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蔡教授认为国家的政策影响到民众对于文化溯源的看法，对于演讲中提及的坟山、非遗、方言籍贯等问题，看似联系程度不高，其实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话语的影响。社会对于文化根源的探寻，其实也不断在影响国家对华人文化的看法，国家政策也在因应社会情况而不断做出改变。宗乡总会并非国家机构，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及其他华人会馆联合商讨建立并用于配合国家话语的产物。新加坡的国家文物局负责管理各种族的文化遗产中心或博物馆，但华人的文化中心如唐人街的牛车水原貌馆、南洋理工大学的华裔馆却在宗乡总会的管理之下。同时蔡教授还例举了在2015年，为响应一带一路政策，中国在新加坡开设中国文化中心；2017年，新加坡政府支持建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从这些管理措施之中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一直在平衡各种族的关系。当然，双向的寻根活动的确推动了新加坡宗、乡会馆的发展，在1990年代呈现出“文化复兴”的现象，寻根活动尤其吸引了年轻人参与其中。
此外，香港科技大学廖迪生教授针对非遗如何作为工具推动新加坡政府落实种族和谐的国策，香港城市大学程美宝教授针对新加坡华人的丧仪中的方言与仪式传统等问题与蔡教授进行了讨论。
就听众提及的不同区域方言群的发展路径等问题，蔡教授也从自身经验出发来讨论普通民众对政策的回应，他认为国家所倡导的种族和谐、宗教和谐的话语，早已进入校园教育之中，以及普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之中，是所有民众再熟悉不过的社会公约。
本场演讲呈现出在现代社会中传统文化如何更新、改变与发展，其中对于大传统与小传统，地域文化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的讨论极富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