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獨立後的新加坡從制度上就做好了「嚴控貨幣」的準備。
早在1965年新馬分家後，兩國準備發行各自的貨幣，李光耀同吳慶瑞就認定，新加坡放棄央行制度，保留貨幣局，貨幣局每發行1元都要有百分百的外匯儲備。時任財政部長林金山認為，「對一位喜歡在財政預算出現赤字時玩弄數字的財長來說，有個中央銀行就等於開了道方便之門，我想，我們沒理由讓新加坡的財政部長面對這樣的誘惑。」【2】後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兼備了央行的各項職能，但是無貨幣發行權。
80年代，新加坡GDP以7.7%的速度增長。新加坡已經著重引進高增值、高技術的產業，半導體、石化、精密機械製造、光學器械等持續加碼在新加坡落戶。當然，這種產業政策是有收有放的。政府並未篩選工業，而是將這項工作留給了跨國公司，「讓他們自行選擇認為能成氣候的工業」，政府的工作著眼於經濟目標的擬定和檢討。
新加坡政府的確扮演了一個「全能的服務者」角色，但是始終守住了自由市場和對外開放的底線。
人才的培養無法像基礎設施、政策那樣快速見到回報。70年代末開始，新加坡政府就開始了人才培育計劃。政府每一年都選出最優秀的一批學生頒發獎學金，並且保送他們去英、美、加拿大等國接受教育，讓這群年輕人成為新加坡第一批企業家。另一方面，新加坡向日本、德國、法國和荷蘭發出邀約，在新加坡成立培訓中心，讓新加坡的本地工人接受專業的訓練。優質的工人素質，成為在稅收、政策便捷度之外對外商的工廠投資的又一加分項。
90年代，資本、信息、技術等要素在全球國際間快速流動，一開始就堅守開放的新加坡「守得雲開見月明」，發展也更上一層。全球化加持下，新加坡進一步鞏固了全球自由貿易港、亞洲金融中心的角色。全球稅收窪地、高效的政府、公開透明的制度、高素質的人才，這吸引了大批跨國企業、新興高科技企業入駐新加坡。
對國內外資本一視同仁，是新加坡一個鮮明的特色。直到80年代後期經濟步入快車道，新加坡也沒有採取降低外資占比的措施。1990年外國在新加坡投資總額為24.8億美元，其中美國占42.5％，日本占28.5％。1972—1989年，製造業總投資為204.5億新元，其中外資占80％。
李光耀始終有著全球化視角和前瞻性。1992年，李光耀加入了JP摩根國際諮詢委員會，見識到美國一流銀行高層的專業化素質。後來，李光耀與本土四大銀行中三家溝通，發現這些人仍然希望政府能約束外資銀行，「他們尚未意識到，排他、不放眼天下和缺乏前瞻性的心態有多麼危險。」
1998年，李光耀授意下，時任金融管理局主席的其子李顯龍開啟了對金融業的改革。政府注資的新加坡發展銀行聘請來摩根銀行的資深高管。新加坡政府批准外資特准全面銀行增設更多分行，撤銷對外國投資者在本地銀行的股權限制，開放國內銀行業，迫使本土銀行提升服務，參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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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兩相悖論
面向住房、醫療、養老等關切民生的公共制度上，李光耀的理念及舉措有著明顯的差別，用他的務實主義態度來理解是恰當的。
一方面，他希望以「居者有其屋」來建立起新加坡移民人口對這個國家的認可感，嚴控土地供給和價格，以保障中低收入群體有房可住。
1960年代，新加坡在城市面貌上與多個東南亞國家無異，住房緊缺、環境污染、貧民窟成群。建屋發展局就此成立，為工人提供廉價住房。
1963年獲得大選後，李光耀更加堅信，對於這個以華人、馬來和印度為主的移民國家，當新加坡每個家庭都「有真正的資產去保護，尤其是他們的住房」，方能維固社會穩定。「我深信擁有的感覺至為重要，因為我們的新社會並沒有奠定身後和共同的歷史基礎。」【2】
對此，新加坡採取土地國有制，建屋發展局不僅統一規劃、開發和建設組屋，也成為了新加坡住宅市場的主要供給方。但是，政府不收取土地溢價。新加坡憲法規定，政府財政運營不能動用國有土地出售所得資金。所有的組屋定價以中低收入居民為參考，爭取維持4-5的房價收入比。而高收入不符合標準者，只能以高價購買少量私人住宅房屋。
1960年，新加坡只有10%左右的居民擁有住宅。幾十年來，建屋發展局累計建成超過100萬套組屋。目前，新加坡超過80%的家庭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組屋裡。新加坡的住房自有率超過90%，已開發國家的住房自有率一般在60%左右。
另一方面，他杜絕公共福利泛濫，在英國讀書期間，李光耀親身受用過醫療福利保障，但是內心始終不認可。他認為，個人應儘量承擔各自的義務。「全民享受免費醫療」不僅給社會帶來了巨大成本，也會削弱激勵，增長停滯。
新加坡政府沿襲並加強了英國殖民時期創下的中央公積金制度。這要求每個公民進行一筆強制儲蓄，最初只是工資額的5%，1968年後，政府每年都抬高公積金繳率，到1984年已經達到25%。基於新加坡連年經濟增長的坡度，其實居民的到手工資連年仍在增加，所以並未引起異議。到1984年，新加坡政府推行「保健儲蓄計劃」，其實就是從每個人的公積金帳戶中撥出一部分以償付醫療費用。
1983年，李光耀在國慶群眾大會上的一番演講引起爭議，隨後在國內引起了「婚嫁大辯論」。次年，人民行動黨得票率下跌12%。
事情緣由是198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李光耀發現新加坡生育率下降，而且國內高教育程度女性群體結婚率都很低。李光耀認為，新加坡的男性更願意娶學歷比自己低的女性，他呼籲男性從這種「愚昧、沉浮、具破壞性的偏見」醒悟過來。
新加坡甚至出台政策，已婚婦女可獲特別稅優惠。李光耀還援引美國學者研究結果「一個人性格習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遺傳的，大約20%則取決於後天的栽培」，以此來佐證高教育群體提高生育率的重要性。然而，這類言行成為了國際媒體的靶子，顯然透露出李光耀的「精英主義觀點」，更是絕對的「政治不正確」。
對此，李光耀是不以為意的，他只是拿出數據反駁，堅決將政策推行下去，直到情況有所改善。由始至終，「務實」是詮釋李光耀治國原則的最好解釋。他曾這麼說過：我這麼說也許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但我並不關心這個問題。我所關心的是做法是否正確。
這也是為何，我們會看到新加坡在經濟和政治制度上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分裂的原因。
新加坡以「高薪養廉」，公務員和國有企業員工的薪資與市場化銜接。國有經濟部門會引入市場化的績效考核、預算約束等方式，新加坡政府並未出現國有經濟在強大計劃指令下會出現的痼疾。
甚至，政府預算約束被寫入了憲法，關於政府財政預算案過程、財政儲備的使用、財政的監督管理權限都做出了規定。而對政府預算的評估機制里，資本化指標是一個重要衡量標準。各部門必須不斷壓縮自身運行成本，增加收入。
新加坡經濟上的「清明、高效」仍基於政府強大的權威。它將新加坡從遍布貧民窟的小國變成了世界聞名的花園城市，其政府效率、公共服務能力乃至國民教育素質都傲居全球前列。這的確是「新加坡奇蹟」。但是，它依賴於一批理性、勤勉、務實和理想主義的精英。
獨立後的新加坡承襲了英國的議會制框架，議會選舉，勝出的政黨組閣。新加坡獨立後，人民行動黨連續執政60年。新加坡實行民主投票、司法獨立，人民行動黨的確是民選政府，但是「國父」李光耀一手組建起的新加坡政府缺乏競爭性，權力監督和制約不靠制度，而靠精英、靠「人治」。
「好的政府應該是誠實有效率的——能夠保護人民，讓人人有機會在一個穩定有序的社會裡自我提升和過上好日子。」 這是李光耀對好政府的解讀。
九十年代以來，西方媒體對新加坡「威權統治」的批評不絕於耳：人民行動黨對於反對黨的鎮壓、國內媒體輿論的管控和李氏家族對國有資本的所有權等等。1990年，李光耀卸任總理，新任總理王作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未觸及根本。
1991年，新加坡修改憲法，規定總統由人民直選產生。1993年，副總理王鼎昌成功當選第一位民選總統，然而他發現自己仍然處處受限。王鼎昌在卸任時說：新加坡人很幸運，在過去三十五年中有一個廉潔並且有能力的政府。
2004年，李顯龍接任總理，成為新加坡建國後的第三任總理。李顯龍從1979年開始從政，有著豐富的經濟治理履歷。然而，外界普遍認為，李顯龍缺少其父的深遠洞察力，尤其是在外交上，遠遠不及李光耀周全睿智的外交策略。
2011年，人民行動黨在國會選舉中得票率下滑到有史以來最低。此時的社會財富、階級構成、社會心理乃至國際局勢都有顯著的不同。李顯龍面對著新一代的國民，與開拓者相比，他們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更加渴望政治自由，而非經濟自由。問題的本質是全球化的現代化的新加坡能否徹底告別威權主義色彩？
李光耀被認為是威權主義過度到開放國家的典範。人們感興趣的是：李光耀為何不會行至中途剎車？二戰後，戰爭殺器和全球化資本造就了一批政治強人，戰爭殺器尤其是核武器是他們進退有據的老本。新加坡幸運的是，李光耀沒有強悍的殺器，他只能擁抱世界圖存。根據斯密定律，市場規模決定技術分工。新加坡市場狹小，只能融入國際市場，加入全球化的產業分工中精進技術。如此，公眾、政治強人與這個國家的利益處在一個方向上。
在新加坡的建國志中，蘊藏著政治強人開放與務實的智慧。然而，在如今秩序崩壞、兩極對抗的時代，新加坡人渴望政治自由又依賴於精英政治，如何抉擇？
或許，新加坡人的價值觀已經給出了答案。建國之時，李光耀聽從了溫斯敏特的建議，保留下新加坡河畔點的萊佛士雕像。此後，萊佛士雕像一直聳立於此，見證著新加坡國民的來來往往。如今，萊佛士，成為了新加坡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