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的马来亚政策为什么会发生急转弯？我们梳理一下档案文件就可从中发现，其实英国人在马来亚的高级官员如大总督麦唐纳、联邦总督根特(Edward Gent)同情马来人的处境，一心想与马来人妥协，这才是扭转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马来人虽然反对“马来亚联邦”，但是对英国人还是十分友善，也不强烈反对英国人的统治。马来亚的治理必须依赖马来人，因为整个民事公务员大部分是马来人，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假如得不到马来村长(Penghulu)的 合作，将会出现全面瘫痪的局面。“马来人的意见必须充分得到体现”显得非常必要，要不然将会把他们推向激进的主张大印尼主义(Indonesia Raya)分子那边注15。
马来亚联合邦取代马来亚联邦
1946年7月英国殖民地政府和马来苏丹以及巫统开始协商，7月25日三方敲定了讨论的基本原则，并成立一个由6个殖民地政府官员、2个巫统代表以及4个马来统治者代表的工作委员会，以便针对替代方案的细节进行讨论。1946年12月24日由工作委员会敲定的“马来亚联合邦计划”(The Plan for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公布，“马来亚联合邦计划”主要点有：
1）马来亚联合邦由九个马来土邦以及槟城和马六甲组成，受到大英帝国的保护(under the protection of Great Britian)，取消联邦总督，其职务改称钦差大臣(High Commissoner)；2）成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便执行有效管理；3）保留各个土邦的独立个性；4）给予那些视马来亚为家园及效忠马来亚的人拥有共同的公民权；5）坚持捍卫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注16。
“马来亚联合邦”和“马来亚联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这是一个全面向马来人倾斜的计划，比如马来苏丹的主权地位重新恢复；马来人的特权也得到保障；提高非马来人申请马来亚公民权的门槛，马来亚从英国直辖殖民地再度成为保护国，新加坡仍旧被排除在马来亚之外，直辖殖民地地位保持不变。“马来亚联合邦计划”可说是巫统的一大胜利，从此奠定它作为马来人权益捍卫者的地位，深刻影响马来亚（其后是马来西亚）政治的方方面面，直到今天仍未动摇。
“马来亚联合邦”相较于“马来亚联邦”明显地不利于非马来人，不过，自英国在1946年7月5日宣布有意废除“马来亚联邦”，而以“马来亚联合邦”取代 注17，直到1946年12月24日正式发布“马来亚联合邦计划白皮书”，在这段期间内，非马来人对于这个关系他们命运的重大安排，却保持出奇的平静，只有在7月15日马六甲土生华人领袖陈祯禄代表42华团及商会致电伦敦，要求英国政府不要放弃马来亚联邦注18。
反对马来亚联合邦的统一战线
这种相对平静的局面直到1946年12月初才被打破，在新加坡的马来亚民主同盟的组织及领导之下，一个反对“马来亚联合邦计划”的统一阵线开始出现。1946年12月14日，在马来亚民主同盟副主席约翰伊伯的召集下，成立了一个以陈祯禄为主席，约翰伊伯为秘书长的联合行动委员会(CJA)注19。12月22日行动委员会在吉隆坡召集大会，扩大组成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Pan-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简称PMCJA)，主席仍旧是陈祯禄、副主席是马来国民党代表，秘书由马来亚民主同盟代表担任，财政是泛马总工会注20。
泛马行委会当天致电英国殖民部大臣，提出三大诉求：1）一个包括新加坡统一的马来亚；2）一个全马性的通过民选产生的自治政府；3）给予视马来亚为永久家园并效忠于它的人同等的公民权，并要求英国终止片面与马来亚少数人商议而达成的计划，充分考虑马来亚全部亚洲族群的意见，制定一部民主的马来亚宪法注21。
在已公布的马来亚联合邦计划，新加坡是被排除在马来亚之外；议员由官方委任而不是民选；公民权的申请也诸多限制，泛马行委会的三大诉求可谓针锋相对。
泛马行委会虽然得到华社闻人陈祯禄的支持及领导，但没得到当年华社重要组织中华总商会的参与，中华总商会原则上反对新马分家，但是不求急于实现民选自治政府，他们反对的是宪法上规定的马来亚是马来人的国家，并主张本地出生的永久居民和英籍子民(British Subjects)自动得到公民权，居住超过五年并准备宣誓长期居住于此的人可以取得公民权。中华总商会不愿意参与泛马行委会，而是单独提出“马来亚宪法建议书”备忘录，呈与大总督与咨询委员会参考注22，不过，他们的意见不被英方采纳。
同样没参加泛马行委会的还有当年属于最大的公开合法的政党马来亚共产党，虽然不参与，不过通过其代表刘一凡发表声明，反对马来亚联合邦计划，并支持泛马行委会提出的三大政治诉求注23。
令人好奇的是作为当年华社领袖的陈嘉庚，为什么没参与泛马行委会？他对马来亚联合邦计划的看法是怎么样的？还好让我找到1947年3月10日的《南洋商报》，其中报道了陈氏的观点，他认为“马来亚宪法建议书性质与民主精神不相符合”，也主张新马不应该分离，立法议会必须民选，华人应该效忠马来亚，并希望殖民地政府与各民主社团之间举行圆桌会议，“方能使宪制工作获有结果”。当年陈嘉庚能有这样先进的观念，不能不对他肃然起敬，至于为何不参与泛马行委会则有待进一步探讨注24。
1947年初，考虑到马来亚国情，泛马行委会把三大政治诉求扩大为六大主张，除了原来的三大诉求，增加了另外三点，就是：1）马来苏丹作为真正的君主立宪地位得以保留，不过必须接受民主议会的意见；2）回教及马来风俗习惯事务由马来人掌管；3）在提升马来人工作方面给予特别照顾。
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2月，泛马行委会在全马各地举行抗议游行，并在英文报章大量发表文章，阐明反对马来亚联合邦白皮书的主张。1947年2月22日原本加入泛马行委会的马来国民党退出行委会，组织马来人的统一阵线——马来人联合阵线（也称人民力量中心 Pusat Tenaga Rakyat, 简称PUTERA）注25，并与泛马行委会组成联盟，共同行动。
划时代的人民宪章
1947年8月，泛马行委会改称全马人民行动委员会(All-Malay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简称AMCJA)。1947年9月21日在全马行委会及马来人联合阵线的努力下，一份被称为“人民宪章草案”(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以这两个组织的名义公布，这份英文原稿的起草人是马来亚民主同盟的郭鹤龄和约翰伊伯。
“人民宪章”的提出是马来亚宪制运动的一大进步，代表了当时马来亚人政治的高度智慧，宪章充分考虑了各大民族的感受，尤其是马来亚的特殊国情，其包容性、可行性与马来亚联合邦白皮书”对比，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宪主张：一种是适应多元民族政治现实的人民宪章；另外一种则是强调单一民族利益的马来亚联合邦宪法。“人民宪章”无疑是高度政治思想的结晶，它集中表达了真正马来亚民族主义者追求一个民主、自治和统一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愿望；也明确规划了作为马来亚公民的义务和权力；民选自治政府的操作与苏丹在君主立宪体制下的角色。“宪章”提出其他重点还有规定马来语为国语；以代表马来人战斗精神的红白色为国旗颜色。至于它表示接受以“Persekutuan Tanah Melayu”当做马来国名和以“Melayu”当做国民的称呼，是对合作伙伴PUTERA一种妥协的结果，非马来人是否能够接受还是一个疑问注26。无论如何“人民宪章”是对“马来亚联合邦白皮书”的偏颇作出最好的修正，也是为将来的马来亚政治发展设计的总蓝图，难怪《海峡时报》的社论要惊呼“人民宪章是在宪制问题上迄今为止对英国当局最直接、最彻底、最不妥协的挑战”注27。在隔天的社论又罕见的给予高度的评价：“（人民宪章）是第一次尝试把马来亚政党政治置于对立的种族利益之上；也是第一次尝试为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搭起一座政治桥梁”注28。
1947年10月，一向持不与全马行委会合作的中华总商会，在接二连三遭受英方闭门羹之后，把他们推向全马行委会那边，10月20日与PUTERA—全马行委会共同行动，发动一次全马性的“罢市”(hartal)”。“罢市”行动几乎得到全体华商和印商的配合，也获得全部华文报章的支持，也没出现《海峡时报》恐吓的种族冲突，虽然“罢市”行动不能促成英国当局关切人民的意见，但是作为一个全民政治启蒙的教育运动，和在培养“马来亚意识”的意义上来看，它是成功的。
中华总商会与全马行委会的合作是短暂的，在“罢市”之后双方越行越远，10月25日中华总商会单独致电殖民部大臣要求派“皇家调查团”(Royal Commission)来马调查制宪问题被断然拒绝注29，原本杯葛新加坡立法议会的立场开始动摇，1948年1月10日会长李光前宣布与新加坡总督“达成谅解”，接受分配给中华总商会在新加坡立法议会的一个议席。
虽然“人民宪章”符合马来亚国情，也照顾到各族人民的利益，但是却不能得到英国当局的认真对待，“马来亚联合邦”按照既定日期在1948年2月1日在反对声中成立，新马两地的统一之门再度被关上。
1948年6月马来亚局势动荡，英国宣布紧急状态，6月24日英国也在新加坡实施紧急法令，一些工会、社团的成员在紧急法令下被扣留，马来亚民主同盟在6月24日发表声明：“鉴于人民自由受严格限制以及动荡的政治局势，我们不可能再提供有益的服务，执委会一致议决自动解散”注30。
马来亚民主同盟的解散，是新加坡民主政治的一大后退，它的存在虽然只不过短短两年半的时间，但是，留下的却是极为深刻脚印，比如通过举办政治讲座，给人们民主政治教育；通过在全马各地举行群众大会，带动群众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在英文报章撰稿，鼓吹马来亚意识，这其中较为突出的有郭鹤龄、余柱业、迪古鲁兹和约翰伊伯等，他们都发表了许多好文章，提高读者的政治认识。在当年属于多元社会的新马，华人和印度人还在效忠中国/印度或者马来亚之间犹豫、马来人只坚持马来民族主义的时候，马来亚民主同盟鲜明提出马来亚人（包括新加坡）这个概念，作为团结各个民族、建立马来亚国族意识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马来亚民主同盟作为新加坡反殖民地主义、争取独立、实现民主政治的先驱，我们给它任何最高的评价都不会为过。它为我们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巨大的，深刻影响后来的新加坡政党政治，1954年成立的人民行动党，1961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阵线，让我们看到它的影子。
马来亚联合邦计划的实施，中断了新加坡人民追寻马来亚之梦，之后不同的宪制发展，又进一步加大了双方的距离，虽然新加坡独立之前的所有政党，都以追求一个统一的马来亚当作政治使命，独尊一族而排他性的联合邦宪法始终是新加坡人民追求“马来亚梦”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注释
注1：Bumiputera普遍译为土著，容易产生误解，其实它与英文的Native含义有所不同，与印尼采用的Pribumi（原住民）也有不同之处，按照字面翻译是“大地之子”，马来语权威词典Kamus Dewan的释义是“国家之子”(anak negeri)，在马来西亚这个词是为了强调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和主权，以及在宪法上赋予马来人的特权。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其定义涵盖全部说马来语、信仰回教、实行马来风俗习惯的广义上的“马来人”，无论是否在马来亚出世或是新旧移民；马来西亚成立之时，为了争取沙巴、沙捞越的加入，也把信仰其他宗教的两地原住民包括在内，给予他们Bumiputera的地位。
注2：J S Furnivall, Colonial Polic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urma and Netherlands India,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6, P304.
注3：见Allen, James de V, The Malayan Union, New Haven, Con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1967, 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