的功過更難以輕易判定
隨著英國脫歐與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一股反移民的怒火正籠罩著發達世界。新加坡也難以倖免於這一波全球化反移民浪潮的衝擊。正如《今日報》在2018年所報道：「任何有關外來人士的討論，尤其在社交媒體上，必會引來尖銳批評。」儘管近年來情況稍緩，仍改變不了整個大氣候和氛圍。
可是與此同時，新加坡政策研究所副所長許林珠在2018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調查顯示，也有更多人意識到新加坡從此再也無法擺脫外來人才政策了，也更願意接受它確實為新加坡人帶來了好處。她在接受亞洲新聞台訪問時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新加坡人開始認識到外來人才在經濟上的貢獻，認可他們的確有助於推動經濟發展。可是調查結果也顯示，人們仍不太確定外來移民是否真會直接為新加坡人帶 來更多工作與機會，也擔心這項政策會削弱社會凝聚力。」
吳作棟始終清楚地意識到，開放門戶政策提供的不會是短期立竿見影的效果。他在2000年說過：「我從來不把引進外來人才或全球人才，視為應付本地勞動力短缺的權宜之計。這其實是一項長期戰略，以讓新加坡能保持活力、競爭力，持續繁榮興盛。」對於吳作棟在新加坡外來人才政策中所留下的這筆政治遺產，貌似還難以做出總結。而他在主政年代裡還將面對的下一個最大的政治挑戰，也似乎有著同樣的命運；那一場挑戰，用他自己的話形容，是其政治生涯中的最大遺憾。
本文收錄於《登高望遠·吳作棟傳》一書中，本書為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個人傳記，由作家白勝暉撰寫。通過情節鋪設，將吳作棟描述得繪聲繪色。
領導人造就國家，而不可預測的時勢則造就領導人。
《登高望遠》入選大眾書局讀者票選好書名單，歡迎大家在書局官網投票，票選期間（2021年8月29日至10月31日）去大眾購買本書可享受20%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