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九月里，獅城發生了一件大事：女傭巴蒂案的原審判結果被推翻了。
大多數人可能都會這樁案件有所耳聞，簡單概括一下，就是：
廖文良和廖啟龍父子於2016年10月30日舉報自家印尼女傭巴蒂被辭退時，偷竊價值3萬4600新幣的DVD播放機、床單、被單、百多件衣物、廚房器皿、名牌包、手錶及太陽眼鏡等物品；
國家法院法官於2019年3月判巴蒂罪成，坐牢26個月；
巴蒂不服判決，通過律師上訴至高庭；
2020年9月4日，高庭法官陳成安推翻國家法院判決，巴蒂成功洗脫四項偷竊罪名；
整個事件中，女傭巴蒂被起訴—被判坐牢—不服上訴，再到推翻原判，歷時接近四年。
小女傭正面迎戰大富豪，最終取得「勝利」的故事，是誰都沒有想到的反轉。
如果說女傭巴蒂的最終「勝利」是此案震驚全島的因素之一，另一引起關注的點，則是涉案僱主廖文良的樟宜機場集團總裁身份了。
這一事件中，最值得引起深思的不是劇情的反轉，而是：巴蒂為何蒙受四年的不白之冤？與廖文良的身份是否有關？
這一切，難道只是一場「權力的遊戲」？
01. 被無限壓榨的"巴蒂們"
2006年，新加坡樟宜機場集團主席廖文良招聘了一位住家女傭，也就是這起案件的被告人——來自印尼西亞的女傭巴蒂。
廖家還有另外四名成員，即廖文良妻子Ng Lai Peng，女兒Liew Cheng May，兒子 Karl Liew廖啟龍，以及兒媳Heather Lim。
根據庭審記錄，2007年，時年33歲的巴蒂來到廖文良家當女傭。像其他女傭一樣，她辛苦勞動，只為在新加坡換取生活之需。
她兢兢業業，工作時間從周一到周六，每日早上5點開始工作，直到晚上11點，超負荷的工作，換來的卻是極低的薪水。
巴蒂剛開始在廖家工作時，月薪為300新幣，每兩年續約一次。到了2016年，月薪才勉強漲到了600新幣。
而她的僱主，廖文良，在2013年就被新加坡媒體評為「十大打工皇帝」之一，年薪在當時就達到516萬新幣。
算個最簡單的除法：5160000÷12÷600=716.7。也沒有很誇張，僱主的月薪不過也就是女傭的區區716倍罷了。
當然，這麼算或許有些不公平，畢竟兩個人的能力和專業都有差別。但是對普通人來說依然很難想像，照顧富豪僱主之家的女傭，竟拿著如此微薄的薪水。
更讓人跌破眼鏡的是，廖家對巴蒂的壓榨還不止於此。
根據巴蒂在法庭上的陳述，廖家曾多次迫使她到廖啟龍（廖文良之子）的住處和公司非法工作。
早在2012年和2013年，巴蒂就被派往廖啟龍的辦公室打掃。2016年3月，在廖啟龍攜妻兒在搬到離廖家不遠的另一處公寓後，廖家更加頻繁地要求巴蒂前往打掃。
在新加坡僱傭女傭，必須註明工作地址。一旦出了這個地址，那就得申請准證。廖家的這種行為，已經觸碰了法律。
在新加坡，女傭被僱主壓榨的情況並不罕見。巴蒂身後，還有無數被無限壓榨的「巴蒂們」。
新加坡客工組織情義之家（HOME）與香港反人口走私組織Liberty Shared合作，於2019年1月15日發布了一份報告，揭露在新加坡的女傭面對三大問題：過度勞動、言語羞辱和薪資糾紛。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定義，若以任何懲罰相威脅，強迫任何人從事違反其意願的一切勞動或服務且不能隨意離職，即是強迫勞動，其中包括限制勞工行動『剋扣工資、恐嚇和心理壓迫等等。
僱主為女傭申請工作準證，有責任確保女傭遵守准證條例，包括婚姻限制、強制醫療檢查並確保女傭不涉及任何非法活動，僱主還得繳交五千元的保證金。
報告指出，正因為這些條例，反而鼓勵僱主嚴厲地監控女傭的生活起居，有者甚至面對暴力、禁食、被辱罵和過度勞動的威脅。
僅2018年一年時間裡，HOME就接到900起來自外籍女傭的申訴，其中處理最多的投訴是僱主扣留工資和工時過長。
在本地工作十年的Indah，被僱主剋扣超過四萬元工資，也不被允許使用手機，幾乎七年沒和家人聯繫。
另一女傭Ella每日工作17小時，每月只有一日休假，即使向僱主申訴手痛，仍被迫每日用手清洗僱主一家的衣物，還遭受言語霸凌。
Rosa則每日工作19小時無休，她不滿工作環境要求轉換，卻被僱主威脅甚至禁止他離開家門。Rosa試圖爬窗戶逃走結果摔斷腿。但是住院期間還要上手銬。警員甚至沒告知他僱主是否又被調查，還對她企圖自殺的行為發出嚴厲警告。
……
新加坡法律規定，女傭必須住在僱主家裡，這也使得女傭的實際工作時間等難以計量，被壓榨也就成了常態。
有的女傭，認為自己被當做「現代奴隸」一般對待：
「我們的生活如同現代奴隸，因為我們的法律權益不被認可，待遇差過其他勞工。」
02. 僱主與女傭的愛恨情仇
在新加坡，女傭群體在官方人口數據統計中一般被稱為FDW（Foreign domestic worker）。
根據2019年9月新加坡《2019年人口簡報》數據，截至2019年6月，新加坡總人口570萬，其中168萬都是非居民人口，也即外來人口。在這之中，FDW占據新加坡外來人口15%的比例，總數達到25萬2000人。
在新加坡，幾乎每5戶家庭中就有1戶僱傭女傭。
Experian發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女傭的存在為新加坡做出了近9億美元的經濟貢獻，約占新加坡全年GDP的2.5%。
不可否認，大多數女傭兢兢業業、任勞任怨地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對新加坡家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許多新加坡家庭依賴女傭照顧病患者、年長者、孩童、寵物以及處理繁瑣家務等。
這個隱藏在無數個家庭背後的默默無聞的群體，也是新加坡發展的重要力量。
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僱主與女傭之間的相處也是。
新加坡外來女傭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這麼多年以來，新加坡的僱主和外來女傭之間，上演了許多的「愛恨情仇」。
對很多女傭而言，儘管住在僱主家裡，但很少有僱主會把她們當作自己家庭的一員。很多僱主會在家裡安裝攝像頭，監控女傭的一舉一動；有些僱主對待女傭非常嚴厲，說話也很刻薄，還限制女傭的自由，包括沒收手機、不讓外出等等；更有甚者，甚至虐待女傭……
新加坡《聯合早報》向國家法院取得的數據顯示，2011年有14起傷害女傭的案件被提控；2012年18起；2013年和2014年各23起；2015年增至26起。
虐傭案件包括蓄意傷害、持武器傷害和嚴重傷害三類，當中蓄意傷害最為普遍。
僱主與女傭關係緊張的原因，有的是因為僱主不仁，也有的是因為女傭不義。
一名30歲印度尼西亞女傭，自2017年就在受害僱主家工作，照料僱主一家六口的日常起居和飲食。2018年8月，她不知從哪裡聽來的偏方，相信只要僱主吃下摻入自己經血、口水、尿液的食物和水，僱主就不會因為她工作做不好而責罵她。
於是，僱主一家就渾然不知地多次食用這些加了「料」的食物...... 不僅如此，這名女傭還利用僱主對自己的信任，多次偷竊僱主的錢財，總數1萬7千多新幣。
很多新加坡僱主都會感嘆：在新加坡想找一個女傭很簡單，想找一個「好」女傭卻是難上加難。
與此同時，相信很多女傭也會感嘆：在新加坡想找一個僱主已經夠難的了，想找一個好僱主卻更難。
雙方都難，抱怨連連之下，僱主和女傭之間的各種糾紛，在新加坡的媒體報道中就屢見不鮮，新加坡民眾對此也就見怪不怪了。
03. "權力的遊戲"
將視線轉回巴蒂的案件上，巴蒂曾在廖家服務九年。九年的朝夕相處，摩擦在所難免，難道兩方的糾葛也是來源於此？
這就是這起案件的特別之處，巴蒂的事件，不是簡單的僱主和女傭之間的矛盾可以概括的。
這其中，或許還涉及到「權力的遊戲」。
我們再來從頭梳理一下整個案件。先從雙方的身份說起：
僱主廖文良自2009年起擔任樟宜機場集團主席，也是盛裕集團（Surbana Jurong）主席、新加坡交易所董事、華社自助理事會理事及亞洲房地產巨頭凱德集團（Capitaland）的創始總裁，兼任多職，位高權重。
商場叱吒風雲，廖文良在學術上也是盛名滿載。
他身兼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工程學院、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教務長講席教授。顯赫的地位和功勳，曾讓他榮獲了新加坡總統頒發功績獎章。
而女傭巴蒂，印度尼西亞籍，無錢無勢，背井離鄉來到新加坡打工只為賺取微薄薪水貼補家用。
論社會地位，一個是新加坡響噹噹的商業巨擘，一個是藉藉無名的印尼女傭，任誰看來都是雲泥之別。
再來梳理一下時間線：
2007年3月至2016年10月，巴蒂在廖家工作九年；在2012和2013年，巴蒂曾被廖家派到廖文龍的辦公室非法勞動；
2016年3月，廖文龍搬到新家，巴蒂再被多次派到廖文龍新住處和辦公室非法勞動；在此之後，巴蒂曾多次表達對此的不滿；
2016年10月，廖文良發現一個充電寶不見了。價格雖不高昂，但他格外珍視。多次懷疑巴蒂手腳不幹凈的他決定開除巴蒂；
2016年10月28日，廖文良不在新加坡，示意兒子廖啟龍代為開除巴蒂。當天早上，廖啟龍安排僱傭代理公司代表到場，告知巴蒂她被開除了。事情突發不說，還只給了巴蒂兩三個小時的時間收拾行李。在把自己三大箱的行李囑咐給廖啟龍，讓他幫忙運回印尼後，意難平的巴蒂威脅到她會向人力部舉報廖家迫使她到廖啟龍的住處和公司非法工作的事。
當時的巴蒂沒有想到，或許正是這份威脅，讓廖家動了「先發制人」的心，狠狠地告了她一狀。
2016年10月29日，廖文良和家人花了兩個小時檢查兩個箱子，發現許多屬於他們的物品，並拍攝約21秒視頻。
隨後，廖家以懷疑巴蒂偷其家中貴重物品將其告上法庭，稱巴蒂偷走了他們家價值3.4萬新幣（約17萬人民幣）的物品，包括115件衣服、多個奢侈手袋、一部DVD播放機和一塊尊達手錶；而警方的取證工作是在2018年4月18日才完成的，在此之前，那些所謂的「贓物」還可以被廖家人自由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