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十多年前，奧利維亞·普阿（Olivia Pua）離開了婚姻，帶著她當時只有五個月大的孩子。
當時，她的丈夫還沒準備好安定下來或承擔起為人父母的責任，這導致了不斷的爭吵和日益惡化的家庭環境。
「我想要通過向前邁進，讓每個人都過上更好的生活，」她說，「即便是在結婚期間……我也覺得自己像個單親媽媽。他根本沒有承擔任何責任。」
從那時起，普阿女士基本靠自己撫養兒子，沒有贍養費，只能依靠家人的支持，同時打好幾份工來維持生計。
這段經歷重塑了她對婚姻的看法。
「如果你找不到一個能夠分擔責任並為你的生活增值的伴侶，那麼婚姻就只是一張紙，」這位38歲的女士告訴CNA。
埃梅琳·洛（Emmeline Low）也有著類似的經歷，她同樣選擇離開了那段不平等的伴侶關係。
當她懷著第三個孩子時，她意識到自己幾乎是在獨自應對為人母親的過程——獨自去產科門診，在沒有伴侶實質性支持的情況下照顧孩子們。
最後的導火索發生在一個晚上，當時她需要去急診科。
她回憶道：「他的反應竟然是……他需要休息。我父親一路開車來到我住的地方把我送到醫院。就在那一刻，我意識到是時候離開這段關係了。」
在離婚程序進行期間，洛女士參加了技能提升課程以提高自己的就業能力。如今，這位39歲的女性與前夫共同撫養孩子，孩子們在兩個家庭之間輪流居住。
她對關係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
「在我20多歲時，我想找一個好父親來照顧未來的孩子，」她說，「隨著年齡增長……我想要的是一個能夠提供支持、保護並解決問題的終身伴侶。」
令人憂慮的生育數據
像普阿女士和洛女士這樣的故事反映了新加坡更廣泛的現實：父母表示，家庭責任的不平等會使婚姻關係緊張，影響生育決策，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導致夫妻分道揚鑣。
與此同時，新加坡的總生育率在2025年跌至0.87的歷史新低。
年輕人也在推遲結婚和生育。2024年的最新政府數據顯示，結婚人數較上一年下降了7%，其中25至34歲年齡段的降幅最大。
與此同時，離婚和宣告婚姻無效的人數上升了3.7%。
此外，初為人父母者的中位年齡也在上升，父親的平均年齡從2014年的32.9歲增加到2024年的33.6歲，母親的平均年齡也從30.4歲增加到31.9歲。
專家表示，除了責任分配不均，原因非常複雜。
「當你生活在一個競爭激烈、生活成本高昂的環境中時，很少有人會覺得已經準備好成為父母了，」新加坡國立大學政策研究所（IPS）首席研究員馬修·馬修斯（Mathew Mathews）博士說道。
除了金錢，還有更高的成本
如今，為人父母的壓力遠超經濟成本。父母面臨著時間限制、職業權衡，以及對為孩子提供最好條件（從課外輔導班到高質量陪伴）日益增長的期望。
「這是一個多方面的問題。在一個勞動力參與率高的國家，養育孩子的成本也包括機會成本，」IPS高級研究員卡普拉娜·維格內薩（Kalpana Vignehsa）博士說道。
「對於一位在孩子出生後休假一年的母親來說，她是否會失去晉升機會？她的職業生涯是否會停滯？這些因素都會影響人們對生育的選擇，」她在接受CNA採訪時表示。
對許多人來說，挑戰在於如何將育兒融入現代工作生活。
「我只是個普通人。大多數時候，我感到精疲力竭。在公司里，我感到職業倦怠；回到家，又是同樣的一套循環，」37歲的四胎媽媽埃瑪·鄂圖曼（Erma Othman）說道。
由於工作時間長且工作要求高，新加坡的孩子平均每周在託兒機構度過41小時——根據A*Star人類發展與潛力研究所2024年11月的政策簡報，這一數字在全球範圍內名列前茅。相比之下，美國的孩子通常每周在託兒機構度過約25至33小時。
支持系統至關重要
由於父母雙方都需要留在職場，家庭高度依賴正式的照護服務，專家表示，支持系統可以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從參與其中的配偶和祖父母，到家政人員和託兒機構，父母們表示，擁有一個「支持社區」可以將令人崩潰的經歷轉變為可以應對的挑戰。
「我和丈夫會分擔家務，這感覺很好。我們會在晚上一邊看Netflix一邊疊衣服，以減輕周末的家務負擔，這樣我們就能有更多時間陪孩子，」鄂圖曼女士說。
諮詢師林珊珊（Lim Shan Shan）將這種支持描述為讓家庭得以運轉的「隱形支架」。
「當母親們知道孩子在可靠的照護者身邊很安全，可以安心去工作時，她們回到家時能有更充沛的情感投入。當父母情緒更穩定、更專注時，孩子們也能感受到這種穩定性，」她說。
靈活性是關鍵
職場靈活性是另一個關鍵因素。維格內薩博士指出，如果父母能對自己的時間有更大的掌控權（如縮短工作時間或靈活排班），他們更有可能考慮生育。
「母親承擔了不成比例的育兒和家務職責，」她說，「給予她們靈活性，能讓她們更好地掌控生活。當她們感到更有掌控感時，她們會覺得可以生更多的孩子。」
普阿女士作為單親媽媽的經歷也暴露了僱主在支持方面的缺失。當她的兒子因川崎病住院時，由於公司不允許靈活辦公，她不得不請無薪假，這加劇了她的經濟壓力。她認為僱主需要更有同理心，並應向單親家長提供更多支持。
塑造育兒的未來
最終，專家表示，提高生育率不僅僅是關於經濟激勵，更是關於重塑育兒的整體環境。
「為人父母仍然面臨著巨大的代價……包括職場壓力、壓力水平以及不確定感，」馬修斯博士說，「我們需要更多的系統性變革。」
這些變革包括更靈活的工作安排、易於獲取的託兒服務、住房保障以及對家庭（包括正在經歷離婚和單親家庭）更強大的支持。
維格內薩博士補充說，增加政府支持有助於改變職場規範，並鼓勵父親和母親承擔更平衡的角色。
對於普阿女士和洛女士來說，再婚並不是不在考慮範圍內，但她們的期望非常明確。
「這個人必須在我們的起起落落中，在精神和情感上都在場，共同面對一切，而不是在困難來臨時消失，」普阿女士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