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說：南洋華人抗戰初期直接匯款匯物，加上義捐之數達到50億元，而1939年國民政府全年軍費不過18億，更有許多華僑包括著名的「南僑機工」回國投身抗戰一線。
柯木林：當時（中國）是找不到技術工人的能夠開車能夠修理車的，當時非常缺乏，這一批人在新馬都是會開車的，因為很多在日本打中國的時候，那個時候幾乎中國的港口跟交通線幾乎都被切斷了，所以只有組織南僑機工（打通）滇緬公路這個鮮為人知的那個路線，是個很冒險路線，向國內運輸抗戰所需要的物資。
解說：新加坡淪陷後為報復新加坡華僑對中國抗戰的支援以及華僑對日軍的抵抗行動，日本第25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下令對新加坡華人展開「肅清行動」，在新加坡歷史上稱為「大檢證」。
湛承憲：那時候同德的社員已經協助中國政府對抗日本，當日本打新加坡後同德書報社當然是日本的第一個目標。
吳少強（新加坡同德書報社老社員）：日本還沒有來之前兩三天我們就把這招牌拿下來，有一個我們的社員在潮州巴剎那邊賣豬肉的拿去做他的肉墊，切豬肉的。
解說：日軍的報復讓新加坡華人經歷了最殘暴黑暗的時期，多年之後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依然記得當時的情形。
李光耀：日本人抓了一些塊頭大的華人，我那時在華人中算是塊頭大的，對我們說去那邊，我說我先回去拿我的衣服，因為我有些不詳的預感，他們允許我回去我就藏了兩天，我很幸運那些被抓走的人都被帶到海邊射殺了。
解說：據新加坡華社統計，在「大檢證」期間，人口不足百萬的新加坡被日軍殘忍殺害者有十萬人之多，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戰結束，三年的日占時期使新加坡人對自己的命運有了更深的認識，也對腳下的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感情，在英國還未回來接掌政權的時候，新加坡已有人主動出來維持治安。
湛承憲：這時候新加坡就變成真空，整個城市在無政府狀態一般上這個社會就會亂，尤其是那時候很多謠言，又是種族問題，又出現大搶之類，同德的社員自動到馬路上去指揮交通，然後告訴民間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怎麼樣能夠協助社會安寧。
中國影響力不斷增強 萬隆會議造就「蜜月期」
解說：在戰爭中，英國人迅速的敗退，使得英國兩百年來在新加坡建立的通知威望瞬間崩塌，這一切成為了新加坡人覺醒的開始。
柯木林：日本南侵的時候英國人跑掉，或者一下子很快就投降了，使到當地的新加坡人就覺悟了，原來這個日本不落帝國是可以被打敗的，而且它是不會真正保護我們的，這個就是等於是戰爭的一種反面教材，它使到整個人覺醒要保衛自己的這個國家，的的確確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解說：戰後亞洲掀起反殖浪潮，許多新興的政治力量也在新加坡興起，在新加坡北方的中國大地上國共內戰爆發，新中國成立，這些世事變幻也昭示著中新之間將有新的故事上演。
黃海波：新中國成立以後毛澤東提出「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再請客」的外交方針，隨即展開與東南亞國家的建交工作，印尼、越南和緬甸首先與中國建交，而當時的新加坡還屬於英國殖民地，這一時期隨著國民黨的勢力退敗台灣已無暇顧及在東南亞的勢力，在新加坡的影響也逐漸失勢，相反，東南亞的共產主義伴隨著反殖民浪潮興起，新加坡那時也受到影響，當時的國際形勢已經陷入冷戰格局，東西兩大陣營的對立陰雲籠罩，於是中國與新加坡的關係也出現繃之時。
解說：1949年國共內戰接近尾聲國民黨政府敗退台灣，這一局面也影響到了在新加坡的與國民黨相關的組織。
湛承憲：國民黨政府撤退去台灣，對同德書報社的社員來講是很大打擊，他們突然間是跌倒坑底裡面的樣子。
解說：在中國大陸戰場的全面潰敗使得國民黨已無暇顧及年來在東南亞的經營，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在這一地區日漸增強的影響，1950年新中國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相繼與越南、印尼和緬甸建立了外交關係，在當時已獨立的東南亞國家中只有親美的泰國和菲律賓沒有和新中國建交，5年之後在印尼舉行的「萬隆會議」更是為中國和東南亞營造了一個短暫的「蜜月期」。
李炯才（新加坡開國元勛外交部前高級政務部長）：我記得我1955年碰到周恩來的時候，他就跟我講你們華僑華人應該搞政治，參加政治。
解說：今年91歲的李炯才是新加坡的開國元勛之一，他曾經擔任李光耀的政治秘書，新加坡駐埃及、印尼、日本等國大使，是新加坡建國發展的重要貢獻者和見證人，當時年輕李炯才作為《南洋商報》記者，隨團訪問萬隆會議，並有機會採訪了時任中國總理的周恩來，在採訪中，當周恩來總理得到他是來自新加坡的華人，就鼓勵他說海外的華人也要積極談到政治，正是周恩來總理的這番話，種下了他日後投身政壇的種子，那時的新加坡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但隨著反殖民浪潮帶來的政治覺醒，如何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國家的問題已在一群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華人精英中討論起來。
李炯才：我認識李光耀是1949年我在倫敦讀書的時候讀新聞學，他在劍橋，吳慶瑞、社進才這些都還沒有成立黨，那時候是留學，他們組織一個malay forum（馬來亞論壇），就是要組織一個國家，就是馬來亞跟新加坡。
解說：在英國與李光耀等新加坡華人精英的相遇成為了李炯才人生的重要轉折點，也反映了當時新加坡人政治意識的覺醒與轉變。
李炯才：我當時讀華校，當時所有讀華校的人都效忠中國，我們唱的三民主義我黨所宗，國民黨的中國的國歌，我的哥哥他們唱的是Gad save queen效忠英國，沒有人效忠馬來亞。
解說：那個時期新加坡尚未立國，從地理上來說新加坡屬於馬來亞世界的一部分，但大多數人仍然把這個地方當做旅居之地，還是各自效忠自己的母國。
李炯才：後來為什麼我效忠中國，變成效忠馬來亞，就是碰到李光耀、杜進才、吳慶瑞，在英國（他們）天天討論怎麼樣成立一個國家，我跑到中國協會去，（那裡）天天毛澤東、跟蔣介石在斗，我在想他們斗跟我有什麼關係呀，我又不能夠影響，這個（李光耀的想法）比較實際，我是出生在這裡，應該要成立自己的國家。
解說：從英國留學結束，回到新加坡的李光耀積極投身政治運動當中，在與民眾的接觸中他發現工會和左翼人士在當時新加坡民眾當中有極大的影響力，他也意識到要達成爭取新加坡獨立的政治抱負，需要與左翼人士合作。這個地方是新加坡的一個外島聖約翰島，這裡據說是當年海外移民來新加坡本島的第一站，在早期的新加坡英國人懷疑外來移民可能會攜帶禍亂等傳染病，於是要求移民先要到聖約翰島來接受隔離消毒。
柯木林：這個檢疫站我聽老一輩的移民口述，他是說當時他們來到這裡的時候，要把全身的衣服全部脫光，走進一個噴水的東西，這個噴水就好像消毒，把身上所有細菌消毒，然後穿好衣服才可以上岸的。
解說：除了是移民隔離消毒的第一站以外，這個島也曾是關押政治犯的地方，當年與李光耀一同爭取新加坡自治獨立的左派陣線領導人林清詳就曾被關押在這裡。1959年新加坡取得完全自治地位，其中李光耀等人與林清詳等左翼人士的合作努力功不可沒，但是之後兩派人在理念上的不和導致最終分道揚鑣。
嚴孟達（新加坡聯合早報評論員前副總編輯）：新加坡在國內那時候也面對共產主義的威脅，也跟這些共產黨和左派勢力鬥爭李光耀本身跟左派的鬥爭也是很激烈。
解說：因為考慮到新加坡資源匱乏生存困難，李光耀主張新加坡與馬來亞合併成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但這點上林清詳等左翼人士並不贊同，於是雙方就此展開爭鬥，那一時期正值冷戰鐵幕落下，東西兩大陣營都在防範對方的滲透影響，當時的馬來亞政府正在遭遇東南亞共產主義的衝擊，而林清詳正是被看作是東南亞共產黨在新加坡的代表，這一形象足以觸動英國殖民當局和新馬兩地政府敏感的神經，於是1963年2月英國殖民當局和新馬兩地的政府聯合發起名為「冷藏行動」的大搜捕，把以林清詳為首的100多名左派人士投入監獄，罪名是充當馬來亞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企圖顛覆新加坡政府，把新加坡變成「亞洲的古巴」。
臨清如：冷藏行動底下被壓迫的這些人再加上一些現在被認為是修正主義的歷史學者，他們現在都把很多資料都挖了出來，那麼假如這些資料都屬於是真事的話，那就說明整個行動是不應該的，是一種政治性的報復。
新加坡獨立略顯倉促 李光耀可以保持中新距離
解說：在冷戰的大背景下，為了維持政權的穩定，新加坡選擇對國內左派人士採取打壓政策，而這一措施與當時中國的立場可謂是背道而馳，這也導致了在其後的十幾年間新加坡與中國的關係步入了較為尷尬的境地。
黃海波：1965年8月9號新加坡建國獨立，但是這一結果在那時卻並非李光耀等新加坡領導人想要看到的，以至於在宣布獨立的那一刻李光耀也難忍悲傷流下眼淚來，這其中有幾個原因，首先新加坡面積狹小資源匱乏，那時候甚至有人說新加坡缺少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基本條件，其次新加坡的獨立主要是因為跟馬來西亞中央政府關係惡化被迫退出馬來西亞聯邦，從此要開始時刻擔心遭受北面馬來西亞的侵略再加上南面的印尼，對這個華人占大多數國家的警惕和威嚇，使得建國之初的新加坡內憂外患步履艱難。
解說：倉促的獨立沒有給新加坡太多的選擇空間，面對內部左派的壓力和周邊國家的威懾，李光耀只能一邊打壓國內左翼勢力同時刻意與中國保持距離。
嚴孟達：新加坡處在兩大馬來人統治的國家，就是馬來西亞跟印尼，還有東南亞的國家裡面，那時候都非常排華的，所以新加坡一獨立，最擔心的而且那時候周邊的國家把新加坡當做是第三中國。
許利平：因為中國是紅色中國，是共產黨中國，那麼在冷戰的陰影下你新加坡這麼一個赤道上的小紅點如果你把自己標榜成共產黨的同情者，或者紅色中國的支持者那你就很麻煩。
解說：當時新加坡華人占到整個人口的80%左右，在社會主義中國對東南亞影響日增的時期，這麼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國家的出現在這一地區產生的震動難以預料，於是新加坡從一獨立開始就有意識的去除新加坡是「第三中國」的形象。
嚴孟達：在許多政策上它也付諸實施了就是說基本上新加坡本來也就是繼承英國行政文官制度，所以在國內，英文成為行政語言，所以在一方面是有點像對外表示說新加坡雖然是以華人居多的國家，但不是第三中國。
解說：這一系列看似「去中國化」的親西方的舉動，讓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大為失望，沒想到在幾年前還是領導新加坡「反殖民運動」的英雄竟變成了「帝國主義的傀儡」，1966年就在新加坡建國的第一年後一場更猛烈的風暴文學革命在中國颳起，同時一股激進、極端的文革思潮也在新加坡悄然興起。
朱成發（《紅潮：新華左翼文學的文革潮》作者）：在1960年代，那時候的華族以華校生居多，那麼這些華校生顯然都是受到中國方面的影響，但等到獨立之後當執政黨以英文為主的時候這些華校生是處於一種非常頹喪，非常失落的那種狀態之中，另一方面是左翼政黨，社會主義陣線，還有它後面的馬來亞共產黨，他們都在推波助瀾。
解說：那時在新加坡受文革影響的大多是鬱郁不得志的華校學生，而文革提出的階級鬥爭打到資本主義等口號讓他們感到振奮，同時也孕育出獨具時代特色的左派文學。
朱成發：那時候很多這些的詩歌非常的直接就歌頌革命，歌頌毛澤東，因為他們嚮往這樣一種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生活方式，譬如這首在《赤道詩刊》1971年刊登的發刊詩《文藝衛兵歌》它是這麼寫的，從赤道瞭望遠東方是不落的太陽把世界照亮，我們捧起心愛的寶書歡呼歌唱。
解說：文革和左翼思潮在新加坡的傳播引起當局的警惕，也愈發讓新加坡採取措施，防範來自中國的影響，而隨著1967年印尼發生大規模排華事件，並宣布與中國斷交，中新兩國關係正常化道路上又增添了幾座大山。
楊文昌（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駐新加坡前大使）：他首先必須考慮一個周圍這兩個大國，一個有共同邊界，一個只有隔40公里的一個海灣，隔得那麼近，他誰都可以得罪，他不敢得罪馬來西亞和印尼，他必須和他們搞好關係。
解說：這張照片拍攝於1975年中間的是李炯才，左邊是時任新加坡外交部長拉惹勒南，右邊則是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拍攝這張照片的時候是李炯才與周恩來總理的第二次見面。1970年代隨著冷戰格局的變化，美弱蘇強中蘇交惡，使得中美兩國終於能夠走到一起。1972年尼克森訪華，中美兩國關係逐漸正常化，也讓中國騰出手來重新調整外交戰略，針對蘇聯在東南亞的勢力擴張，毛澤東提出「一條線和一個面」的戰略思想，爭取團結各國政府，共同對付蘇聯。
許利平：在1970年代的時候實際上東協的其他國家都陸陸續續的和中國進行建交了，比如說1974年是中菲建交，那麼1975年中馬建交，還有中泰，所以這整個1970年代是一個老東協國家陸續和中國建交的這麼一個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