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宝音发怒了！
这位新加坡知名作家在1994年11月间天天都在翻阅报章新闻，对国会里有关提高部长薪金的辩论感到前所未有的厌烦。正如她在不久后撰文所形容的，这简直是个极恶昭彰的课题。她胸口憋了一股闷气，转而在她最感舒适的文字堡垒中寻找宣泄的出口；此刻，她文字里常见的中华文化元素以及后来的鬼怪题材，全得靠边站。阿音 —— 她的亲近好友总会如此昵称她 —— 思潮泉涌、奋笔疾书，句句犀利、行行递进。“我火大了。”她在25年后如此坦言，忆述起1994年那段往事仍是七情上面、情绪饱满，仿佛才是昨日刚发生的事。“我的遣词用字非常无礼，套用的数据非常粗糙。”她形容自己当年是如何对这项政策毫不留情地予以痛击:“震惊和怒火急速化为一个个统计数据:‘是美国总统薪金的三倍’、‘部长一个月薪资可抵一个普通打工仔整整十年积蓄’等等。”
随即笔锋一转，她的抨击对象从政策转向个人，措辞强硬地提出指控:总理吴作栋背弃了自己所承诺的协商式作风，反而任由李光耀的权威式领导取而代之。她写道:“国人应该还记得，才刚在不久前，吴作栋领导的新政府在万众最殷切的期盼中诞生，以最动人的方式将新旧体制明智地结合起来。言犹在耳，政府当前所展现的姿态才愈发让人痛心。”林宝音说，当年在写这篇文章的两个月前，她才发表了第一篇政治评论文章〈行动党和人民——一个巨大的情感鸿沟 〉，也因为那篇政论处女作在《海峡时报》刊登后并没有给她带来任何麻烦，所以她胆子变大了。她没花太多时间就写完这洋洋洒洒2125字的第二篇政论文章，自行打上标题:〈言而无信〉，发给了《海峡时报》。
1994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天，吴作栋起了个大早，拿出《海峡时报星期刊》翻阅。第12版的一则长文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标题是:〈一个政府，两种风格〉，是作家林宝音所写的评论文章。读者不可能错过报章上这样的文章;以新闻业界术语形容：四分之三版，通八栏，李光耀和吴作栋两人的照片对开排列。阿作——他的亲近好友总会如此昵称他，即使在他当总理之后也不例外——仔细地阅读，手中握著一支笔，在言辞冒犯的段落旁重重划线标出。待他看完后，全文计有28处线条标记，三处打上星号，四个词汇划了下横线。这个男子恼火了。25年过去了，这些图标标记还残留在报纸上，宛如深烙抹不去的疤痕。
不过阿作透露，如果说他生气了，老李(李光耀)的反应还要比他更快更猛。“我是恼火了，他却是怒火中烧。”他忆述著。“不过这也是他的惯常反应。他要对她作出回应，询问了我和几位部长，我们都劝他别这么做。若他去回应林宝音，就等于印证了文章的结论。”换言之，就是阿音所说的，吴作栋政权不过是李光耀的傀儡。阿作决定亲自出马回应阿音，就此上演了他主政岁月里最有看头的一场大戏，也掀起了一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实力悬殊的不对称战役：高个儿领导对上娇柔小女子、政治对上艺术、权势对上巧言。高尔夫球运动里的“越界标记”，在新加坡语境里就此成了政治流行语。而这场风波也在不经意间，不只在这个理应更为开放的吴作栋主政年代里，让对于公民社会与言论自由的默许界限瞬间降温冷却；也同时让民众见识到好好先生阿作也能翻脸耍狠。
他通过新闻秘书发出了长达三页的回应，列出12点反驳。回应中重申政府对协商共识政治的承诺未改变，却也阐明，这并不意味着总理会“对以艺术外衣为掩护的政治批评加以姑息”。欢迎不同意见的同时，总理也会对错误的观点作出驳斥，必要时绝不手软。“身为一国总理，如果不这么做，他将失去新加坡人对他的尊重，自也难以继续推行他所制定的政策......一国总理不可任由政治领域之外的记者、小说家、短篇故事作者或剧团，来制定政治议程。”
说到老李，阿作强调他并不期待这位前任“本性会有任何改变”。不过身为总理，他必须负起全责，而他所做的任何决定也总会获得李光耀的坚定支持。只是，全文暗藏的词锋直至文末才抛出——他在声明最后两点中，吁请阿音加入在野党。“她大可在下届大选支持他们。如果总理输掉了论战，他和人民行动党也就会被选民淘汰出局，然后林宝音就可以看到另一支领着年薪或许不到500万元的部长团队来治理新加坡。”
阿作的反应着实让阿音大吃一惊，也大失所望。她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并未引发任何反应，所以此番她也未曾设想会有任何回应，更别说是如此措辞强烈的反击。在她看来，她原文中的好几根尖刺早已被《海峡时报》编辑拔掉了，连标题也换了。她对此倒是不介意。“修改后的标题软化了不少，因为‘言而无信’更像是一项指控。不过，这其实正是关键所在——事实就是，政府曾许下的如此重要的诺言，如今却食言了。”
她原以为文章会引起公众的讨伐，结果却意外发现大多数人似乎都愿意挺她，好比支持牧童大卫对抗歌利亚巨人政府一样。“如果行动党政府深得民心，我想我的言论一定会让人们非常不满。可结果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事实上，我的声望、人们对我的评价，似乎全都以这场风波为依据，人们一再将两个关键词安在我身上：勇气、胆识。可是我心里想:我并不是勇于行事，不过就是抒发己见而已。”
有件小事让她特别难忘。就在这场风波爆发后不久的某一天，她到新加坡中部邻里荷兰村邮政局办事。“我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转过身，眼前站着一个不修边幅的年轻小伙子。”她开始忆述著，就像在写作般活灵活现。“小伙子忽然立正，举起手做了个敬礼的手势，然后说:‘给他们好看!那些混蛋。给他们好看!’噢，简直太搞笑了!我当时都笑翻了!”
阿作自觉没有其他选择，不得不作出强力反击。对于〈一个巨大的情感鸿沟〉那则文，他并不认为有必要回应;可是这第二则文直戳他的痛处 —— 他作为总理的声望，不光是在人民眼中，也攸关他在内阁同僚心目中的分量。“她等于在说我没有实权，说李光耀才是掌舵人。换句话说，我失败了。我的治国作风与社会脱节，迫使李光耀必须出面维护这一切。”他分享当时的感受:“她的文章很可能会让读者得出这个非常严重的毁灭性结论。”再加上阿音将这番结论与部长薪金课题挂钩，文章发表时机又那么及时或说那么不巧，字里行间甚至严重指控部长们只顾自己致富；这种种因素都让阿作决意回击。他说:“你必须捍卫政府的立场。如果我显得软弱，部长们会对我失去信心，认为我没维护政府的立场。”
阿音的文字蛰伤了阿作。他说:“受伤?是的。但更多是生气。我不过是以某种方式来展现自己的风格，你却跟我杠上。在我相信自己已经赢得了人民尊重的当儿，你却完全不把我这个领导人放在眼里。你削弱我的权威，诋毁我的为人。我并不想以李光耀那套作风来治理国家。我一开始就对他、也对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可是那不等于说我骨子里完全没有脾气。大多数时候我会克制，实在犯不着为了生气而浪费生命。但总有些时候你会发脾气。而光发脾气还不够，我还得要懂得以自己的方式正面回击对方。”
是的，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好先生，可是这位好好先生也偶有强硬刚毅的一面。“所以，这就是信号了，治国作风将有所改变。依然更宽容、更温和，可是谁也别想因此而来占便宜。也请别藐视权威。”毕竟新加坡还是个亚洲社会。他补充说:“我是想借此告诉那些人，那些跟她有类似想法的人，凡事都有个限度。”虽说阿音未必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却也颇有名气，她的观点在知识分子圈中具备一定的影响力。阿作和人民行动党可不准备退让半步。
老李则认定阿音是看准了阿作亲民、好欺负。他曾在《李光耀治国之钥》一书中说:“假设林宝音写的是我而不是总理......谅她也没有这个胆子，对吧？因为向来我的姿态、我的反应，容不得任何人怀疑：一旦你来挑战我，我势必套上指节铜套，将你逼入死角......任何要挑战我的人也请套上指节铜套。如果你以为你给我的重击可以比我给你的更重，就尽管试试。要管好一个华人社会，别无他法。”
事实是，阿音笔锋所指的，确是李光耀。老李才是她真正要讨伐的对象。阿音向来对阿作有好感；无论事发前后，甚或纷争爆发当下，这个印象都从未改变。“我很容易对善良温和的人产生好感，吴作栋就是这样。他从不争强善辩。傲慢好斗的人我就不喜欢。他看起来非常亲切友善，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暖心的顾家男人。不傲慢、没有距离感，也不会给人高高在上的感觉，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这样一个人。”当她相熟的一位国会议员跟她说阿作生气了，说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总理如此恼火，阿音的心情顿时糟透了。
“我忽然对吴先生感到有点抱歉。我的举动，犯了儒家社会的大忌。永远别让领导人丢了颜面。我却恰恰这么做了。可事实却是，我并不是有意让他丢脸的，这是很肯定的。我只是写出了自己的想法。但如此公开狠批一个人，我的确让他有失颜面，当他在公共场合面对群众时，肯定会有人带着异样的眼光审视他。这是任何一位领袖都肯定能觉察到的。”阿音揣测著阿作的心理过程。“我甚至在想，以吴先生善良的本性，如果当初我把文章写好后私下传给他，他应该会欣然接受的。”
于是，她决定动笔再写两封信。第一封信投给《海峡时报》读者交流版。她在信中说，自己只是一个关心新加坡的人，“丝毫没有任何意图去贬低或惹恼任何人”。她也从没打算从政，只是珍惜这个通过本地媒体就社会政治课题发表看法的机会，“并且充分意识到这些观点可能有偏颇疏漏，所以也做好准备面对任何异议和驳斥。”
阿音的第二封信，则是给阿作的亲笔信。她在信中写道:“如果我的文章引起了您的不快，我谨此致歉。我对您所领导的政府怀着最高敬意与极大重视，这两篇文章也正是秉持着这股精神和信念写下的。对于这些文章对您可能造成的困扰，容我再一次向您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她为引起他的不快而道歉，而非为自己撰文一事而道歉。她受访时说明自己当时的心态:“有时候人总会做出一些让自己事后觉得‘歹势’的事。”她以本地用语表态，意即“不好意思”、“难为情”。“理智告诉你必须这么做，因为新加坡能听到的声音太少了。可是感情上总还是会想说，如果我这么做了，也让他欣然接受了，那肯定会好得多。”她逐字逐句亲笔写下那封信，以示赤诚敬意。
这封简讯，阿作收到了。“收到她的信，我是挺惊讶的。还是一封手写的亲笔信，以示尊重。”可是他还不准备握手言和。他打了一封信回复阿音，信上写道:“看过你那些文章的读者，大概不会有人会认为你对我所领导的政府怀着最高敬意与极大重视......我必须清楚阐明我的‘越界标记’，好让大家知道开放和协商也是有限度的。而这个限度，并不包括在媒体上做系统化的蔑视与抹黑，去摧毁一国总理和他的政府应有的威信和地位。”
他甚至推高了论战态势，发出警告，谓政府会把任何意图在此地设定政治议程的人视为已经一脚跨入了政治领域，无论这些人是否有意加入政党从政。换言之，阿音同样必须面对批评。阿作当时在国会上说:“我认为这是公平的，因为你不能一味抨击我们，却又不想让我们以同样方式回敬你。”最后，他撂下了这场风波中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话:“如果你一记重拳打在我下颌，你就等著在太阳神经丛上吃我一拳。”
一看到这句话，阿音不禁打了个哆嗦。如此暴力的字眼出自阿作口中真是太不寻常了。这更像是老李的作风，而非阿作。“他居然描绘出了这么粗暴的画面，我认为还真是有失身份!”她回忆起来还不禁惊呼:“我当时根本搞不清楚太阳神经丛究竟在哪里!后来知道了，天哪!如果他真是一拳挥出，我就再也无法穿上紧身旗袍了!我当初就是这么跟朋友们说的，大家全笑成一团。”她说着，举起双手遮住脸庞作惊恐状。谨此稍加说明：太阳神经丛位于腹腔正中，从胸骨延伸至肚脐的神经线脉轮，神经线分布牵连到腹腔内脏，俗称“心口”、“心窝”，是搏斗中最有效的突袭点，也是拳击赛时的攻击目标。阿作的回复让阿音大失所望:“那是一封充满怒火的信，一封粗暴的回信。”
家人好友都担心她的安危。“他们叫我要小心。他们说我的行动受到监视。女儿很害怕我会出事，还告诉同学们打电话到家里来时得用暗语沟通，因为电话很可能被监听。真傻!”她笑着说。“大家都很恐慌。”更甚的是，当时人们公认的亲自由派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也用了一句闽南惯用语，斥责她“没大没小”，意即目无尊长、不知分寸。阿音这会儿是娄子捅大了吗?
其实无论是阿作还是他的部长，倒是从来没想过要惩罚阿音。吴作栋透露，连提都没提过。大家很清楚林宝音没有任何隐藏动机，政府回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也足够了。“我们是这么分析整件事的：她没有任何恶意动机，也没有隐藏议程。这个很关键。如果我们怀疑她是受人指使写下那些文章，那就不一样了。若她别有所图，意即她会继续写出更多这类文章，然后一点一滴慢慢地侵蚀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她反而坦坦荡荡、开诚布公，说起话来不像是躲在他人背后发声。所以，只要坚定阐明了政府的立场就好，没必要采取进一步行动。她没什么好害怕的。而我也在国会演讲中说得很清楚了——不采取报复行动。”
有意思的是，虽然阿音身边的家人朋友都紧张兮兮，她自己倒是老神在在，一点都不担心阿作会把事态升级。“我完全是安然自在的。我从来没害怕过李光耀或吴作栋，纯粹因为相信这些人都是聪明人。他们为人正派—— 就是这个词;他们骨子里是正派的。不过当然，为了面子问题他们还是会有所防备，人人都会这样，特别在我们这么一个儒家社会里。但我倒不认为他们会任意把人丢进牢房里。”
这起事件随后被视为新加坡公民社会遭“阉割”的导因之一，但当事人阿音反而认为，把她教科书似的封为“英勇牺牲的烈士”是“毫无道理的”。“人人都那么惶恐，可是我毫发无损啊!”她惊叹道。“如果我被关进牢里，如果我的子女被牵连，要是我身上发生了一连串可怕的事，财产被充公，那他们的惶恐就有理由了。可是什么也没发生呀，我还是逍遥自在地走街串巷。”她说道。“所以我深感这种恐惧的心理竟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我想即使到了今天，人们还是会害怕。害怕失去美好的生活。而这正是最为讽刺的——害怕失去人民行动党给予他们的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