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寶音發怒了！
這位新加坡知名作家在1994年11月間天天都在翻閱報章新聞，對國會裡有關提高部長薪金的辯論感到前所未有的厭煩。正如她在不久後撰文所形容的，這簡直是個極惡昭彰的課題。她胸口憋了一股悶氣，轉而在她最感舒適的文字堡壘中尋找宣洩的出口；此刻，她文字里常見的中華文化元素以及後來的鬼怪題材，全得靠邊站。阿音 —— 她的親近好友總會如此暱稱她 —— 思潮泉涌、奮筆疾書，句句犀利、行行遞進。「我火大了。」她在25年後如此坦言，憶述起1994年那段往事仍是七情上面、情緒飽滿，仿佛才是昨日剛發生的事。「我的遣詞用字非常無禮，套用的數據非常粗糙。」她形容自己當年是如何對這項政策毫不留情地予以痛擊:「震驚和怒火急速化為一個個統計數據:『是美國總統薪金的三倍』、『部長一個月薪資可抵一個普通打工仔整整十年積蓄』等等。」
隨即筆鋒一轉，她的抨擊對象從政策轉向個人，措辭強硬地提出指控:總理吳作棟背棄了自己所承諾的協商式作風，反而任由李光耀的權威式領導取而代之。她寫道:「國人應該還記得，才剛在不久前，吳作棟領導的新政府在萬眾最殷切的期盼中誕生，以最動人的方式將新舊體制明智地結合起來。言猶在耳，政府當前所展現的姿態才愈發讓人痛心。」林寶音說，當年在寫這篇文章的兩個月前，她才發表了第一篇政治評論文章〈行動黨和人民——一個巨大的情感鴻溝 〉，也因為那篇政論處女作在《海峽時報》刊登後並沒有給她帶來任何麻煩，所以她膽子變大了。她沒花太多時間就寫完這洋洋洒洒2125字的第二篇政論文章，自行打上標題:〈言而無信〉，發給了《海峽時報》。
1994年11月20日，是個星期天，吳作棟起了個大早，拿出《海峽時報星期刊》翻閱。第12版的一則長文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標題是:〈一個政府，兩種風格〉，是作家林寶音所寫的評論文章。讀者不可能錯過報章上這樣的文章;以新聞業界術語形容：四分之三版，通八欄，李光耀和吳作棟兩人的照片對開排列。阿作——他的親近好友總會如此暱稱他，即使在他當總理之後也不例外——仔細地閱讀，手中握著一支筆，在言辭冒犯的段落旁重重劃線標出。待他看完後，全文計有28處線條標記，三處打上星號，四個詞彙劃了下橫線。這個男子惱火了。25年過去了，這些圖標標記還殘留在報紙上，宛如深烙抹不去的疤痕。
不過阿作透露，如果說他生氣了，老李(李光耀)的反應還要比他更快更猛。「我是惱火了，他卻是怒火中燒。」他憶述著。「不過這也是他的慣常反應。他要對她作出回應，詢問了我和幾位部長，我們都勸他別這麼做。若他去回應林寶音，就等於印證了文章的結論。」換言之，就是阿音所說的，吳作棟政權不過是李光耀的傀儡。阿作決定親自出馬回應阿音，就此上演了他主政歲月里最有看頭的一場大戲，也掀起了一場無論從哪方面看都實力懸殊的不對稱戰役：高個兒領導對上嬌柔小女子、政治對上藝術、權勢對上巧言。高爾夫球運動里的「越界標記」，在新加坡語境里就此成了政治流行語。而這場風波也在不經意間，不只在這個理應更為開放的吳作棟主政年代裡，讓對於公民社會與言論自由的默許界限瞬間降溫冷卻；也同時讓民眾見識到好好先生阿作也能翻臉耍狠。
他通過新聞秘書發出了長達三頁的回應，列出12點反駁。回應中重申政府對協商共識政治的承諾未改變，卻也闡明，這並不意味著總理會「對以藝術外衣為掩護的政治批評加以姑息」。歡迎不同意見的同時，總理也會對錯誤的觀點作出駁斥，必要時絕不手軟。「身為一國總理，如果不這麼做，他將失去新加坡人對他的尊重，自也難以繼續推行他所制定的政策......一國總理不可任由政治領域之外的記者、小說家、短篇故事作者或劇團，來制定政治議程。」
說到老李，阿作強調他並不期待這位前任「本性會有任何改變」。不過身為總理，他必須負起全責，而他所做的任何決定也總會獲得李光耀的堅定支持。只是，全文暗藏的詞鋒直至文末才拋出——他在聲明最後兩點中，籲請阿音加入在野黨。「她大可在下屆大選支持他們。如果總理輸掉了論戰，他和人民行動黨也就會被選民淘汰出局，然後林寶音就可以看到另一支領著年薪或許不到500萬元的部長團隊來治理新加坡。」
阿作的反應著實讓阿音大吃一驚，也大失所望。她的第一篇評論文章並未引發任何反應，所以此番她也未曾設想會有任何回應，更別說是如此措辭強烈的反擊。在她看來，她原文中的好幾根尖刺早已被《海峽時報》編輯拔掉了，連標題也換了。她對此倒是不介意。「修改後的標題軟化了不少，因為『言而無信』更像是一項指控。不過，這其實正是關鍵所在——事實就是，政府曾許下的如此重要的諾言，如今卻食言了。」
她原以為文章會引起公眾的討伐，結果卻意外發現大多數人似乎都願意挺她，好比支持牧童大衛對抗歌利亞巨人政府一樣。「如果行動黨政府深得民心，我想我的言論一定會讓人們非常不滿。可結果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事實上，我的聲望、人們對我的評價，似乎全都以這場風波為依據，人們一再將兩個關鍵詞安在我身上：勇氣、膽識。可是我心裡想:我並不是勇於行事，不過就是抒發己見而已。」
有件小事讓她特別難忘。就在這場風波爆發後不久的某一天，她到新加坡中部鄰里荷蘭村郵政局辦事。「我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轉過身，眼前站著一個不修邊幅的年輕小伙子。」她開始憶述著，就像在寫作般活靈活現。「小伙子忽然立正，舉起手做了個敬禮的手勢，然後說:『給他們好看!那些混蛋。給他們好看!』噢，簡直太搞笑了!我當時都笑翻了!」
阿作自覺沒有其他選擇，不得不作出強力反擊。對於〈一個巨大的情感鴻溝〉那則文，他並不認為有必要回應;可是這第二則文直戳他的痛處 —— 他作為總理的聲望，不光是在人民眼中，也攸關他在內閣同僚心目中的分量。「她等於在說我沒有實權，說李光耀才是掌舵人。換句話說，我失敗了。我的治國作風與社會脫節，迫使李光耀必須出面維護這一切。」他分享當時的感受:「她的文章很可能會讓讀者得出這個非常嚴重的毀滅性結論。」再加上阿音將這番結論與部長薪金課題掛鉤，文章發表時機又那麼及時或說那麼不巧，字裡行間甚至嚴重指控部長們只顧自己致富；這種種因素都讓阿作決意回擊。他說:「你必須捍衛政府的立場。如果我顯得軟弱，部長們會對我失去信心，認為我沒維護政府的立場。」
阿音的文字蟄傷了阿作。他說:「受傷?是的。但更多是生氣。我不過是以某種方式來展現自己的風格，你卻跟我槓上。在我相信自己已經贏得了人民尊重的當兒，你卻完全不把我這個領導人放在眼裡。你削弱我的權威，詆毀我的為人。我並不想以李光耀那套作風來治理國家。我一開始就對他、也對大家說得很清楚了。可是那不等於說我骨子裡完全沒有脾氣。大多數時候我會克制，實在犯不著為了生氣而浪費生命。但總有些時候你會發脾氣。而光發脾氣還不夠，我還得要懂得以自己的方式正面回擊對方。」
是的，他還是一如既往的好好先生，可是這位好好先生也偶有強硬剛毅的一面。「所以，這就是信號了，治國作風將有所改變。依然更寬容、更溫和，可是誰也別想因此而來占便宜。也請別藐視權威。」畢竟新加坡還是個亞洲社會。他補充說:「我是想藉此告訴那些人，那些跟她有類似想法的人，凡事都有個限度。」雖說阿音未必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卻也頗有名氣，她的觀點在知識分子圈中具備一定的影響力。阿作和人民行動黨可不準備退讓半步。
老李則認定阿音是看準了阿作親民、好欺負。他曾在《李光耀治國之鑰》一書中說:「假設林寶音寫的是我而不是總理......諒她也沒有這個膽子，對吧？因為向來我的姿態、我的反應，容不得任何人懷疑：一旦你來挑戰我，我勢必套上指節銅套，將你逼入死角......任何要挑戰我的人也請套上指節銅套。如果你以為你給我的重擊可以比我給你的更重，就儘管試試。要管好一個華人社會，別無他法。」
事實是，阿音筆鋒所指的，確是李光耀。老李才是她真正要討伐的對象。阿音向來對阿作有好感；無論事發前後，甚或紛爭爆發當下，這個印象都從未改變。「我很容易對善良溫和的人產生好感，吳作棟就是這樣。他從不爭強善辯。傲慢好鬥的人我就不喜歡。他看起來非常親切友善，應該也是一個非常非常暖心的顧家男人。不傲慢、沒有距離感，也不會給人高高在上的感覺，相信很多人都會喜歡這樣一個人。」當她相熟的一位國會議員跟她說阿作生氣了，說他還是第一次看到總理如此惱火，阿音的心情頓時糟透了。
「我忽然對吳先生感到有點抱歉。我的舉動，犯了儒家社會的大忌。永遠別讓領導人丟了顏面。我卻恰恰這麼做了。可事實卻是，我並不是有意讓他丟臉的，這是很肯定的。我只是寫出了自己的想法。但如此公開狠批一個人，我的確讓他有失顏面，當他在公共場合面對群眾時，肯定會有人帶著異樣的眼光審視他。這是任何一位領袖都肯定能覺察到的。」阿音揣測著阿作的心理過程。「我甚至在想，以吳先生善良的本性，如果當初我把文章寫好後私下傳給他，他應該會欣然接受的。」
於是，她決定動筆再寫兩封信。第一封信投給《海峽時報》讀者交流版。她在信中說，自己只是一個關心新加坡的人，「絲毫沒有任何意圖去貶低或惹惱任何人」。她也從沒打算從政，只是珍惜這個通過本地媒體就社會政治課題發表看法的機會，「並且充分意識到這些觀點可能有偏頗疏漏，所以也做好準備面對任何異議和駁斥。」
阿音的第二封信，則是給阿作的親筆信。她在信中寫道:「如果我的文章引起了您的不快，我謹此致歉。我對您所領導的政府懷著最高敬意與極大重視，這兩篇文章也正是秉持著這股精神和信念寫下的。對於這些文章對您可能造成的困擾，容我再一次向您致以最深切的歉意。」她為引起他的不快而道歉，而非為自己撰文一事而道歉。她受訪時說明自己當時的心態:「有時候人總會做出一些讓自己事後覺得『歹勢』的事。」她以本地用語表態，意即「不好意思」、「難為情」。「理智告訴你必須這麼做，因為新加坡能聽到的聲音太少了。可是感情上總還是會想說，如果我這麼做了，也讓他欣然接受了，那肯定會好得多。」她逐字逐句親筆寫下那封信，以示赤誠敬意。
這封簡訊，阿作收到了。「收到她的信，我是挺驚訝的。還是一封手寫的親筆信，以示尊重。」可是他還不準備握手言和。他打了一封信回復阿音，信上寫道:「看過你那些文章的讀者，大概不會有人會認為你對我所領導的政府懷著最高敬意與極大重視......我必須清楚闡明我的『越界標記』，好讓大家知道開放和協商也是有限度的。而這個限度，並不包括在媒體上做系統化的蔑視與抹黑，去摧毀一國總理和他的政府應有的威信和地位。」
他甚至推高了論戰態勢，發出警告，謂政府會把任何意圖在此地設定政治議程的人視為已經一腳跨入了政治領域，無論這些人是否有意加入政黨從政。換言之，阿音同樣必須面對批評。阿作當時在國會上說:「我認為這是公平的，因為你不能一味抨擊我們，卻又不想讓我們以同樣方式回敬你。」最後，他撂下了這場風波中讓人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句話:「如果你一記重拳打在我下頜，你就等著在太陽神經叢上吃我一拳。」
一看到這句話，阿音不禁打了個哆嗦。如此暴力的字眼出自阿作口中真是太不尋常了。這更像是老李的作風，而非阿作。「他居然描繪出了這麼粗暴的畫面，我認為還真是有失身份!」她回憶起來還不禁驚呼:「我當時根本搞不清楚太陽神經叢究竟在哪裡!後來知道了，天哪!如果他真是一拳揮出，我就再也無法穿上緊身旗袍了!我當初就是這麼跟朋友們說的，大家全笑成一團。」她說著，舉起雙手遮住臉龐作驚恐狀。謹此稍加說明：太陽神經叢位於腹腔正中，從胸骨延伸至肚臍的神經線脈輪，神經線分布牽連到腹腔內臟，俗稱「心口」、「心窩」，是搏鬥中最有效的突襲點，也是拳擊賽時的攻擊目標。阿作的回覆讓阿音大失所望:「那是一封充滿怒火的信，一封粗暴的回信。」
家人好友都擔心她的安危。「他們叫我要小心。他們說我的行動受到監視。女兒很害怕我會出事，還告訴同學們打電話到家裡來時得用暗語溝通，因為電話很可能被監聽。真傻!」她笑著說。「大家都很恐慌。」更甚的是，當時人們公認的親自由派新聞及藝術部長楊榮文也用了一句閩南慣用語，斥責她「沒大沒小」，意即目無尊長、不知分寸。阿音這會兒是婁子捅大了嗎?
其實無論是阿作還是他的部長，倒是從來沒想過要懲罰阿音。吳作棟透露，連提都沒提過。大家很清楚林寶音沒有任何隱藏動機，政府回了一封措辭強烈的信也足夠了。「我們是這麼分析整件事的：她沒有任何惡意動機，也沒有隱藏議程。這個很關鍵。如果我們懷疑她是受人指使寫下那些文章，那就不一樣了。若她別有所圖，意即她會繼續寫出更多這類文章，然後一點一滴慢慢地侵蝕民眾對政府的信心。她反而坦坦蕩蕩、開誠布公，說起話來不像是躲在他人背後發聲。所以，只要堅定闡明了政府的立場就好，沒必要採取進一步行動。她沒什麼好害怕的。而我也在國會演講中說得很清楚了——不採取報復行動。」
有意思的是，雖然阿音身邊的家人朋友都緊張兮兮，她自己倒是老神在在，一點都不擔心阿作會把事態升級。「我完全是安然自在的。我從來沒害怕過李光耀或吳作棟，純粹因為相信這些人都是聰明人。他們為人正派—— 就是這個詞;他們骨子裡是正派的。不過當然，為了面子問題他們還是會有所防備，人人都會這樣，特別在我們這麼一個儒家社會裡。但我倒不認為他們會任意把人丟進牢房裡。」
這起事件隨後被視為新加坡公民社會遭「閹割」的導因之一，但當事人阿音反而認為，把她教科書似的封為「英勇犧牲的烈士」是「毫無道理的」。「人人都那麼惶恐，可是我毫髮無損啊!」她驚嘆道。「如果我被關進牢里，如果我的子女被牽連，要是我身上發生了一連串可怕的事，財產被充公，那他們的惶恐就有理由了。可是什麼也沒發生呀，我還是逍遙自在地走街串巷。」她說道。「所以我深感這種恐懼的心理竟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我想即使到了今天，人們還是會害怕。害怕失去美好的生活。而這正是最為諷刺的——害怕失去人民行動黨給予他們的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