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同時可以調查公共和私人部門的腐敗行為外，反貪局還與政府機構合作審查政府行政流程與實踐以減少腐敗行為產生的機會。此外，反貪局還負責對即將被新加坡政府各部委錄用的公務員和那些即將被晉升或任命到新加坡各部和法定機構（新加坡政府獨立監管機構）領導層的候選人進行背景審核。
與香港廉政公署執法、預防和社區教育三管齊下打擊腐敗的做法略有不同，新加坡的反貪局職責更為集中，其目標主要指向腐敗投訴。因此反貪局僅僅僱傭了約香港廉政公署十分之一的人員，卻取得了同樣引人注目的成就。2011年反貪局經由信件、傳真，24小時機構熱線電話，網絡和電子郵件，以及來訪共收到了757條投訴。在這些投訴中，138個案件受到調查，156人受到法院起訴，定罪率達到98%。
獨立反腐機構的有效性並不僅僅取決於他們抓住了多少條「大魚」，公眾所對它有效性的認知也非常重要。2005年，反貪局開展了一項公眾調查，89%的受訪者認同腐敗在新加坡受到很大控制。80%的受訪者認可反貪局在控制新加坡腐敗上所做的貢獻。
（四）績優官僚制
在新加坡，績優官僚制已經被制度化為其治理的基本原則之一。績優官僚製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指的是一種相信國家應由一群精英政府公職人員來治理的信念，他們擁有已經被證明了的卓越的學術與實踐能力。
自新加坡獨立之初的1965年以來，人民行動黨政府一直強調績優官僚制度的重要性，強調為實現驚人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需要在公共部門選賢任能，利用優厚的報酬獎勵公職人員。
新加坡的績優官僚制度主要有三個方面內容：競爭性考試，公共服務獎學金和嚴格的政治領導人甄選機制，以及高公務員工資。
在一個自然資源匱乏的小島上，人民行動黨領袖不得不把人力資源至於國家發展的最優先位置。在新加坡，超過四分之一的政府支出投入到公共教育。
新加坡的公立學校是高度選拔性的，有三大國家性考試：小學畢業考試(PSLE)、劍橋普通資格考試(GLE)O水準和A水準。這三大考試中的表現決定了一個學生未來的教育機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未來的事業發展。
在新加坡，同齡段大約只有30%的學生被三大公立大學，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和新加坡管理大學錄取。為了吸引優秀學生任職公共部門，新加坡政府機構，包括各部、法定機構以及政聯企業(GLCs)都為在A水準考試中獲得高分的高中畢業生提供各種誘人的獎學金。
最具聲望的獎學金當屬總統獎學金和公共服務委員會獎學金。這些獎學金資助學生進入英國與美國的頂級大學。獎學金獲得者被要求與政府簽訂合同，保證他們畢業後加入新加坡各政府部門服務4到6年。加入政府各部之後，這些獎學金得主就被安排到為未來晉升到精英「行政服務「序列而準備的快速通道中。他們構成了未來甄選高級公務員與政治領導者的候選人貯備庫。
為了保持政治延續和更新，新加坡政府在每屆選舉後馬上開始從公共與私人部門搜尋政治人才。其挑選人才的標準是HAIR，其中H是「直升機」(Helicopter)，指對關鍵問題的高屋建瓴的視野；A是指「分析能力」(Analytical skills)；I是「指想像力」(Imagination)；R是「指對現實的感知」(Reality)。具有HAIR能力的候選人獲邀請接受各種選拔委員會和人民行動黨領導層的層層面試選拔。通過這種方式，社會精英被錄用進入政黨，以及接受指派進入體制內。
隨後，通過國會選舉，被挑選的精英進入國會，成為未來各部高級政務官的候選人。經過這一嚴格的選拔程序後，人民行動黨政府對它最後選擇的政治領導人都非常有信心，認為他們具有相當高的智商和情商, 也只有人民行動黨政府才有能力建立一個治理國家的A級團隊。
新加坡績優官僚制度的核心支柱之一就是公務員特別是部長級高級公務員的高薪金。這也是新加坡反腐模型的核心要素之一。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領袖們，特別是李光耀，認為公務員的低工資是新加坡英殖民地時期政治腐敗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即使在政治上這樣的政策是不受歡迎的，為了吸引私營部門人才，改變他們對腐敗的成本-收益的分析，高薪是必須的。人民行動黨政府相信，嚴格的精英制度能夠證明高工資的合理性，並幫助新加坡成為全球最效能和最清廉的政府。
從1994到2011年，新加坡政府定期調整薪金基準公式，增加了政治領導人和高級公務員的薪酬。2011年大選前，部長的工資和高級公務員薪金和私營部門最高薪酬水平掛鉤。部長獲得等同於在會計、法律、銀行、工程、跨國公司和本地製造業這六個職業中收入最高的八個人的工資中位值的三分之二。部長的入職工資增至126萬美元，總理的工資提高到253萬美元。
2011年大選後，面臨著挑剔的選民強烈的政治壓力，政府啟動了審查薪金基準公式的委員會。儘管最終包括總統、議長、部長和總理在內的政治領導人的工資被削減，但私人部門薪酬導向以及向政治領導人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薪金的理念並未改變。
（五）行政改革
1959年，面臨著二戰後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人民行動黨政府不得不肩負建設基礎設施，推動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促進工業化，資助私人投資以及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責任。迫切的使命，脆弱的經濟和社會基礎，以及薄弱的私人部門都迫使人民行動黨政府採取「發展型國家」取向，從而強化了國家和官僚主導經濟發展的角色。
然而，新加坡政府在發展過程中的主導角色將政府官僚置於一個壟斷位置，導致過度的管制和不斷增加的官僚自由裁量權。過度的管制和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干預顯著增加了腐敗的機會和動機。即使人民行動黨政府用盡所有努力試圖建立一個高效清廉的政府，正如上文提到的，1986年國家發展部部長鄭章遠的腐敗醜聞（他從私人房產商獲得了八十萬新元的賄賂）依然震動了政府和新加坡社會。因此，新加坡領導層認識到，徹底的根絕腐敗現象還需要行政府職能與政體制改革的跟進。
在20世紀80年代末，伴隨著自由化、解除管制、市場化和私有化的國際大趨勢，新加坡政府於1987 年成立了公共部門撤資委員會，尋求通過市場競爭和私有化推動經濟增長。
在90年代，新加坡政府接納了新公共管理理念，開始對放鬆管制，實施公共服務契約外包以及對各類部門，如金融、電信以及公共設施採取市場化和自由化政策。這些改革方案顯著地推動了經濟增長，同時也極大地減少了官僚尋租的機會。
此外，新加坡政府相信，減少組織的官樣文章與繁文縟節，精簡行政過程以及減少市民與公務人員面對面交往的必要是控制腐敗的有效戰略。1995年，新加坡各部創建了21世紀公共服務計劃(PS21)，旨在採用各種行政改革改變公務員工作態度，改善公共服務效率與效能。
在PS21年計劃下，4個主要旨在減少官僚作風，提升行政效率的舉措被採納和執行。它們是：1）支持企業小組運動。政府組建了一個企業支持小組，其目標在於徵求公眾建議，以確保政府的規則與管制有利於創建新加坡的親商環境。2）零流程。這一創議旨在減少公共服務的無效率。無效率的服務流程使公眾由於相關原因不得不造訪多個機構，造成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浪費。3）公職人員致力消除官樣文章。它旨在通過取消過時的公共部門規則來提升行政效率。4）繁文縟節削減運動。鼓勵公務員減少政府部門繁文縟節，以促進行政透明與減少冗餘的行政開支。
2000年新加坡政府公布了自己的電子政府行動計劃，利用IT技術和網際網路簡化行政流程，減少繁文縟節、降低行政成本和潛在的尋租機會。
電子市民門戶網站旨在方便市民在家獲得公共服務；在線商業許可服務使新加坡進入全球經商最簡便之地的行列；Gebiz系統，一個政府採購網絡門戶網站，顯著改善了公共採購過程的透明度和競爭性，從而降低了腐敗的風險。
（六）廉政文化
委託-代理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都認為政府官員是效用最大化者。低工資、高腐敗機會、低暴露風險和從輕處罰使政府官員從事腐敗犯罪的機率大大增加。
通過釐清新加坡反腐敗的模式，本文揭示了這些理論的現實相關性。很大程度上，正是通過降低腐敗機會、實施嚴厲法律、增加政治領導和高級公務員薪酬以及建立有效執法機構，新加坡才成為全球最清廉的國家之一。然而，這些基於理性行動者的理論都並不足以解釋為什麼新加坡能夠快速地擺脫系統性腐敗、一種生活方式的腐敗。
近期的研究發現，在有系統性腐敗的發展中國家，儘管每個人都知道腐敗對國家發展的災難性結果，並且也都認識到腐敗需要加以根除，但是不管實施怎樣的反腐敗改革措施，腐敗依然盛行。
集體行動理論指出，腐敗並不僅僅是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問題，而是一個集體行動問題。例如，如果每個人都知道任何其他人都將從事腐敗，無論有什麼樣的反腐敗措施，腐敗將依然普遍。
事實上，新加坡的成功歸功於人民行動黨成功地將根深蒂固的腐敗文化轉變為廉政文化，從而解決集體行動問題。上文提到的由強大的政治意願、道德領導以及「意識形態領導權」 所強化的新加坡模式中的各反腐敗要素，已經成功地塑造了新加坡的廉政文化，成為推動新加坡模式成功與可持續性發展的最穩定因素。
十餘年來，根據各種國際評級，新加坡已位列最清廉的國家。然而，新加坡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賢能和道德人的推崇上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新加坡的反腐模式仍然是建立在這個年輕國家生存和發展時期發展出的思維模式之上的。外部和內部的政治和經濟和社會力量的發展和變化，如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擴散、經濟富足、不斷提高的教育水平、不斷拉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反對黨的崛起都在挑戰著新加坡發腐敗模式的有效性和可持續性。
當前，反貪局在行政上隸屬於政府行政機構——總理辦公室。反貪局局長直接向總理彙報。這一設計的優勢在於依託一個擁有道德領導權，並且致力於打擊腐敗的總理，反貪局能免受部長及其他高級政治領導人的影響，高效率地且有效地從政府各部門獲取必需的信息。這樣設計的劣勢則在於理論上如果總理和反貪局本身出了問題，反腐敗就將面臨嚴峻挑戰。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1991年新加坡修改憲法，總統開始全民直選。直選的總統可以命令反貪局對總理、高級部長以及其他政治領導人進行獨立調查。然而，由於人民行動黨的主導地位，在政治選舉中，總統到目前為止都來自於人民行動黨。總統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保持獨立和有效地對總理進行制衡仍需觀察和審視。而且，即使總統願意發起調查，反貪局多大程度上願意合作可能存在疑問。此外，考慮到新加坡長期一黨主導的議會，和反對黨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率，人們開始關注執政黨利用反貪局打擊反對黨的可能性。
新加坡反腐模式高度依賴績優官僚制。然而，一方面績優官僚制強調平等主義、重視個人資質而不考慮種族、性別和家庭背景。另一方面，績優官僚制不可避免地帶有與生俱來的傲慢和以自我為中心為特徵的精英主義趨勢。
此外，在新加坡，到目前為止對資質的認定很大程度上是和學術成績聯繫在一起的。政府高級公務員「行政服務序列」主要由政府獎學金獲得者構成。大多數的獎學金得主來自精英初級學院。2012年，在62個公共服務委員會獎學金得主和5個總統獎學金得主之中，僅有2人不是來自於精英初級學院或精英高中。社會上對社會分層和社會僵化的擔憂不斷加深。當收入差距拉大，能夠獲得優質教育，進入精英學校，獲得獎學金並在好大學中謀得一席之地的學生更有可能出生於富裕家庭。這可能形成一個進一步擴大收入差距與社會不平等的循環。
此外，政府獎學金，高政府薪酬以及快速晉升途徑的機會吸引著最聰明的大腦進入公共部門，這不僅可能對私營部門人力資源發展產生擠出效應，而且可能疏遠那些不是獎學金獲得者的公務員，並因此損害他們的工作奉獻精神和滿意度。更重要的是，過度強調精英制度可能使精英們把一切都視為理所當然。在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一個常任秘書帶著家人前往法國度假，並且在本地報紙上炫耀他們在一個奢華的法國烹飪學校中的經歷，卻沒有考慮在金融危機中掙扎的普通新加坡人的感受。
最後，新加坡反腐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認為是基於政府公務員特別是高級公務員和政治領袖的高薪金。然而自2011年大選以來，新加坡民眾開始挑戰高薪與清廉之間的聯繫。
近來涉及兩名高級公務員，前新加坡民防部隊司令的林新邦和中央肅毒局前局長黃文藝的醜聞遭到披露。這兩個人都是獎學金獲得者，享受高工資。但是他們都因婚外情涉嫌損害政府採購體系。這兩件醜聞，加上以前的包括臭名昭著的國家腎臟基金會在內的醜聞，損害了公眾對於績優官僚制的信任。
在2011年的大選中，反對黨工人黨成功地贏得了一個集選區，取得了歷史性突破，這在過去被認為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政治觀察家認為，2011年大選是新加坡政治發展的分水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