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蔡教授認為國家的政策影響到民眾對於文化溯源的看法，對於演講中提及的墳山、非遺、方言籍貫等問題，看似聯繫程度不高，其實很大程度上受到國家話語的影響。社會對於文化根源的探尋，其實也不斷在影響國家對華人文化的看法，國家政策也在因應社會情況而不斷做出改變。宗鄉總會並非國家機構，是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及其他華人會館聯合商討建立並用於配合國家話語的產物。新加坡的國家文物局負責管理各種族的文化遺產中心或博物館，但華人的文化中心如唐人街的牛車水原貌館、南洋理工大學的華裔館卻在宗鄉總會的管理之下。同時蔡教授還例舉了在2015年，為響應一帶一路政策，中國在新加坡開設中國文化中心；2017年，新加坡政府支持建立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從這些管理措施之中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一直在平衡各種族的關係。當然，雙向的尋根活動的確推動了新加坡宗、鄉會館的發展，在1990年代呈現出「文化復興」的現象，尋根活動尤其吸引了年輕人參與其中。
此外，香港科技大學廖迪生教授針對非遺如何作為工具推動新加坡政府落實種族和諧的國策，香港城市大學程美寶教授針對新加坡華人的喪儀中的方言與儀式傳統等問題與蔡教授進行了討論。
就聽眾提及的不同區域方言群的發展路徑等問題，蔡教授也從自身經驗出發來討論普通民眾對政策的回應，他認為國家所倡導的種族和諧、宗教和諧的話語，早已進入校園教育之中，以及普通人習以為常的生活之中，是所有民眾再熟悉不過的社會公約。
本場演講呈現出在現代社會中傳統文化如何更新、改變與發展，其中對於大傳統與小傳統，地域文化與國家制度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的討論極富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