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國留學熱，使得中國父母對領導力的培養重視了起來。
西方的大學錄取學生，不只是看一次統一考試的成績，而是對申請人的多個方面進行評估。考試成績當然也是評估的重要一部分，但是標準考試的成績只占一定的比重，而且標準考試也容許參加不只一次。
除了標準的考試之外，學生平時的考試成績幾乎同等重要。所以，申請西方大學，需要同時提交標準考試和平時考試的成績單。
在考試成績之外，另一項重要的評估對象，是申請人的學習動機，即是說，申請人為什麼要選擇某所大學的某個特定的專業。
在這方面，通常大學會要求申請人提交一份個人陳述（Personal Statement）。在個人陳述中，申請人需要詳細地陳述個人背景、擇校動機和未來職業規劃。
總的來說，申請人不僅要較好地掌握對於大學學習很必要的基礎知識，而且必須對自己的學校和專業選擇有深入的思考。
顯然，成績單只能反映學生對知識的掌握情況。人的綜合素質不僅包括知識的方面，另一方面能力也非常重要。為了實現某些人生目標，有時能力比知識更加重要。
其實，西方不同的國家對能力的重視程度，也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我們可以在英美之間做一個簡單的比較。總的來說，英國人更偏重理論，而美國人更偏重實務。有人曾對經濟界的精英做過統計，發現美國大學的畢業生與英國相比，所占比重明顯偏多。這也很好地體現在英美大學招生的不同標準上。
總的情況是，英國大學更看重考試成績，而美國大學對課外活動和領導力有更多的重視。
美國人對實務和能力的重視，與其實用主義的思想文化基礎有很大關係。特殊的文化歷史背景，使得美國人相信實用的東西就是正確的。
在美國文化發展成型之後，實用主義哲學在十九世紀末被體系化。在教育理念方面，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實用主義教育口號。按照這種教育理念，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讓人們有更強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能夠更好地生活。由此便有了教育與社會實務之間的密切聯繫。
而為了做好社會實務，能力，尤其是領導能力就變得至關重要。
在網上搜索Leadership的圖片，發現上圖最接近我所理解的領導。一個領導應該站在他人的身邊，但又與他人不同。一個偉大的領導，是死後還能站在後人身邊的人。
領導力（Leadership）在最寬泛的意義上就是一個人影響他人的能力。顯然，這種影響他人的能力就對應於最寬泛意義上的權力（Power）。
一個人影響他人有不同的方式，由此權力被分成三種最基本的類型：強迫性的權力（Power by Coercion）、獎賞性的權力（Power by Reward）和激勵性的權力（Power by Inspiration）。
簡單說來，強迫性的權力是說，你不按照我說的做，就會有嚴重後果。獎賞性的權力是說，你按照我說的做，就會得到好處。這兩種權力都基於現實利益，只不過基於利益正反兩面的結果。
激勵性的權力超出現實利益，是更高級別的影響力。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受到影響、採取某種行動，不是出於現實利益的考量。
基於上述三種不同的權力，領導也就呈現出多樣的類型。這主要取決於三種權力在其影響力中所占的比重。行使單一權力的領導顯然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數領導的影響力是不同權力的混合體。
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中，領導被做非常狹隘的理解。一方面，領導被與某個特定機構中的特定職位等同起來；另一方面，領導被與向別人發號施令聯繫起來。
但實際上，領導力既不與某個職位有必然的關聯，也不意味著要控制別人。最強大的影響力一定會超越某個特定的機構，甚至超越當下的現實利益。只有這樣，它才能穿透歷史，超越時代。
我們只要略微考察一下目前仍然富有影響力的歷史人物，就能很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我們就以蘇軾為例。
在他戲劇性沉浮的人生中，蘇軾在朝廷中做過官，也遭受過貶官流放。論政治權力，朝廷中命官的權力很大，但這種權力只能影響同時代的下屬。如果只有這些，人們現在會早就把他遺忘在歷史中，就像歷史上眾多大大小小的官吏一樣。
蘇軾在目前的影響力，主要源自他在人生晦暗時期的作為和作品。他能激勵現代人的，是在這些作為和作品中展現出的人格。這後一種影響力是與政治權力不同的文化權力。政權權力總是局限於一定的地域、特定的時代，而文化權力是激勵性的權力，能夠穿越地域和時代。
這一番關於領導力和權力的討論，為培養領導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如果我們對領導力有偏見，在培養孩子的領導力方面就容易誤入歧途。
在討論安娜【小編註：萊佛士女中學生，作者的女兒。參見:伴女兒一起成長：考入萊佛士女中，跨入人生新階段】的情況之前，我還是先說說自己的情況。
在我們那個一場考試定終身的時代，學生們都一心學習課本上的知識。大學錄取學生看的只是高考成績，學生別的方面的素質基本上不在考慮的範圍之內。
領導力的培養，本來就不是學校教育受到重視的一部分。在中學裡，由於學習成績好，老師給我安排了課代表和學習委員的頭銜。這些頭銜聽起來像是領導的職位，但是其任務就是幫助老師干一些收發作業本的雜事，根本談不上對他人產生什麼影響。
這種如此偏重考試的教育體制，顯然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有人因此就得出，中國的教育體制原本就比西方單調。
我們追溯一下中國教育的歷史就會發現，中國傳統的教育顯然應該不是這樣。帝國時期，中國教育的核心任務，是為管理帝國的官僚體系培養人才。官僚本身就是領導，培養領導的教育體制不可能對領導力漠不關心。
其實，帝國的官僚不僅需要有領導才能，而且需要文武全才。即便做一個七品芝麻官，縣裡從農業生產到公堂斷案的所有事務，也都要一人全管。
對考試的偏重和對能力的忽視，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中國的科舉體制長期實行之後僵化的結果。北宋時期，經過歐陽修的改革，中國的科舉體制發展到最完善的境地。當時的考試注重的是實用的治國安邦思想。但到了明末清初時期，在實行了幾百年之後，科舉考試已陷入內容空洞、只具形式的八股文。由此，出現了考試與實用的脫節。
另一方面，新時代的文理分立現象，進一步帶來了學習理科知識與社會能力（包括領導能力）的對立。
由於受到自己時代思維模式的影響，我在很長時期里都是處於「一心只讀聖賢書」的狀態。即便對當下實事的關注，也是處於獨自思考的狀態。
只是工作了之後，我才參加一些社團活動。近幾年運行微信公眾號，把自己的思想分享給他人，算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待幾年後孩子長大了，我有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還會有更大的動作。
與我相比，安娜成長於一個全新的時代和一個很不同的教育環境中。在領導力的培養方面，她有著與我截然不同的情況。
由於當初我們來到新加坡之後不久，安娜便開始上小學，她在早期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適應這裡的學習環境。
儘管如此，安娜很早在領導力方面就表現突出。她二年級被選為班長，後來又擔任過級長（Prefect）和親善大使。剛進中學時，由於是來自自己小學的唯一學生，安娜也經歷了一段適應時間。但她很快就結識了一些新的朋友。
安娜在進入中學的第一學期，就積極參加班級領導的競選。
在第一學期競選失敗之後，她仍然積極地參加班級的活動，並努力為同學服務。結果，第二學期她被選為副班長。這個職務在第二學年經過新的競選，一直保持下來。
二年級時，安娜被選為學生代表。
進入第三學年，安娜的領導活動集中到學生代表大會中，這樣，她的領導活動從班級擴展到學校。此外，這一學期課外活動的領導進行換屆，四年級的學生把領導職務交給三年級的學生。新一屆的領導同樣由選舉產生。結果，安娜被選為萊佛士戲劇課外活動的副主席。
萊佛士女子中學非常重視領導能力的培養。
學校為學生提供了較多的領導職位，但是領導職位仍然需要通過競選獲得。競選的過程也很規範和公平。候選人先經過老師和學生推選。競選時每個候選人需要發表一段演講並回答觀眾的問題。最後，領導由集體投票產生。
△聯合學生通訊員俱樂部招生宣傳現場。通訊員可以選擇寫作、攝影或美術領域。（圖片來源：《聯合早報》）
安娜參加的領導活動不只局限在學校之內。
第二學年初，安娜被選入《聯合早報》的學生通訊員實習生團隊。這算是過了第一關。在一年時間內，實習生必須在校園期刊《早報逗號》上發表三篇文章，才能轉成正式的聯合通訊員。
今年年初，安娜通過第二關，順利實現轉正。剛一轉正，她又積極參加通訊員的組織活動。加入活動的組織委員會，需要通過面試。安娜已經加入了兩次活動的組委會。一次是今年三月的通訊員迎新活動，另一次是即將舉行的通訊員頒獎典禮。
安娜的聯合通訊員活動是校內活動的重要補充。
一方面，這種活動的範圍更廣，因為通訊員選自新加坡全島的中學。另一方面，《早報逗號》是中文期刊。稿件用中文寫，所有活動中也都說中文。這是我們家庭和學校華文課程之外的中文環境，新加坡的孩子在別的場合下慣常用英語。這樣，她有了更多使用中文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