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顯龍總理主政的20年，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2004年到2011年，第二個階段是一直以來被視為新加坡政治分水嶺的2011年5月7日大選之後。
李顯龍總理將在5月15日卸下總理職務。（李冠衛攝）
2004年8月12日，李顯龍帶著從政20年的經驗，以果敢的姿態開始他主政的上半場。上任10天後就舉行他的第一場國慶群眾大會，他以馬來語、華語和英語發表了3小時20分鐘的演講。當晚宣布了不少重要政策，比如實行五天工作制、把產假從8周延長到12周、第四胎也能獲得嬰兒花紅等等。經濟發展還是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之一，之前多年主管經濟和財政政策的他也身兼財政部長，提出了興建兩個賭場以加強經濟的活力。
「新加坡雖是個小國，但是我們有遠大的抱負和理想。只要我們還是東南亞地圖中的小紅點，必將向全世界證明我們會不斷做出嘗試，永不氣餒。只要保持這樣的精神，未來將由自己開創。」
他躊躇滿志地以這句話，結束這場很長的演講。還好我當年是《新明日報》的記者，不用趕著當晚截稿，可以從容地觀看，而需要趕稿的日報同事們聽他講到快11點，截稿時間將近，心急如焚。
那年新加坡剛度過沙斯疫情，經濟正走出低谷，2004年他接棒時新加坡人均GDP是2萬7608美元。在勵精圖治下，五年後，人均GDP上升到3萬8926美元。在2014年，李顯龍主政10周年的時候，這個數字上升到5萬7564美元，新加坡邁入富裕國家之列。
然而，國家經濟增長和國內的支持度在李顯龍時代一直不成正比。2006年5月，舉行李顯龍領軍的第一次全國大選，人民行動黨的支持率從2001年75.49%驟降到66.6%。
在他帶領下，新加坡延續過去前面40多年以經濟帶動社會發展的趨勢，大家享受了一段時間生活素質的飛躍式進步。人均所得增加了一倍，卻不意味每個人的收入增幅都一樣大。經濟發展的硬道理受到質疑，社會層面的其他問題也開始出現，一些過去被視為十分敏感的課題包括種族、歷史、政治、語言、性別等等，在公正、平等、透明等大原則下受到挑戰。
2011年的李顯龍總理。（海峽時報）
熟悉新加坡政治發展的人都知道2011年那場分水嶺大選。在選戰最後幾天，執政黨感受到形勢非常不利，在著名的浮爾頓午間群眾大會上，李總理公開向新加坡人道歉。
「沒有一個政府是完美的。我們向來是盡力而為，但還是出現一些疏漏……我們犯了錯之後必將承認錯誤，並向民眾道歉，承擔責任和糾正問題。如果須要採取紀律行動，我們也會這麼做。而且我們必須汲取教訓，絕不再犯同樣的錯誤。」
總理的道歉挽不回狂瀾，工人黨攻下第一個集選區，執政黨折損了兩個部長、一個高級政務部長還有一個未來部長，人民行動黨的總得票率進一步下降到60.14%。之後，兩位前總理李光耀和吳作棟，卸下所有內閣職務。李顯龍總理帶領多位首次登場的第四代領導班子成員，開啟了李顯龍時代的下半場。
建國總理李光耀有話直說，不迴避硬道理的領導風格，新一代新加坡人未必能接受，不同世代的人感到最迫切的問題也不一樣。一些社會中潛在矛盾還沒淡化、歷史遺留的問題也因為參與者還健在，難以客觀處理。吳作棟時代比較協商式的治國方式，雖然調整了新加坡領導姿態，但是長期一黨獨大的環境，不符合新世代追求多元開放的理想。
除此以外，當時59歲的李總理也得準備下一個梯隊，還得考慮要留下一個怎麼樣的新加坡交給建國後出生的新加坡人。大家還能接受政府對種族、宗教、語言等話題的論述嗎？受過不同教育，接觸各種史觀的新加坡人會怎麼解讀政治歷史？政治多元的訴求難以避免會換政府，要等到那天之後大家才學習適應和調整，還是在那天到來前，現任政府先力求嚴以律己，建立一套新加坡政治領袖的共同標準？
這些都不是硬道理，而是硬骨頭。李總理起初也不太懂得啃硬骨頭的方法，他先用警告的方式說，如果國會裡有更多反對黨，他得耗盡時間想著怎麼對付他們（to fix them）。人們對這種方式顯然不買帳。
政治本來就不是客氣的，不容得天真地以為可以像「排排坐，吃果果」一樣，你一次，我一次。正常情況下，執政黨領袖不可能刻意送機會給反對黨壯大，但如果執政黨不能永保自己不衰敗，那當下的好領袖就要確保民主的選擇是最後防線。需要讓選民清楚自己要的領導素質，再讓選民監督未來可能執政的政黨。
李顯龍總理還是用了他的方法建立一套政治框架，在國會中設反對黨領袖，讓可能不斷增加的反對黨人接受和執政黨一樣的檢視。這個方法究竟能不能有效地建立新加坡式的良好政治（good politics），目前還難以下定論。這大概會成為幾十年後，政治歷史學者評價李顯龍時代的一個角度。
李顯龍總理1985年與夫人何晶結婚，圖中左起為李顯龍總理、長女李修齊及夫人何晶。
李顯龍以親民的形象走入人群，從10歲開始決心報效國家，他的成長曆程、留學成績、組織家庭、抗癌經歷，甚至手足不和的難堪，都晾在太陽底下。但是有一點他相當低調，那就是個人對慈善的捐獻。
很多人詬病新加坡部長的百萬年薪，實際上這不是個人賺多少錢的問題，所以總理好幾次把自己的加薪和其他收益捐出，他從來都保持低調。我偶然發現，總理設立的慈善基金幫助了實際需要的人，包括低收入家庭、年長新加坡人，還有讓一些人完成他們的小眾夢想，而受益者大多都不知道捐款者的身份。
雖然一生都處於權力之顛，生活卻和一般新加坡人一樣簡樸，例如到小販中心吃飯自己排隊，父母過世治喪期間和一般小市民一樣穿簡單的白色T恤和黑色長褲。未來可能出現比他聰明能幹的總理，希望都能堅持一種新加坡式的領袖生活風格。
李顯龍主政的20年，功過未來自有評論，我借用20歲的他寫給劍橋數學教授表明自己要回國服務的一段話，感念這位把青春都獻給國家的總理。
「我寧可選擇辦事而同時可能被別人咒罵，這總比只能咒罵他人而自己卻無法辦事來得好。」
（作者是《聯合早報》執行總編輯）
文：韓詠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