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楊來自中國江蘇農村，2010年開始在新加坡做建築工人，此前他曾在以色列、阿聯打工。他說二兒子還沒買房，首付要一百萬，「我不幹能怎麼辦？」《中國人的一天》推出「異鄉人」系列策劃，為你講述中國人背井離鄉在外國打拚的故事。
作者：戈多戈多
來源：中國人的一天
ID：chinaoneday
責任編輯：華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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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楊今年55歲，來自中國江蘇蘇北的農村，2010年便來新加坡做建築工人，這本該是他在異國他鄉的最後一年，畢竟年齡大了體力不如從前，但面對家裡的爛攤子，他不得不選擇續簽。
見過炸彈襲擊，也遭遇過搶劫
老楊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已經結婚生子，二兒子在南京工作，大學畢業2年，還沒買房。「那裡平均的房價都到了3萬多，首付都要一百萬，我不幹能怎麼辦？」
年齡過了50歲在新加坡續簽不好辦，只能花錢買通僱主，這花了老楊不少錢，最終好歹辦下來了，而這一簽又是一個兩年。「我40歲的時候，看工地有人52歲了還在工作，覺得不可思議，心想自己50歲肯定就能退休，這一眨眼就55了，還在出國。」老楊苦笑道。
老楊的相冊里放著很多家人的照片，其中這一張是他剛到以色列時拍的，那時候他還很年輕。
老楊自2003年便出國勞務，是中國浩浩蕩蕩勞務輸出大軍的一員。在老楊的老家連雲港，幾乎家家戶戶的男性都出國，出國勞務幾乎成了當地人改變命運最重要途徑。
在來新加坡前，老楊去過以色列和阿聯。他在以色列經歷了巴以衝突，在阿聯遭遇搶劫，在新加坡又見證強人政治的落幕。
老楊至今保存以前出國機票的票根。
「炸彈襲擊很正常，為了防止巴勒斯坦的毒氣彈，以色列所有人手裡都有一個防毒面具，政府強制配發，隨身帶著。」談起離開以色列，老楊面有悔色：「那時巴以衝突，簽證恰好又到期了，就回國了，很可惜，那會兒希伯來語我基本都學會了，和當地人交流完全沒問題，不像現在（在新加坡）英語怎麼也學不會。」
老楊在杜拜的工作日記。
老楊離開以色列後又去了阿聯的杜拜，「我被黑中介騙上車，那個人拿著手臂長短的螺絲刀威脅我拿錢，我拚命把車門踹開跑了出來。」老楊還經歷了杜拜經濟的高速發展，「09年債務危機，杜拜塔沒錢建了，經過哈利法的經濟援助才再建起來，所以改名叫哈利法塔，我算是看著它建起來的。」
但是在阿聯的這幾年，老楊沒賺到什麼錢：「活多錢少，那時候一年才賺4萬多，沒什麼意思，簽證到期便回家了，但還是比家裡賺的多。」
後來去新加坡的同鄉越來越多，老楊索性也跟著去了新加坡。
中國人落腳的芽籠是新加坡的紅燈區
來新加坡打工的中國人大多落腳於新加坡芽籠（Geylang），芽籠處於新加坡金融區以東，位於新加坡河的東部。
初到芽籠，看到街邊林立的食肆酒家、網吧，甚至街邊停著的共享單車都和國內無異,會有種還身處中國的錯覺。
芽籠街頭的共享單車，和國內的命運相仿，要麼被損毀停在街邊，要麼成了打工者的私人財產。
新加坡是世界上為數不多性交易合法的國家，而新加坡大部分性交易場所則集中在芽籠，在網上搜索芽籠出來結果最多的便是「紅燈區」。
新加坡素來以文明乾淨著稱，而芽籠則像這個花園城市的另一面：街邊隨處可見販賣私菸和春藥的小販，三五人成群聚眾賭博，站街女在路口招徠顧客，這裡屬於警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地方。
除了中國人，芽籠也聚集了大量來自各亞洲不已開發國家的勞工，如孟加拉、印度以及菲律賓等國。多民族混居也造成了芽籠的多元文化特徵，各類信仰相互交織相處著。
老楊和他的豪華旅店
在新加坡勞務的工人分為兩種：公司工和散工。二者的區別是年齡，很多人年齡大了體力跟不上，公司便不願意再招收，就只能做散工，公司工公司會提供住宿和餐食，而且有底薪，散工只能自己找活干，沒有經濟保障。
新加坡的工人車。政府規定必須有棚才能載人，芽籠的清晨的街道上，能看到一輛輛載滿勞工奔向目的地的車子。
老楊說年紀大了後工作越來越不精細，有時候會被工頭嫌棄。老楊體力不如從前，他的搭檔雖然比他小不了幾歲，但體力比他好很多。
老楊的表弟王興（42歲）來新加坡也有6年之久，因為年輕體力好，在新加坡做公司工。「散工其實不太合法，是干一天賺一天的錢，不幹就沒錢拿，每年還要交准證費，固定的1萬新幣（1新幣約等於5元人民幣），不幹活也得交，公司工有底薪，我能偷懶指揮印度裔工人，散工行嗎？」。
老楊來新加坡之初也是公司工，公司包食宿，吃盒飯，住集體宿舍。「訂的飯也吃不飽，工地還不給做飯，我周末自己偷偷做面吃，一次要放12個雞蛋。」王興抱怨道。
集體宿舍沒空調，有時候王興覺得宿舍太熱，他會去工地的二樓睡覺，新加坡因為登革熱對防治蚊子非常嚴格，因此這裡鮮有蚊蟲肆虐。「鋪一張大白紙，往那裡一躺，睡覺非常舒服。」
而集體宿舍一般情況就是十幾個人住一間，各國人混住，使用公共浴室。大家相處倒也和諧，互相尊重各自習俗，比如進門就脫鞋，洗澡時怕印度裔抱怨，中國人也都不再裸體。
老楊後來因為年齡的原因開始做散工，沒有公司提供住宿後，他便開始在芽籠租房住。「一開始在芽籠租床位睡，6個人一間那種，便宜，但我睡眠不好，有個人晚上老是做噩夢，亂叫，太影響休息便自己出來住。」
老楊住所外景。
他現在租了一個單間，是經過改造的酒店樓梯下方，房間很小，不足5平米，進去以後都直不起來腰，「這裡以前是個小酒店，因為沒電梯生意不好，便改造成勞工宿舍。」房租為250元新幣，用空調的話每月再加100元。
老楊和他的「豪華旅店」。
老楊隔壁住了一個孟加拉人，兩間房的電因為連在一起，同時用空調的話就會跳閘，和房東說了也不管。有時候半夜跳閘了，孟加拉國的人便會敲門讓老楊去弄電，「房東怕他們瞎搞，所以把電閘的鑰匙放我這裡了。」後來老楊索性就只用風扇不開空調，「習慣以後也就不覺得熱了。」
老楊在公共廚房準備年夜飯，春節是新加坡公共假日，印度裔工人也得以休息，老楊在煮牛肉，孟加拉人則在煮咖喱。
房東是個浙江人，老楊住的房子便是房東兒子之前在新加坡承保建設的，後來房東兒子回國教書了，這裡便交給他媽媽來打理。「房東可能因為老伴走得太早，很強勢，說話做事都讓人看不下去，你要是敢對她說不，她立馬就讓你搬走，這裡的人都很討厭她。」老楊抱怨說。
每個月100新幣的通勤費用對老楊來說還是太貴了，他後來從組屋撿了一輛房東不要的自行車，修好後便騎自行車去工作，「這個車質量不好，需要經常修。」
老楊生活非常節儉，他房間裡大部分家具都是從組屋撿回來的（組屋是指新加坡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平時也沒什麼花銷，衣服一直穿以前公司發的工作服，早飯晚飯都是自己做，中午則打包一份2新幣的盒飯帶到工作的地方吃。
芽籠街邊的二手小販，賣的東西都是從新加坡人組屋內撿來的，往往非常便宜。
老楊每個月會在固定時間往家裡打錢，「房租250，通勤100，吃飯200，簽證費1000，每月固定支出就是這些，剩下的錢都寄回家了，每個月可以給家裡寄一兩萬。」
老楊早早為大兒子買了房，而王興的女兒打小就被送到縣城的私立學校就讀。
瞧不起中國人，也離不開中國人
老楊的工作簽證。
老楊每天上班路過的一家餐館是他同鄉開的，對方90年代便來新加坡打工，移民成功後開了這家店，「賺了大錢了。」對於這種不同時間點造成完全不同的命運，老楊有些後悔：「我來晚了，聽說前些年想拿PR（即永居居民身份）還是很容易的，現在我即使拿SPass（S准證）都沒辦法申請PR。」所謂S准證，指的是「僱主每僱傭10個新加坡本地人才可以僱傭一個SP的外籍」，是相對高級一些的簽證。
因為工作簽證越來越不好辦，近些年來新加坡的中國人越來越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