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每个国家在治理上最脆弱之处都暴露无遗。
疫情初期，新加坡因严格的隔离政策、有效的病例追踪而控制了病例速度，压平疫情曲线，表现突出。
但谁也没有想到，新加坡的疫情会因为外籍客工（新加坡本地人对外籍劳工的称呼）的居住问题而急转直下，抗疫成果仅仅维持了2个月。
到了3月底，居住在逼仄狭小宿舍里的客工接连确诊病例，并在客工之间相互感染。
| 新加坡新冠病毒感染情况。
图片来源：CNA
自4月1日起，新加坡的疫情开始爆发，在四月中旬达到高峰。到如今，新加坡已确诊23,336例感染病例，整个4月份新增的不幸感染者当中，又以外籍客工居多，90%的病例都来源于客工的聚集性传播。
黄色条所表示的，正是那些住在工人宿舍的最底层的外籍客工。
为什么外籍客工受感染如此严重呢？
新加坡的外籍客工
新加坡的外籍客工，分为三类：
一类是持有就业准证（Emploment Pass，EP）的外籍客工，通常是高端技术人才，从2020年起，每月工资不得低于3600新币，目前有67200人。
一类是持有S准证（S Pass）的外籍客工，他们有学历证明，通常在新加坡从事中级职能的工作，从2020年起，每月工资不低于2400新币，目前约有197,7800人。
另一类是外籍劳动力的底层人士，他们往往受教育程度不高，工作技能属于半熟练状态。在新加坡的建筑业、制造业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这类外籍劳工人数最多，有981,000人。他们在新加坡持有的是门槛最低的工作准证（Work Permit，WP），目前薪水等级在1800新币以下，但后续可能会有调整要求。
| 2019年，新加坡人口情况。从中可以看到，新加坡168万（接近30%）的人口没有新加坡居民权，这30%的人中，又有41%的人口为底层外籍客工。
图片来源：《新加坡人口简报（2019）》（Population in Trend 2019）
同样是外籍劳动力，但特征有所区别：
就薪酬待遇而言：EP > S Pass > WP；
就人口规模而言：WP > S Pass > EP；
而三者在新加坡最大的待遇区别，在于WP类客工没有提交永久居住权的资格。尽管前两类申请者可能遭拒，但至少有这样的机会，但WP类客工，连门都没有。
就连这次新冠病毒，也专挑这些干着最苦最脏的活、享受最低待遇的WP类客工下手，他们因为居住条件差，一人感染，同屋的人也很难幸免。
为了阻断病毒的传播，新加坡下令将确诊病例的客工宿舍进行隔离，从一开始的榜鹅S11宿舍和西雅卓源宿舍，如今整个国家的43处客工宿舍中，已有一半多的宿舍受到隔离。
| 位于新加坡卓源东路的客工宿舍，外籍客工被隔离，不能外出务工。由图片可见客工狭小的生活空间。
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他们与新加坡的公民之间，横亘著一道看不见的围墙。
新加坡原本是各国的抗疫标杆，到如今，客工宿舍成为新加坡疫情的爆发点，本质上反映了新加坡发展背后的严重问题：住房，尤其是底层外籍劳工的住房问题。
病毒的狡猾也可见一斑，它暴露了一个国家最不愿意让人知晓的那一面。
新加坡的住房问题
与外籍客工相比，在对待已入籍新加坡国民的住房问题上，新加坡可谓悉心照料，成绩斐然。 要知道，新加坡可是世界上人口密度第二大的国家：小小土地上（约720平方公里），2019年已有人口约570万，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7866人。
人多地少，自然就有住房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不陌生：想想北上广深的漂泊无房的外来人口...... 还有香港地区，不仅是外来人口居住有问题，大部分香港居民的住房环境都很差。
| 香港“棺材房”
图片来源：Photograph by Tyrone Siu/Reuters
跟据2016年香港人口统计报告，约有20万香港居民住在“棺材房”里，如上图所示的㓥房、笼屋。这样的住房环境下，人均居住空间只有一个停车位那么大，也就能放一张床以及个人必需用品。
尽管住“棺材房”的人占少数，但在香港，住房难、买不起房是不争的事实。
同为亚洲四小龙，新加坡的住房问题，比香港好一些，但仍然面临不小的压力。
而且这个问题早在新加坡1965年建国的时候就有了。
60年代的新加坡，是世界上最不堪入目的城市。当时25%的居民挤在岛上1%的区域内，经常是五十多个人挤在一起，居住的地方不是贫民窟，就是在水道旁临时搭建的小屋。
| 新加坡独立初期约有30万人居住在棚户区的半永久性庇护所中，那里卫生差，更不用说医疗保健。
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馆
| 新加坡的“前世今生”
图片来源：左-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右-路透社
除了有“房荒”，新加坡还面临就业、交通的问题，但是经过短短50多年的发展，新加坡完全换了个模样，同时经济得到快速转型发展，一度成为亚洲四小龙，成为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
这是新加坡了不起的成就。
当时，刚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虽然百废待兴，但首任总理李光耀选择了直面“房荒”挑战的态度，要“管理刚独立的新加坡，照顾200万新加坡人的生计”。
第一步 规划
新加坡政府解决住房问题的第一步，是建立专门的住房管理部门——建屋发展局（HDB），开始了有名的“居者有其屋”计划。
但住房的规划，要兼顾新加坡的经济发展，要考虑新加坡未来30-50年的变化，同时还要想到当人们的经济条件变好时，对城市的要求也会变高。
所以住房规划要统一于严谨的城市规划。
新加坡的规划分成三级，分别是概念规划、总体规划、详细规划。
所谓概念规划，是站在宏观的角度制定这个城市未来30-50年的规划蓝图，确定大方向上的土地策略。为避免与现实脱轨，这个规划每20年调整一次。
而总体规划，就是要制订每一块土地的面积大小、使用用途，发展参数等。总体规划每5年就要更新一次。比如在1958年诞生的总体规划蓝图中，将新加坡土地按照不同的功能划分区域，分成工业用地、居住用地、中央商务区等等。
详细规划，就是针对这些区域再做更细致的规划。 最后这些规划都会形成法律文件执行。
第二步 获得土地
规划决不能是一纸空文，有了规划，下一步就是按照规划执行。
摆在政府面前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土地严重不足。一是新加坡本身土地面积小，二是很多土地在私人手里。
怎么办？ 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增加国土，二就是强征土地。
增加国土的办法就是填海造陆。
新加坡的土地开垦其实从殖民地时期就开始了，只是到了建国后20世纪60、70年代逐渐扩大规模，一直到新世纪前20年，可以说非常成功。
如今新加坡720平方公里的土地，约有160平方公里是通过填海获得的，相当于整个新加坡的四分之一。
填海工程中比较著名的有滨海湾中央商务区的近岸填海工程，以及如今的樟宜机场。
1984年到2012年新加坡广泛的土地开垦的卫星图像截图，有兴趣的学友可以看完整版，十分酷炫。 视频来源：R3LOAD Network 其二就是强征私人用地，这个方法让新加坡政府拥有的土地从1960年的40％，增加到目前的80％以上。
那么，为什么新加坡强征土地能够如此顺利？
原因一，政府颁布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来保证征地的实行：新加坡专门设有《土地征用法》《土地改良法》《土地税征收法》，使政府征收土地时有法可依。其中，1968年颁布的《土地征用法》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有权根据“公共目的”强制征用土地，同时赋予建屋发展局使用的权力。
原因二，新加坡政府给予原有土地者合理的赔偿，同时政府对于土地的再利用严格按照前面的规划进行，让人们知道这些土地并非为了政府私利，而是为了居民的利益。
这一点非常重要。
毕竟涉及到政府将土地收归国有后如何管理的问题？
还是拿香港特区举例。特区政府拥有除教堂以外的全部土地，但是75％的土地都未被开发，其中城市居住面积竟然只有3.7％。而政府对这稀有珍贵的土地并不会直接规划和管理，而是将其拍卖给地产商，最终建造出天价的房子。
新加坡政府则不同，他们对土地的规划和管理按照既有的规定进行，虽然也会“白地”（未开发的土地），但是对这部分土地，新加坡不会完全闲置，而是会暂时铺上草坪，供人们在上面散步、运动，未来会根据市场的需求再重新启用这部分土地。
如此人性化的规划，自然会受到新加坡人的欢迎与支持。
而征用过来的土地，除了发展经济，首先就得解决住房问题，其管理部门就是上面提到的建屋发展局。
第三步 组屋计划
建屋发展局获得规划土地后，就开始了著名的组屋建设，以解决居民居住问题。
所谓组屋，就是建屋发展局在居住用地区域建立的公共住房。
由政府营建公共保障房，类似的事情，各个国家都有。但往往伴随着巨大争议。
关键在于，这样的住宅最终被谁真正使用了或购买了？真正解决了谁的问题？会不会最终都去了富人手里？它的价格是否让人们买得起？居住环境是宜居的吗？
或许新加坡跟其他国家的区别是，在落实上效率很高。建屋发展局对组屋从设计房型到分配制度上，都做了详细的讨论规划，以保证真正需要房子的人有房住。
建屋发展局局长刘太格曾在采访中表示：
“我们建屋发展局不是只提供住宅，是提供生活方式、宜居生活......我们做规划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居民生活的基本要求”
刘太格是现任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主席，曾荣获新加坡建筑师协会金奖，负责新加坡的城市规划。
他还曾参与中国30多个城市的规划，比如北京、天津、上海等。
他在组屋的设计细节上会充分考虑到人的需求，秉承“以人为本”的原则，比如他会从邻居与邻居沟通的问题上，考虑窗户的位置。
| 一人一扇窗的组屋设计
图片来源：罗君豪摄
住房面积也尽量满足人们的需求。最开始时，由于住房紧急，大家的收入水平都不高，那个时候的组屋都是一小户型为主（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