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關係走向正常化 李光耀進京迎破冰之旅
解說：這一局勢的變化也讓新加坡開始考慮與中國的關係，1971年10月25日新加坡發表公告，在聯合國投票贊成當時由阿爾巴尼亞提出的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方案。
許利平：美蘇在這個地方爭霸，特別是蘇聯加強了在這個地方的一個軍事的存在，特別是在柬埔寨的問題方面，那麼越南那種野心勃勃，實際上對東協的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脅，他們希望通過加強和中國的關係，來平衡美蘇甚至越南在這個地方的一個影響。
解說：1975年3月李光耀派新加坡外長拉惹勒南率代表團訪問中國，周恩來總理抱病接見了他們，並且認出了20年前萬隆會議上採訪過他的李炯才，得知當年那個報社記者現在已經是新加坡外交部高級政務部長，周總理非常高興。
李炯才：（我們）跟周恩來解釋，新加坡的地理環境都是很多排華的，我們不能夠承認中國，讓他們先承認，我們最後，我們這樣安排的，所以後來一個一個的（和中國建交）新加坡最後承認。
解說：那次會面也拉開了新加坡與中國從敵對走向關係正常化的序幕，新加坡也借這次訪問向中國表達了兩國建交路上所面臨的阻礙。
李炯才：後來我們走了不久，周總理就去世了，我就帶李光耀進中國，第一次1976年見了毛主席。
解說：在李光耀之後的回憶錄中，他把周恩來總理擦身而過看作是人生中的一大遺憾，不過那一次訪華李光耀一行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凍結的中新關係，也迎來了破冰的時刻。1978年對於中國和新加坡都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中國的領導人鄧小平首次訪問新加坡。
張九桓（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副會長駐新加坡前大使）：1976年李光耀總理他就以總理的身份訪問了中國，1978年鄧小平副總理訪問了新加坡，所以在世界外交史上沒有建交的國家的兩國領導人就實現互訪這是罕見的。
嚴孟達：那時候鄧小平已經是身份是第一副總理，可是他來新加坡訪問，新加坡是把他當做是國家領袖來接待的，李光耀親自到機場迎接他，他在新加坡訪問三天，他離開的時候李光耀也親自送他到機場去，所以規格是相當高的。
李炯才：他訪問期間他說要看看新加坡人，李光耀說你去照顧他，我就帶他跑，突然他說我要看小康之家，新加坡小康之家，我帶他到大巴窯，一進門先打開冰櫥，哇，雞、鴨、豬什麼都有，你們小康之家很富有，為什麼我們同樣是華裔，為什麼你們這樣有錢我們這樣窮。
張九桓：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的同時還訪問泰國、馬來西亞，在那前後還訪問了尼泊爾、緬甸和日本，之後訪問了美國，那一輪訪問我理解當時鄧小平的那次訪問，第一是在三中全會之前，小平同志要通過這一輪出訪了解世界形勢的發展，了解世界的發展和進步，為中國的發展找一些參照。
李炯才：後來碰到李光耀，李光耀說你的制度有問題，全世界的華人都有機會發財，為什麼中國華人不能發財，是你制度有問題。
解說：據知情人回憶那一次的會面也成為李光耀的「一次難忘的經歷」，特別是鄧小平聽了李光耀批評甚至是責難中國，在華人和共產黨問題上的政策做法之後不僅沒有批駁，反而問道你要我怎麼做？這時李光耀為之一震，鄧小平驚人的謙虛、坦誠和敢於正式批評的勇氣贏得了李光耀的敬重和信任，從這個時候開始，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出現在國際外交舞台上，這一東方大國的潛力和能量也被李光耀等新加坡領導人敏銳的觀察到，經歷了多年的阻隔和敵對，兩國的步伐開始向正式建交邁去。
黃海波：1970年代末，隨著中國新加坡兩國政府領導人的互訪之後中新兩國又互設商務代表處編制等同於大使館具備全面的外交功能這一時期兩國民間、政府間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從1980年到1990年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三次訪華，各級官員的交流更是不在少數，但是兩國之間的正式外交關係卻遲遲不能建立，從許多外交歷史資料和政府官員的口中得知，新加坡考慮到周邊的安全環境提出必須在印尼和中國復交之後才能同中國建交，也有人置疑到印尼對新加坡的影響真有那麼大嗎？這其中是否還有其他原因呢。
解說：1990年7月1日印尼外交部長阿拉達斯訪問中國，他是23年來第一位正式訪問中國的印尼領導人，這次訪問也傳出了中國印尼準備復交的消息，這一消息化解了經歷過曲折跌宕歷史的中印兩國在國際上的尷尬關係，同時也影響到了新加坡對中國的承諾。
楊文昌：李光耀先生實際上他第一個當之無愧的新加坡的國父，第二個他很有國際視野的政治家，他翻來覆去的私下跟我說希望你們能理解，我不能跑在印尼前頭先跟你建交，印尼是復交，只要他今天建交跟你復交，我明天一定給你建。
嚴孟達：當時已經很明確的表示說新加坡會在印尼、馬來西亞之後才跟中國建立外交，而馬來西亞在1974年就已經跟中國建交了，所以新加坡一直在等待印尼。
解說：1990年7月初，就在印尼外長訪問中國後不久，一群新加坡客人來到了北京，他們是由新加坡高級政府官員組成的談判團，中新兩國第一輪正式的建交談判就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開始，這時雖然已經排除了印尼因素的影響，但談判卻並非一帆風順，其中的原因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在1990年7月11日的日記中這麼些道。
李鵬日記：我國與新加坡建交談判尚在進行中，爭論焦點仍在台灣問題上，在備忘錄中，新加坡方面主張在備忘錄中只寫「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要求中新建交後台灣地區領導人和新加坡領導人之間仍可互訪，但只限於私人名義。
許利平：中新的建交覺得主要的癥結應該是和「一個中國」的原則，跟這個有密切關係，因為我們跟任何國家建立未交關係「一個中國」是前提，也是我們的原則。
張九桓：最重要問題還是台灣問題，台灣問題，中國的立場和態度是非常明確的，就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組成部分。
解說：新加坡雖然從未與台灣建立任何公開的官方關係，但兩者之間維持多年的微妙關係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比如說新加坡你派星光部隊在台灣進行訓練、駐軍，這種關係只有正常的國家和國家之間才能夠發生的事情。
解說：新加坡建國後為了建軍頗費周折，最終在以色列協助下建立起軍隊，而由於地域有限，而且出於戰略考慮，急於尋找可以開展大規模訓練的地方，於是1973年李光耀前往台灣拜會蔣經國，兩年之後的1975年，新加坡和台灣簽署了一份絕密的軍事交流計劃，即「星光計劃」，按照這一計劃新加坡組建了一支由步兵、炮兵、裝甲兵和突擊連隊組成的「星光部隊」，定期輪流到台灣訓練。
嚴孟達：李光耀跟蔣經國有很好的私人關係，從1973年開始，彼此都很欣賞對方，也因為這樣新加坡才敢跟台灣提出說部隊在那邊訓練。
解說：在一次次的會面中兩人逐漸熟悉，年長的蔣經國對李光耀很是欣賞。
邱進益：因為經國先生長久以來不出國，所以對過繼的局勢有的時候不是很了解，那李光耀他是周遊列國的，他可以把各國的情勢向經國先生做一個彙報，或者做一個分析，讓經國先生對整個的情況有了解，所以這一個也是互補的作用，就換句話等於李光耀先生變成蔣經國先生的耳目，蔣經國回報的是手足，是手足之情。
台灣問題成關鍵 新加坡選擇不插足
解說：邱進益先生曾經在台灣擔任過蔣經國時期「外交部禮賓司」的司長，幾次接待李光耀來台訪問，也親眼見到蔣經國和李光耀兩人的惺惺相惜。
邱進益：蔣經國對於李光耀表現的這種感情的深度，我就講有一次李光耀先生來，蔣經國再三表示他要到機場去接，其實那個時候他已經做輪椅了，他是坐著車子，帶著輪椅到了機場，然後坐在輪椅上面看到李光耀先生從貴賓室出來下貴賓室的台階，他站起來，他要他的侍衛扶著他，去跟李光耀見面。
解說：李光耀與蔣經國良好的私人關係一直維持到蔣經國先生去世。
邱進益：經國先生過世出殯那一天喪禮，李光耀率領全部內閣部長全部一律黑西裝黑領帶所有的內閣部長都來到榮總去禮堂去致敬，這也是沒有過的。
解說：新加坡、台灣微妙的關係成為新加坡與中國建交談判中不得不觸及到的關鍵問題，這也導致兩國的談判在一些細節上一度僵持。1990年8月，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中國與印尼正式復交之時訪問印尼，之後轉道訪問新加坡，這次訪問雙方談論的重點依然是建交問題，以及其中的台灣問題。
《和平發展合作——李鵬外事日記》：原定晚8時李光耀總理為歡迎我舉行國宴，但是6時半新方送來李光耀在宴會上的講話稿，我發現有幾處中方不能接受的觀點，其中主要是台灣問題。7時，中新雙方派代表進行了內部磋商。我方提出新方如不願修改講稿，雙方總理乾脆都不講話，李光耀從中新關係的大局出發，當即決定取消他的講話中有關台灣的內容。
解說：這次會面儘管中新兩國仍有自己的堅持，但都進一步了解了對方的考量，不過，從之後的歷史來看，雖然在中新建交談判過程中中國大陸、台灣和新加坡都曾互相博弈，但也不可否認，新加坡對海峽兩岸做出的貢獻，因為就在中新建交三年後，就憑藉著與海峽兩岸的良好關係為兩岸在相對隔絕的時期之後提供了破冰的平台，這一建築是位於新加坡亞歷山大路的海皇大廈，這座建成30多年的大樓曾經是新加坡海皇輪船公司的總部，如今已經易手，而這裡正是1993年「汪辜會談」的舉辦地，那時台海兩岸在隔絕四十多年後決定將第一次高層人士會談地點放在新加坡。
邱進益：因為它算是一個華人社會，就換句話說，讓華人社會的新加坡能夠扮演一個華人世界裡頭的角色，最重要的就是要凸現，兩岸至今的會談，不是兩岸的事情，是在一個第三國叫做新加坡，所以換句話這是讓國際間知道我們海峽兩岸對等的政治實體在第三國的一個談判。
解說：當時已任職台灣「海基會」的邱進益是台灣方面的主要召集人，在那段時期奔走於台灣和新加坡之間。
邱進益：（李光耀）先生他也很有意思，他看到我說，蠻高興，他說這麼多年來我這樣僕僕風塵奔走兩岸，今天你們居然可以在這裡會談，作為一個政治家我覺得他非常明確，他覺得他這個時機能夠提供這個場所是新加坡的驕傲，但是你們兩岸之間的事情太複雜，既然你們談了也不要來找我，所以他是第三者。
解說：由於兩岸敏感的政治關係，新加坡選擇不插足其中，但這一會談能夠成功舉辦，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新加坡的特殊作用。1990年10月3號，中國和新加坡經過幾輪的磋商之後，終於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正式簽署了建交聯合公報，那時的新加坡即將迎來李光耀之後的新一位總理，而中國則進入改革開放後的一段迷茫時期，新加坡就這樣帶著「新加坡模式」的成功光環進入中國，同樣爭議與摩擦也隨之而來。
黃海波：李光耀曾經在訪問中國之後回到新加坡，告訴國民歡迎他們到中國去看看，這樣一來當他們回國之後會更加熱愛新加坡，無論這是否是李光耀的確切意思，但當時的中國的確在很多方面都比較落後，在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期間，看到這個國家能在短短的十多年期間從第三世界的蕞爾小國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讓他很受觸動，以至於比李光耀年長19歲的鄧小平在聽到李光耀提出的意見之後也能虛心接受，在鄧小平回國之後據說他號召中國要向新加坡學習，到底鄧小平是不是這樣說過，中新兩過有著巨大的國情差異，中國是否應該向新加坡學習，新加坡哪些方面值得中國學習，又成為中國政治和知識精英中一直爭論不休的話題。
解說：新加坡在建國之後幾十年，在李光耀等領導人的帶領下，走出建國初無資源、無市場，強敵環伺的困境，人均GDP從1965年500美元增長到2014年的5萬美元，創造出令全球矚目的經濟奇蹟。
楊文昌：鄧小平說過一句話，他說我看了新加坡我覺得到了新加坡在一些方面還是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鑑的。
張九桓：沒有市場我就以世界市場為市場，沒有資源就以世界的資源為資源，沒有資金就以世界的資金為資金，沒有人才就以世界的人才為人才。
解說：楊文昌先生和張九桓先生分別是中國駐新加坡第二任和第五任大使，兩位大使在新加坡的親身經歷感受到兩國的不同，也找到了能互相借鑑的地方，1993年，楊文昌先生赴新加坡出任大使，那時中國經濟發展經歷了一段迷茫，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鄧小平提到中國可以向新加坡學習，於是中國國內掀起了一股新加坡熱，這股熱浪推升了中新兩國的關係，李光耀也適時向楊文昌提出兩國建立一項特殊合作的想法。
楊文昌：中國改革開放雖然已經十多年了，但過去和世界名牌企業怎麼打交道這方面的經驗應該說不如新加坡，說他通過我們合作中國人更多的中國人可以能夠增長，如何和世界500強大企業家們打交道這樣的經驗，所以這就是想找一個地方來建立這麼一個合作的地點，這就是議論蘇州工業園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