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論是對女性自身,還是她的丈夫來說,懷孕都是件喜事。但在企業看來,這著實是個麻煩。
」
上述觀點來自美國總統特朗普在2004年的電視採訪。
眾所周知,特朗普是個直言不諱的人,道出此番言論也不足為奇。然而在職場中,尚未生育且處於職業發展初期的女性會發現,這種觀點其實廣泛存在。
教授簡介

Sandy Lim | 林玉萍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管理與組織系副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組織心理學博士
教研領域:職場不文明行為與騷擾、職業健康、領導力與變革、醫療團隊管理等
新加坡的企業也不例外。婦女行動與研究協會(AWARE)在去年九月份上線了一檔熱線專欄——職場騷擾與歧視諮詢,其中有70%的諮詢案例與女性懷孕有關。
在公司內,同事和上級經常對職場女性抱有偏見,認為她們將來有懷孕的可能,隨之而來的產假必定會給團隊帶來負擔。
進一步說,這種「可能懷孕」的猜測會嚴重影響職場關係,從而導致職場女性遭到同事的排擠、不滿和不尊重。
這也會讓一些職場女性產生離職的念頭,甚至完全放棄自己的職業道路,選擇轉行。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近期的一項研究中,我們試圖研究這一現象,而不是依靠簡單的軼事證據來分析年輕職場女性的遭遇,並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通過與蘇黎世大學的學者合作,我們收集了一整年的數據,調查對象來自瑞士學術機構中不同學科領域的474位工作人員。
以往的一些研究表明,身為母親的女性在就業方面會面臨諸多不利條件。例如,她們會被貼上「工作能力有限」的標籤;同等條件下,企業更願意錄用男性或者沒有孩子的女性員工。
但我們的研究發現,女性不僅僅是在有了孩子後才會遭受排擠。
大多數人都認為沒有孩子的職場女性存在懷孕的可能,進而會給公司帶來一定的負擔。僅僅是這樣的認知,就會導致職場年輕女性遭受區別對待。

同事和上級經常對職場女性抱有偏見,認為她們將來有懷孕的可能,隨之而來的產假會給公司團隊帶來一定的負擔(資料圖片)
在研究中,我們著重探討了職場一種不明顯的歧視行為——職場無禮。與公開欺凌和公然歧視不同,這種行為很不起眼,而且界定範圍模糊,包括說話的時候被打斷、被取笑、被無視或是被議論等。
調查發現,職場中女性遭遇的無禮行為遠遠多於男性。其中,沒有孩子的年輕女性所遭遇的無禮行為比沒有孩子的男性高出40%,比身為母親的女性高70%。而且,如果一家企業的女性產假比男性的陪產假更長的話,沒有孩子的女性遭受無禮行為的幾率會更高。
研究還發現,此類行為幾乎不會因為性別不同而有所差異,男女同事都會做出對年輕女性員工無禮的行為。
令人驚訝的是,影響職場無禮行為嚴重程度的最主要因素在於企業在產假上的規章制度。
具體來說,如果公司產假和陪產假的差距很大(如28周至34周),沒有孩子的女性員工所遭受的無禮行為會尤其嚴重。當兩者差距較小時,她們所遭受的無禮行為會相對較少。
這也反映出了一個問題:雖然相關制度表面上是為了讓女性員工受益,但同事可能因此心生不滿,進而對她們無禮。
針對這一點,我們的研究為僱主和員工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決方案。
首先,企業領導者要營造更具包容性的工作環境,明確對員工家庭的支持制度,化解員工對準父母同事的不滿心理。例如,實施居家辦公或者彈性辦公等模式。在後新冠時代,這種辦公模式不再是所謂的「特權」,而是成了一種必要。
新加坡近幾個月的經歷也佐證了這一點。只要企業和雇員之間相互理解、靈活應變,員工通過遠程交流同樣可以高效辦公。
有了家庭支持計劃,員工對於透露懷孕或者準備生育計劃就不必感到擔心或猶豫。
這不僅有益於員工個人健康,而且能讓企業及時做出安排彌補空缺,有效減少不便和不滿情緒。
然而,要想真正營造出包容性強、支持員工家庭的環境,關鍵是給予男女員工更公平的福利。
一些企業已經付諸行動,拓展新爸爸的福利,讓准父母雙方都能享受更多的權益。例如,新加坡花旗銀行近期宣布,男性員工將享有4周的帶薪陪產假。
2019年,惠普公司表示將為準父母雙方提供26周的帶薪休假。相比之前,母親一方的產假增加了10周,而父親的陪產假增加了足足24周。
現在,新加坡的准爸爸們可以享受兩周的政府補貼陪產假,也可以選擇分享妻子16周產假中的4周。
新加坡人力部長楊莉明今年在國會上指出,只有53%的父親選擇休陪產假,而新加坡公共部門內這一比例為84%。
共享產假究竟應該休多久?僱主和員工其實並不明確。但這可以有效緩解職場中女性因懷孕而遭受的來自同事的厭惡和歧視。
不過在實踐中,鼓勵男性員工休陪產假對於支持這項政策至關重要。例如,可以讓企業高層明確支持男性職員休陪產假,並且讓男性領導者以身作則,樹立榜樣。
最後,雖然不應該由女性來承擔糾正偏見的責任,但年輕的職場女性可以更積極一點,最好能提前消除那些對於備孕和職業發展的不正確預期。
例如,明確公開自己的生育計劃,而不是隱瞞到最後一刻,類似的早期干預行為能夠有效緩解職場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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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為Preventing mistreatment of women at work over motherhood and 『maybe baby』 stereotypes
作者:Sandy Lim(林玉萍),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管理與組織系副教授
翻譯:鍾和先
*本文觀點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