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关系走向正常化 李光耀进京迎破冰之旅
解说：这一局势的变化也让新加坡开始考虑与中国的关系，1971年10月25日新加坡发表公告，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当时由阿尔巴尼亚提出的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方案。
许利平：美苏在这个地方争霸，特别是苏联加强了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军事的存在，特别是在柬埔寨的问题方面，那么越南那种野心勃勃，实际上对东盟的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他们希望通过加强和中国的关系，来平衡美苏甚至越南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影响。
解说：1975年3月李光耀派新加坡外长拉惹勒南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抱病接见了他们，并且认出了20年前万隆会议上采访过他的李炯才，得知当年那个报社记者现在已经是新加坡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周总理非常高兴。
李炯才：（我们）跟周恩来解释，新加坡的地理环境都是很多排华的，我们不能够承认中国，让他们先承认，我们最后，我们这样安排的，所以后来一个一个的（和中国建交）新加坡最后承认。
解说：那次会面也拉开了新加坡与中国从敌对走向关系正常化的序幕，新加坡也借这次访问向中国表达了两国建交路上所面临的阻碍。
李炯才：后来我们走了不久，周总理就去世了，我就带李光耀进中国，第一次1976年见了毛主席。
解说：在李光耀之后的回忆录中，他把周恩来总理擦身而过看作是人生中的一大遗憾，不过那一次访华李光耀一行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冻结的中新关系，也迎来了破冰的时刻。1978年对于中国和新加坡都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首次访问新加坡。
张九桓（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驻新加坡前大使）：1976年李光耀总理他就以总理的身份访问了中国，1978年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新加坡，所以在世界外交史上没有建交的国家的两国领导人就实现互访这是罕见的。
严孟达：那时候邓小平已经是身份是第一副总理，可是他来新加坡访问，新加坡是把他当做是国家领袖来接待的，李光耀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他在新加坡访问三天，他离开的时候李光耀也亲自送他到机场去，所以规格是相当高的。
李炯才：他访问期间他说要看看新加坡人，李光耀说你去照顾他，我就带他跑，突然他说我要看小康之家，新加坡小康之家，我带他到大巴窑，一进门先打开冰橱，哇，鸡、鸭、猪什么都有，你们小康之家很富有，为什么我们同样是华裔，为什么你们这样有钱我们这样穷。
张九桓：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同时还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在那前后还访问了尼泊尔、缅甸和日本，之后访问了美国，那一轮访问我理解当时邓小平的那次访问，第一是在三中全会之前，小平同志要通过这一轮出访了解世界形势的发展，了解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为中国的发展找一些参照。
李炯才：后来碰到李光耀，李光耀说你的制度有问题，全世界的华人都有机会发财，为什么中国华人不能发财，是你制度有问题。
解说：据知情人回忆那一次的会面也成为李光耀的“一次难忘的经历”，特别是邓小平听了李光耀批评甚至是责难中国，在华人和共产党问题上的政策做法之后不仅没有批驳，反而问道你要我怎么做？这时李光耀为之一震，邓小平惊人的谦虚、坦诚和敢于正式批评的勇气赢得了李光耀的敬重和信任，从这个时候开始，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出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这一东方大国的潜力和能量也被李光耀等新加坡领导人敏锐的观察到，经历了多年的阻隔和敌对，两国的步伐开始向正式建交迈去。
黄海波：1970年代末，随着中国新加坡两国政府领导人的互访之后中新两国又互设商务代表处编制等同于大使馆具备全面的外交功能这一时期两国民间、政府间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从1980年到1990年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三次访华，各级官员的交流更是不在少数，但是两国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却迟迟不能建立，从许多外交历史资料和政府官员的口中得知，新加坡考虑到周边的安全环境提出必须在印尼和中国复交之后才能同中国建交，也有人置疑到印尼对新加坡的影响真有那么大吗？这其中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
解说：1990年7月1日印尼外交部长阿拉达斯访问中国，他是23年来第一位正式访问中国的印尼领导人，这次访问也传出了中国印尼准备复交的消息，这一消息化解了经历过曲折跌宕历史的中印两国在国际上的尴尬关系，同时也影响到了新加坡对中国的承诺。
杨文昌：李光耀先生实际上他第一个当之无愧的新加坡的国父，第二个他很有国际视野的政治家，他翻来覆去的私下跟我说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不能跑在印尼前头先跟你建交，印尼是复交，只要他今天建交跟你复交，我明天一定给你建。
严孟达：当时已经很明确的表示说新加坡会在印尼、马来西亚之后才跟中国建立外交，而马来西亚在1974年就已经跟中国建交了，所以新加坡一直在等待印尼。
解说：1990年7月初，就在印尼外长访问中国后不久，一群新加坡客人来到了北京，他们是由新加坡高级政府官员组成的谈判团，中新两国第一轮正式的建交谈判就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开始，这时虽然已经排除了印尼因素的影响，但谈判却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的原因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1990年7月11日的日记中这么些道。
李鹏日记：我国与新加坡建交谈判尚在进行中，争论焦点仍在台湾问题上，在备忘录中，新加坡方面主张在备忘录中只写“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要求中新建交后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新加坡领导人之间仍可互访，但只限于私人名义。
许利平：中新的建交觉得主要的症结应该是和“一个中国”的原则，跟这个有密切关系，因为我们跟任何国家建立未交关系“一个中国”是前提，也是我们的原则。
张九桓：最重要问题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中国的立场和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解说：新加坡虽然从未与台湾建立任何公开的官方关系，但两者之间维持多年的微妙关系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比如说新加坡你派星光部队在台湾进行训练、驻军，这种关系只有正常的国家和国家之间才能够发生的事情。
解说：新加坡建国后为了建军颇费周折，最终在以色列协助下建立起军队，而由于地域有限，而且出于战略考虑，急于寻找可以开展大规模训练的地方，于是1973年李光耀前往台湾拜会蒋经国，两年之后的1975年，新加坡和台湾签署了一份绝密的军事交流计划，即“星光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新加坡组建了一支由步兵、炮兵、装甲兵和突击连队组成的“星光部队”，定期轮流到台湾训练。
严孟达：李光耀跟蒋经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从1973年开始，彼此都很欣赏对方，也因为这样新加坡才敢跟台湾提出说部队在那边训练。
解说：在一次次的会面中两人逐渐熟悉，年长的蒋经国对李光耀很是欣赏。
邱进益：因为经国先生长久以来不出国，所以对过继的局势有的时候不是很了解，那李光耀他是周游列国的，他可以把各国的情势向经国先生做一个汇报，或者做一个分析，让经国先生对整个的情况有了解，所以这一个也是互补的作用，就换句话等于李光耀先生变成蒋经国先生的耳目，蒋经国回报的是手足，是手足之情。
台湾问题成关键 新加坡选择不插足
解说：邱进益先生曾经在台湾担任过蒋经国时期“外交部礼宾司”的司长，几次接待李光耀来台访问，也亲眼见到蒋经国和李光耀两人的惺惺相惜。
邱进益：蒋经国对于李光耀表现的这种感情的深度，我就讲有一次李光耀先生来，蒋经国再三表示他要到机场去接，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做轮椅了，他是坐着车子，带着轮椅到了机场，然后坐在轮椅上面看到李光耀先生从贵宾室出来下贵宾室的台阶，他站起来，他要他的侍卫扶着他，去跟李光耀见面。
解说：李光耀与蒋经国良好的私人关系一直维持到蒋经国先生去世。
邱进益：经国先生过世出殡那一天丧礼，李光耀率领全部内阁部长全部一律黑西装黑领带所有的内阁部长都来到荣总去礼堂去致敬，这也是没有过的。
解说：新加坡、台湾微妙的关系成为新加坡与中国建交谈判中不得不触及到的关键问题，这也导致两国的谈判在一些细节上一度僵持。1990年8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国与印尼正式复交之时访问印尼，之后转道访问新加坡，这次访问双方谈论的重点依然是建交问题，以及其中的台湾问题。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原定晚8时李光耀总理为欢迎我举行国宴，但是6时半新方送来李光耀在宴会上的讲话稿，我发现有几处中方不能接受的观点，其中主要是台湾问题。7时，中新双方派代表进行了内部磋商。我方提出新方如不愿修改讲稿，双方总理干脆都不讲话，李光耀从中新关系的大局出发，当即决定取消他的讲话中有关台湾的内容。
解说：这次会面尽管中新两国仍有自己的坚持，但都进一步了解了对方的考量，不过，从之后的历史来看，虽然在中新建交谈判过程中中国大陆、台湾和新加坡都曾互相博弈，但也不可否认，新加坡对海峡两岸做出的贡献，因为就在中新建交三年后，就凭借着与海峡两岸的良好关系为两岸在相对隔绝的时期之后提供了破冰的平台，这一建筑是位于新加坡亚历山大路的海皇大厦，这座建成30多年的大楼曾经是新加坡海皇轮船公司的总部，如今已经易手，而这里正是1993年“汪辜会谈”的举办地，那时台海两岸在隔绝四十多年后决定将第一次高层人士会谈地点放在新加坡。
邱进益：因为它算是一个华人社会，就换句话说，让华人社会的新加坡能够扮演一个华人世界里头的角色，最重要的就是要凸现，两岸至今的会谈，不是两岸的事情，是在一个第三国叫做新加坡，所以换句话这是让国际间知道我们海峡两岸对等的政治实体在第三国的一个谈判。
解说：当时已任职台湾“海基会”的邱进益是台湾方面的主要召集人，在那段时期奔走于台湾和新加坡之间。
邱进益：（李光耀）先生他也很有意思，他看到我说，蛮高兴，他说这么多年来我这样仆仆风尘奔走两岸，今天你们居然可以在这里会谈，作为一个政治家我觉得他非常明确，他觉得他这个时机能够提供这个场所是新加坡的骄傲，但是你们两岸之间的事情太复杂，既然你们谈了也不要来找我，所以他是第三者。
解说：由于两岸敏感的政治关系，新加坡选择不插足其中，但这一会谈能够成功举办，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新加坡的特殊作用。1990年10月3号，中国和新加坡经过几轮的磋商之后，终于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那时的新加坡即将迎来李光耀之后的新一位总理，而中国则进入改革开放后的一段迷茫时期，新加坡就这样带着“新加坡模式”的成功光环进入中国，同样争议与摩擦也随之而来。
黄海波：李光耀曾经在访问中国之后回到新加坡，告诉国民欢迎他们到中国去看看，这样一来当他们回国之后会更加热爱新加坡，无论这是否是李光耀的确切意思，但当时的中国的确在很多方面都比较落后，在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期间，看到这个国家能在短短的十多年期间从第三世界的蕞尔小国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让他很受触动，以至于比李光耀年长19岁的邓小平在听到李光耀提出的意见之后也能虚心接受，在邓小平回国之后据说他号召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到底邓小平是不是这样说过，中新两过有着巨大的国情差异，中国是否应该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哪些方面值得中国学习，又成为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中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
解说：新加坡在建国之后几十年，在李光耀等领导人的带领下，走出建国初无资源、无市场，强敌环伺的困境，人均GDP从1965年500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5万美元，创造出令全球瞩目的经济奇迹。
杨文昌：邓小平说过一句话，他说我看了新加坡我觉得到了新加坡在一些方面还是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
张九桓：没有市场我就以世界市场为市场，没有资源就以世界的资源为资源，没有资金就以世界的资金为资金，没有人才就以世界的人才为人才。
解说：杨文昌先生和张九桓先生分别是中国驻新加坡第二任和第五任大使，两位大使在新加坡的亲身经历感受到两国的不同，也找到了能互相借鉴的地方，1993年，杨文昌先生赴新加坡出任大使，那时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一段迷茫，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提到中国可以向新加坡学习，于是中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新加坡热，这股热浪推升了中新两国的关系，李光耀也适时向杨文昌提出两国建立一项特殊合作的想法。
杨文昌：中国改革开放虽然已经十多年了，但过去和世界名牌企业怎么打交道这方面的经验应该说不如新加坡，说他通过我们合作中国人更多的中国人可以能够增长，如何和世界500强大企业家们打交道这样的经验，所以这就是想找一个地方来建立这么一个合作的地点，这就是议论苏州工业园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