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雙語教育環境的新加坡仍面臨華語傳承的困境

2022年04月18日 • 3078次閱讀

編者按：新加坡是一個多元文化種族的社會。華人占新加坡總人口的近80%。上世紀，為了經濟建設，新加坡選擇推廣英語，英語推廣的數年間華語出現斷層，華語逐漸式微。之後政府雖然再次致力推廣華語，但雙語教育環境下的華語依然面臨著傳承的困境，個中緣由一起看看學者怎麼說。

新加坡從開埠的第一天開始，歷史就選擇她成為多元民族的移民社會，不同語言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大量湧入，帶來了各自的語言，這包括殖民者帶來的英語、最先落戶在此的馬來人的馬來語、爪哇語，華族移民帶來的各種方言，比如福建話（閩南話）、廣東話（廣州話）、潮州話、客家話、海南話和福州話等，稍後到這裡的印度人帶來的淡米爾語、旁遮普語和興地語等，形成一種「四文多語」的語言現象。這些不同的語言在這裡接觸、交融，不單在詞語上互相借用，也在語法結構和語音方面互相影響、滲透，從而造成語音方面和語法結構方面的變化，新加坡華語就是在這種多元文化的環境里孕育發展的。

集南洋華語之大成

追究新加坡華語的源頭，其歷史可以追溯到數百年前華族先民移殖南洋（東南亞），來此發展並落地生根的時候，特別是在新加坡開埠前的印度尼西亞和馬來亞（今馬來西亞）華族使用的語言。從一開始，它就不斷地融匯吸收各族語言的養料，這種多語互動的結果，鑄就了海納百川的包容性特點，也讓它在南洋異鄉生根存活，雖然這個時期的華語，是以方言的形式呈現，或者更準確地說它是廣義上的華語。

1819年新加坡開埠，吸引了大量的華人移民，在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時間，新加坡華人人口便超越各個族群，成為人數最多的民族，形成一個強大的華社。當時華社使用的語言，全面繼承了早在南洋生根發展的華族方言，具有南洋特色的印尼、馬六甲、檳城的華族方言更成為我們的活水泉源。私塾教育全面的方言教學，進一步鞏固新加坡華族語言的方言特色。

中國清朝在鴉片戰爭被西方強權打敗後，嘗試「師夷以自強」，開始引進西學，不過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教育改革上並不徹底。甲午海戰的失利，才痛定思痛，力圖維新，在教育上作徹底改革，廢除私塾，創立新學堂。這種教育改革的風潮，也吹到新加坡。

我們今天在新加坡使用的華語（其對應詞是中國的現代漢語），發軔於二十世紀初，受到中國創立新學堂這股風潮的影響，新加坡華社開始創立新學堂，從1904年到1909年間，一共有6所新學堂相繼成立，它們的學制和課本的編制，以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教育體系作為參照注1，以華語（官話）來教學。

新加坡華人身份認同的象徵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確立北京話作為國語，中國國民政府在全國推動「國語運動」，新加坡華社在林文慶的帶動下，與新加坡華人基督教會一起，創立新加坡華僑國語學校，鼓吹海峽華人學習華語注2。1919年中國爆發「五四運動」，提倡「我字寫我口」的白話文，掀起了「白話文運動」，也對新加坡的文教界產生重大的影響。新加坡華語的形成，就是在繼承南洋華語的傳統特色，並與華語原鄉的國語（或後來的現代漢語）的互動中發展出來的。

1949年以後，港台文化通過雜誌、歌曲和電影也對新加坡華語產生重要的影響，我們可以這麼說，新加坡華語是與現代漢語同樣隸屬「大華語」的一員，它的發展和形成的歷史與中國「白話文運動」同步，在「大同」下形成「小異」，在語音、詞語和語法結構方面具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和歷史烙印。新加坡華語的形成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全然移植而來，而是在本土環境中和各民族語言的互動中產生的，在新加坡獨立前的多元文化環境下，折射出新加坡華人的精神和文化面貌，也成為我們新加坡華人自我認同的有效象徵，讓我們有信心地回答「我是誰？」，也解開了「我從哪裡來？」的疑問。

新加坡華語及華人文化在獨立前，在英國殖民地當局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任其自生自滅的政策下曾經有過繁榮的時期，作為我們國家寶貴的文化遺產的華文華語，很弔詭的在獨立建國之後，卻面對欲振乏力難以為繼的窘態。今年適逢「講華語運動」40周年，針對新加坡華語在傳承方面所面對的困境，扼腕嘆息之餘提出來作一番討論雖然於事無補，不過解鈴還需系鈴人，如能亡羊補牢，為時未晚。

英語是高級語言神話的形塑

無可諱言語言和權力的關係十分密切，回顧歷史，我們知道英國殖民者在新加坡推行英文教育，目的除了培養和訓練低級公務員外，其邊際效果還培養出我們前文化部長拉惹勒南（S Rajaratnam）所說的「偽西方人」。英文表面上是中性的語言媒介，不過，它也是權力的象徵，殖民者通過語言、教育、文化、政治制度把他們的影響植入到殖民地社會中，讓英語在社會各個應用層面取得尊貴的地位，也因此建立了英語是高級語言的神話。

英語是高級語言的神話，已經在殖民地時期就深植在我們社會的深層結構之中，成為社會的共識。這種認知的產生，就會對社會上其他語言和文化形成壓抑，雖然不是政策上的直接壓抑，卻因為透過地位的對比的認定，很自然地把英語視為「優勢」語言，成為大家追求的典範，其他的語言在對比之下就處於「劣勢」，因為前者優等的尊貴地位的確立必須針對「劣等」的「他者」的比照才能產生。

新加坡在獨立後，為了經濟發展和建立國家認同，全面接受了英國殖民地留下來的政治遺產，也拾起了「英語是中性語言」的牙慧，作為我們凝聚各個族群的潤滑劑，如果在沒有別的選擇之下，這也無可厚非，但是，更甚的是我們又製造了另一種神話，把英語視為一種進行商業貿易、獲取知識唯一的工具，非它不行，這無疑是另一種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製造另外一種優劣對比的方式，造成排他的效果。面對這種局面，其他語言的應用和發展空間越發艱難，只能淪為作為族群身份認同的象徵，供奉在家裡當做神主牌，望之彌高而實際毫無用途。

多元主義的展現在於行動

檢視我們現存的社會狀況，我們驚訝地發現，作為體現多元族群社會並為我們熟悉的多元文化、多種語言的環境逐漸離我們遠去，雖然我們還是刻意在居民證上族別一欄分開列明CMIO。新加坡逐漸呈現單元化的語言環境、單元化的文化狀態，讓我們前外交部長楊榮文不禁憂心忡忡而感嘆道：「這或許是為了方便......但這麼做卻刻意減少、簡化了我們的文化基因，以及歷史所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

注4 楊榮文的感嘆讓我們體會到多元主義要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得到貫徹並不容易，多元主義的價值首先必須得到政策制定者的認同，多元文化的真正實現在於多元主義的政策的真正執行，而不僅僅存在於論述當中，無論我們口頭上如何彰顯多元，或是宣稱追求無差異的平等，如果缺乏實際的行動，所謂多元文化的理想始終還是軟弱無力的空談。多元主義首先要做的就是尊重差異，讓各種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都有空間來表現，讓它們在表現當中體現其不同的價值。多元文化主義的倡導必須強調實踐，並在現行的政策和權力的運作當中排除那些排他和不利多元主義的因素，無差異對待的平等才能實現，所謂「高級語言」的神話才能破除，而「劣勢」語言或弱勢文化才能擺脫被歧視的命運。

我們建國已經邁入第54個年頭，「講華語運動」的推行也有40周年，年復一年的運動，是否已經顯得筋疲力盡，力不從心？我們今天面對的不是講華語環境怎樣擴大的問題，而是面臨講華語生態進一步縮小的局面。一些諸如怎樣提高華語華文學習的問題，比如怎樣形塑多語的環境、提供學習華語的誘因、增加使用的機會等等，這些老生常談，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是時候讓它喘喘氣，找出真正的關鍵之所在，然後重新整裝出發。

我們必須思考作為曾經是多元族群社會賴以存活的多元主義文化和多種語言的生態是如何離我們而遠去，重新確認華文華語在國家建設中的價值，將它置於建設多元文化的高度來思考，把它當作我們國家珍貴的文化遺產，以保護文化資產之心來保護，我相信「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

注釋：

1 有關新加坡新學堂的成立和學制，請參閱Lee Ting Hui（2006），Chinese Schools in British Malaya：Policies and Politics，Singapore：South Seas Society.pp 9-10.印尼學者Didi Kwartanada也說明印尼中華會館（Tiong Hoa Hwee Koan）在1900年創立印尼第一所新學堂，就是引進日本華僑大同學校的課本，並通過新加坡林文慶（Lim Boon Keng）引薦懂得說華語和熟悉日本學制的華僑來主持校政。見Kwartanada（2018），Mandarin Comes to the South Seas：The Making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Java，載《亞洲文化》第42期，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2 Singapore Mandar in School,（20 November 1929）,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3 Singapore's WWII markers will carry four official languages, Japanese,（24 February 2019）, The Straits Times.

4 《楊榮文：文化和多元國際關係撐起我國影響力》，《聯合早報》2019年1月29日報道。

（稿件內容及作者觀點僅代表個人，不代表本媒體立場，文責自負）

本文刊載於《怡和世紀》2019年10月第41期。作者為《怡和世紀》編委林恩和，為本地文史工作者，著有《我城我語》、《我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