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和少年，在中央醫院附近的石叻村龜仔山頂度過，時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龜仔山早年是座墳山，山下石叻路口就是新加坡最古老的華人廟宇恆山亭，建於1828年（道光八年）或更早以前，是19世紀初先輩為祭祀及管理這一帶墳山而建的祠廟。
新加坡最古老華人廟宇恆山亭位於石叻路村口，是新加坡最早的華人義山管理機構。（檔案照片）
龜仔山上的古墳，屬於恆山亭墳山的一部分，為新加坡最古老的墳山地帶，當時山上古墳已多是無人祭祀的荒冢。
在好玩的少年時代，長滿亂草的墳山野坡，成了我和童伴們經常活動之地，滿山道光和咸豐紀年墓碑的荒冢比比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在亂草之間，有幾個雍正和乾隆紀年的墓碑！
當時華文還用繁體字，因為字體相同，我起初老把墓碑上的乾隆念成「 乾隆」（干字繁體為乾），被大人嘲笑糾正，因此印象特別深刻。當時麗的呼聲廣播王道講古，說過的呂四娘夜取雍正人頭報仇故事，膾炙人口，所以一見墓碑上的「雍正」就懂。
所以上小學前，我已在龜仔山的古墳墓碑上認識雍正、乾隆，及道光咸豐這些「古字」。
這些記憶中的古墓，說明早在1819年萊佛士登陸以前，本地就已有華人移民生活，是重要的歷史遺蹟。可惜這片墳山60年代中期清理時，未留下任何記錄。
早期華人移民的記錄
有關華人和新加坡的記錄，最早見於元朝航海家汪大淵《島夷志略》，書中記錄龍牙門提到的「 單馬錫番」，並稱島上有「男女兼中國人居之」。
近年本地考古發掘，也顯示早在宋元時代，新加坡與中國已有貿易往來，故當時有華人落戶定居或卒葬本地，亦屬正常。
但這些史料，都沒有明確的人物身份記錄。
黃堯《星馬華人志》稱早期市區「山仔頂」的山上原有宋代古墓，墓碑刻的是「謝」姓人士；另外1949年在義順村附近也曾發現明代古墓。
但這座宋代古墓未有其他留存材料佐證，所謂明代古墓雖有墓碑拓片，但據碑文「義敘明考朝元程公之墓」的格式 ，應為反清復明志士之墓，年代可能遲至晚清，非明墓。
近數十年來，一直被認為是本地發現年代最早的華人古墓，為1833 年（道光十三年）的方珊墳墓。
據新加坡南洋方氏總會的記錄，那是1941年方姓族人在「新加坡升旗山旁側的龜仔山墓群中」（又是龜仔山！）發現的，當時已成荒冢，遂由方姓族人出資將它遷葬「武吉知馬咖啡山公冢」，2008年再度被發現。
這個記錄，已被2012年新發現的兩座1829年（道光九年）古墓取代。
它們是武吉布朗咖啡山尋墓人吳安全兄弟所發現，墓主人分別是邱其連、海澄人洪斌老。其年代比方珊墓還早四年，遂成為目前本地發現年代最早的古墓。
1829年是萊佛士登陸後第10年，故無論邱其連和洪斌老二人何時來新，依去世時間，都應屬開埠時的第一代華人移民。
開埠前的華人移民
關於新加坡開埠前的華人移民，主要記錄有：
一，天猛公的說法。
1819年1月30日，當萊佛士與天猛公簽訂臨時協定後，威廉·法夸爾的副官紐波德上尉問天猛公，本島上有多少居民。天猛公的官員回答，當時島上的居民約有150人，有馬來人及海人，亦有約30名華人。
這段英國人記錄的「150人荒涼小漁村論」，多年來曾是新加坡早年史的金科玉律，近年來學界已多方論證當時島上人口其實遠不止此數。
但即使只依該記錄，也證明早在萊佛士到來之前，就已有30名華人移民在本地生活。
二，法夸爾中校（W. Farquhar）的說法。
海峽殖民地政府舊檔案《三州府紀錄》卷L之11有兩則記錄，是新加坡開埠後首任駐紮官法夸爾致給萊佛士的秘書赫爾中尉（Lt. I.W.Hull）的報告書。
1822年12月23日的首份報告書說：「皇家山北面的第一座小山是實利己山，……我發現這一部分的西面是一個華人的甘蜜園。……從皇家山的西面一直伸展到大元帥府的曠地，都未開發。但是，在此處的東北面倒有一個華人的甘蜜園，這甘蜜園是我們未來新加坡前便已開拓的。」
1822年12月28日的第二份報告書又說：「天猛公曾把若干地撥給華人及馬來人作種植的園丘。這類園地計有20份，都是英國人來此駐紮前撥給的。」
這兩份報告書清楚說明，在萊佛士登陸前，已有不少華人在此拓殖甘蜜園。
假設這20塊園丘地由華人及馬來人各占一半，每塊地只頒給一人，則在英國人來此之前，至少已有10名華人在此拓殖甘蜜園，他們已非無分文的苦力移民，而都是園主。
三，《三州府紀錄》卷之六記載土地局土地買賣簿冊。
這份殖民地官方檔案的土地買賣登記，記載1822年5月10日，英國印地安那號船長柏爾上尉（Captain J. Pearl），向三名華人購買史丹福山周圍三塊甘蜜園，他們分別是，陳源夏（Tan Ngun Ha），園地在山之西面；陳亞魯（Tan Ah Loo），園地在西南面；王瑞（Heng Tooan）園地在東南面（中文人名皆音譯）。
由此可見，當時的史丹福山（後隨柏爾上尉姓氏改為珍珠山，Pearl Hill）幾乎全部都是陳源夏、陳亞魯、王瑞三人經營的甘蜜園，而且均於英國人未來之前便已拓殖。
據檔案館前館長林孝勝從上述華人名字在檔案里的英文拼音，推測陳原夏與陳阿魯是福建人，王瑞為潮州人，他們是目前有姓名記錄的三名開埠前華人移民。
但他們在本地生活的時間，仍是開埠前後的清朝嘉慶、道光年間。
清初移民的出現
多年來未能在現有史料中見到任何與雍正、乾隆年間華人移民本地的明確資料，我童年記憶的疑問，始終未能解惑，只能一直留存心中。
沒想到答案卻「藏」在中國民間的族譜里！
上世紀50年代末，廈門大學南洋研究所的學者莊為璣、林金枝、桂光華等人，曾在泉州晉江僑鄉收集80部族譜，進行研究。後來學者專家繼續收集，於1998年由福建省社會科學院出版《泉州譜牒華僑史料與研究》一書，收錄有泉州、晉江、南安、安溪、惠安、永春、石獅、德化八縣市收集的200餘部族譜和家譜。
近年來，中國學者在這些族譜中，發現不少當地人在清朝時期出洋到新加坡的珍貴資料。
最重要的是廈門大學學者李勇，在福建晉江《鰲岱柯氏族譜》所發掘的兩則記錄：
一，「則美公，……生康熙丙子年（1696）九月廿四日，卒乾隆辛巳年（1761）九月廿二日，住新加坡」；
二，「則盛公，……生康熙乙酉年（1705），卒乾隆庚寅年（1770）十月廿二日，住新加坡。」
上述記錄說明，早在康熙、雍正與乾隆年間，兩位福建晉江人柯則美和柯則盛，已經在新加坡生活，是目前發現有姓名身份記錄最早生活在新加坡的華人！
若按華人「弱冠南渡」的一般規律，以20歲計算，他們二人約當分別於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1725年（雍正三年）來到新加坡。
在另一部永春《桃源東熙王氏族譜》中，還有兩則記錄：
一，「明助，生乾隆已丑年（1769）七月廿七日，卒乾隆壬子年（1792）八月廿七，葬在新加坡」。
二，「明侃，生乾隆辛丑年（1781），卒乾隆乙卯年（1755），葬新加坡虎亭。」
這兩記錄，明確寫明兩名永春人王明助、王明侃，先後於乾隆二十年和五十七年葬在本地，都是屬於乾隆年代的古墓。
此外，在50年代收集的80部晉江專區僑鄉族譜中，學者也發現乾隆、嘉慶年間，南安、永春地區共有23人到新加坡的記錄，其中乾隆年間（1736 -1795）有六人，嘉慶年間（1796 - 1820）有17人；其中有許多就是「葬實叻」。
這些族譜只是閩南部分地區的民間記錄，未能代表全閩及粵潮瓊等華南各地的歷史全貌，但僅此就足以證明，在新加坡開埠之前逾百年，已有晉江、南安、永春人南來新加坡並安葬於本地。
值得一提的是，那名永春人王明侃，他在1755年（乾隆二十年）的葬地為「新加坡虎亭」，虎亭應為地名，但也顯示當地應有一座稱為虎亭的墳地山亭，說明當時新加坡已有福建人的墳山組織與建築。
此外，1828年恆山亭新廟落成後四年，1831年該廟前還發生有人被老虎殺害的新聞事件。我童年時就曾聽村裡老輩說該廟為一「虎穴」，這說明恆山亭周圍原是老虎出沒的地方，「虎亭」之名，不知道是否就是恆山亭原來的名稱？只是年代久遠，只能聯想揣測，已經難以確定。
華人移民年代提前
曾懸掛於百年古廟天福宮內的乾隆十年古鐘，是本地早年移民文物，現已歸中國廈門華僑博物院收藏。（杜南發攝）
1983年本地學者莊欽永在百年古廟天福宮內的觀音殿，發現一枚古銅鐘，鐘上志期為「乾隆十年」（1745年），由於天福宮落成於1840年，這個乾隆古鐘的來歷也就成為謎團，人們多認為它是新加坡開埠後，才被人帶來本地，供奉於天福宮（這件重要文物已於2004年成為廈門華僑博物館珍藏）。
查道光年間出版的《廈門志》卷一五風俗條，就有雍正、乾隆年間，廈門船舶常到新加坡的記錄。記載稱：「廈門販洋船隻始於雍正五年（1727年），盛於乾隆初年（1736年左右）」，船舶「外至呂宋、蘇祿、實力（新加坡）、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
這項記載，加上閩南地區族譜中的新發現，確實證明早在雍正、乾隆年間，就有華人來到新加坡從事貿易活動的事實，也就有了定居甚至安葬的可能。
天福宮內的乾隆古鐘，及我童年在龜仔山上所見的雍正與乾隆紀年古墓，顯然就是部分早期華人移民的遺蹟。
特別是自福建地區族譜里的新發現，由於族譜是比家譜更正式的宗族記錄，入譜程序十分慎重，可靠性甚高，而且記錄不少，互相作證，更可將華人移民本地的確實年代，提早到萊佛士開埠前逾百年。
這項新發現，不但填補一段歷史空白，也證明我童年記憶中在本地見過的雍正、乾隆紀年古墓，確實曾經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