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南洋华人抗战初期直接汇款汇物，加上义捐之数达到50亿元，而1939年国民政府全年军费不过18亿，更有许多华侨包括著名的“南侨机工”回国投身抗战一线。
柯木林：当时（中国）是找不到技术工人的能够开车能够修理车的，当时非常缺乏，这一批人在新马都是会开车的，因为很多在日本打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几乎中国的港口跟交通线几乎都被切断了，所以只有组织南侨机工（打通）滇缅公路这个鲜为人知的那个路线，是个很冒险路线，向国内运输抗战所需要的物资。
解说：新加坡沦陷后为报复新加坡华侨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以及华侨对日军的抵抗行动，日本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下令对新加坡华人展开“肃清行动”，在新加坡历史上称为“大检证”。
湛承宪：那时候同德的社员已经协助中国政府对抗日本，当日本打新加坡后同德书报社当然是日本的第一个目标。
吴少强（新加坡同德书报社老社员）：日本还没有来之前两三天我们就把这招牌拿下来，有一个我们的社员在潮州巴刹那边卖猪肉的拿去做他的肉垫，切猪肉的。
解说：日军的报复让新加坡华人经历了最残暴黑暗的时期，多年之后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依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李光耀：日本人抓了一些块头大的华人，我那时在华人中算是块头大的，对我们说去那边，我说我先回去拿我的衣服，因为我有些不详的预感，他们允许我回去我就藏了两天，我很幸运那些被抓走的人都被带到海边射杀了。
解说：据新加坡华社统计，在“大检证”期间，人口不足百万的新加坡被日军残忍杀害者有十万人之多，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三年的日占时期使新加坡人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有了更深的感情，在英国还未回来接掌政权的时候，新加坡已有人主动出来维持治安。
湛承宪：这时候新加坡就变成真空，整个城市在无政府状态一般上这个社会就会乱，尤其是那时候很多谣言，又是种族问题，又出现大抢之类，同德的社员自动到马路上去指挥交通，然后告诉民间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怎么样能够协助社会安宁。
中国影响力不断增强 万隆会议造就“蜜月期”
解说：在战争中，英国人迅速的败退，使得英国两百年来在新加坡建立的通知威望瞬间崩塌，这一切成为了新加坡人觉醒的开始。
柯木林：日本南侵的时候英国人跑掉，或者一下子很快就投降了，使到当地的新加坡人就觉悟了，原来这个日本不落帝国是可以被打败的，而且它是不会真正保护我们的，这个就是等于是战争的一种反面教材，它使到整个人觉醒要保卫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的确确是要靠自己的力量。
解说：战后亚洲掀起反殖浪潮，许多新兴的政治力量也在新加坡兴起，在新加坡北方的中国大地上国共内战爆发，新中国成立，这些世事变幻也昭示著中新之间将有新的故事上演。
黄海波：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再请客”的外交方针，随即展开与东南亚国家的建交工作，印尼、越南和缅甸首先与中国建交，而当时的新加坡还属于英国殖民地，这一时期随着国民党的势力退败台湾已无暇顾及在东南亚的势力，在新加坡的影响也逐渐失势，相反，东南亚的共产主义伴随着反殖民浪潮兴起，新加坡那时也受到影响，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陷入冷战格局，东西两大阵营的对立阴云笼罩，于是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也出现绷之时。
解说：1949年国共内战接近尾声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这一局面也影响到了在新加坡的与国民党相关的组织。
湛承宪：国民党政府撤退去台湾，对同德书报社的社员来讲是很大打击，他们突然间是跌倒坑底里面的样子。
解说：在中国大陆战场的全面溃败使得国民党已无暇顾及年来在东南亚的经营，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在这一地区日渐增强的影响，1950年新中国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与越南、印尼和缅甸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当时已独立的东南亚国家中只有亲美的泰国和菲律宾没有和新中国建交，5年之后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更是为中国和东南亚营造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期”。
李炯才（新加坡开国元勋外交部前高级政务部长）：我记得我1955年碰到周恩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你们华侨华人应该搞政治，参加政治。
解说：今年91岁的李炯才是新加坡的开国元勋之一，他曾经担任李光耀的政治秘书，新加坡驻埃及、印尼、日本等国大使，是新加坡建国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和见证人，当时年轻李炯才作为《南洋商报》记者，随团访问万隆会议，并有机会采访了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在采访中，当周恩来总理得到他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人，就鼓励他说海外的华人也要积极谈到政治，正是周恩来总理的这番话，种下了他日后投身政坛的种子，那时的新加坡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随着反殖民浪潮带来的政治觉醒，如何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的问题已在一群具有海外教育背景的华人精英中讨论起来。
李炯才：我认识李光耀是1949年我在伦敦读书的时候读新闻学，他在剑桥，吴庆瑞、社进才这些都还没有成立党，那时候是留学，他们组织一个malay forum（马来亚论坛），就是要组织一个国家，就是马来亚跟新加坡。
解说：在英国与李光耀等新加坡华人精英的相遇成为了李炯才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反映了当时新加坡人政治意识的觉醒与转变。
李炯才：我当时读华校，当时所有读华校的人都效忠中国，我们唱的三民主义我党所宗，国民党的中国的国歌，我的哥哥他们唱的是Gad save queen效忠英国，没有人效忠马来亚。
解说：那个时期新加坡尚未立国，从地理上来说新加坡属于马来亚世界的一部分，但大多数人仍然把这个地方当做旅居之地，还是各自效忠自己的母国。
李炯才：后来为什么我效忠中国，变成效忠马来亚，就是碰到李光耀、杜进才、吴庆瑞，在英国（他们）天天讨论怎么样成立一个国家，我跑到中国协会去，（那里）天天毛泽东、跟蒋介石在斗，我在想他们斗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又不能够影响，这个（李光耀的想法）比较实际，我是出生在这里，应该要成立自己的国家。
解说：从英国留学结束，回到新加坡的李光耀积极投身政治运动当中，在与民众的接触中他发现工会和左翼人士在当时新加坡民众当中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也意识到要达成争取新加坡独立的政治抱负，需要与左翼人士合作。这个地方是新加坡的一个外岛圣约翰岛，这里据说是当年海外移民来新加坡本岛的第一站，在早期的新加坡英国人怀疑外来移民可能会携带祸乱等传染病，于是要求移民先要到圣约翰岛来接受隔离消毒。
柯木林：这个检疫站我听老一辈的移民口述，他是说当时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要把全身的衣服全部脱光，走进一个喷水的东西，这个喷水就好像消毒，把身上所有细菌消毒，然后穿好衣服才可以上岸的。
解说：除了是移民隔离消毒的第一站以外，这个岛也曾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当年与李光耀一同争取新加坡自治独立的左派阵线领导人林清详就曾被关押在这里。1959年新加坡取得完全自治地位，其中李光耀等人与林清详等左翼人士的合作努力功不可没，但是之后两派人在理念上的不和导致最终分道扬镳。
严孟达（新加坡联合早报评论员前副总编辑）：新加坡在国内那时候也面对共产主义的威胁，也跟这些共产党和左派势力斗争李光耀本身跟左派的斗争也是很激烈。
解说：因为考虑到新加坡资源匮乏生存困难，李光耀主张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但这点上林清详等左翼人士并不赞同，于是双方就此展开争斗，那一时期正值冷战铁幕落下，东西两大阵营都在防范对方的渗透影响，当时的马来亚政府正在遭遇东南亚共产主义的冲击，而林清详正是被看作是东南亚共产党在新加坡的代表，这一形象足以触动英国殖民当局和新马两地政府敏感的神经，于是1963年2月英国殖民当局和新马两地的政府联合发起名为“冷藏行动”的大搜捕，把以林清详为首的100多名左派人士投入监狱，罪名是充当马来亚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企图颠覆新加坡政府，把新加坡变成“亚洲的古巴”。
临清如：冷藏行动底下被压迫的这些人再加上一些现在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历史学者，他们现在都把很多资料都挖了出来，那么假如这些资料都属于是真事的话，那就说明整个行动是不应该的，是一种政治性的报复。
新加坡独立略显仓促 李光耀可以保持中新距离
解说：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新加坡选择对国内左派人士采取打压政策，而这一措施与当时中国的立场可谓是背道而驰，这也导致了在其后的十几年间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步入了较为尴尬的境地。
黄海波：1965年8月9号新加坡建国独立，但是这一结果在那时却并非李光耀等新加坡领导人想要看到的，以至于在宣布独立的那一刻李光耀也难忍悲伤流下眼泪来，这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新加坡面积狭小资源匮乏，那时候甚至有人说新加坡缺少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基本条件，其次新加坡的独立主要是因为跟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关系恶化被迫退出马来西亚联邦，从此要开始时刻担心遭受北面马来西亚的侵略再加上南面的印尼，对这个华人占大多数国家的警惕和威吓，使得建国之初的新加坡内忧外患步履艰难。
解说：仓促的独立没有给新加坡太多的选择空间，面对内部左派的压力和周边国家的威慑，李光耀只能一边打压国内左翼势力同时刻意与中国保持距离。
严孟达：新加坡处在两大马来人统治的国家，就是马来西亚跟印尼，还有东南亚的国家里面，那时候都非常排华的，所以新加坡一独立，最担心的而且那时候周边的国家把新加坡当做是第三中国。
许利平：因为中国是红色中国，是共产党中国，那么在冷战的阴影下你新加坡这么一个赤道上的小红点如果你把自己标榜成共产党的同情者，或者红色中国的支持者那你就很麻烦。
解说：当时新加坡华人占到整个人口的80%左右，在社会主义中国对东南亚影响日增的时期，这么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的出现在这一地区产生的震动难以预料，于是新加坡从一独立开始就有意识的去除新加坡是“第三中国”的形象。
严孟达：在许多政策上它也付诸实施了就是说基本上新加坡本来也就是继承英国行政文官制度，所以在国内，英文成为行政语言，所以在一方面是有点像对外表示说新加坡虽然是以华人居多的国家，但不是第三中国。
解说：这一系列看似“去中国化”的亲西方的举动，让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大为失望，没想到在几年前还是领导新加坡“反殖民运动”的英雄竟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傀儡”，1966年就在新加坡建国的第一年后一场更猛烈的风暴文学革命在中国刮起，同时一股激进、极端的文革思潮也在新加坡悄然兴起。
朱成发（《红潮：新华左翼文学的文革潮》作者）：在1960年代，那时候的华族以华校生居多，那么这些华校生显然都是受到中国方面的影响，但等到独立之后当执政党以英文为主的时候这些华校生是处于一种非常颓丧，非常失落的那种状态之中，另一方面是左翼政党，社会主义阵线，还有它后面的马来亚共产党，他们都在推波助澜。
解说：那时在新加坡受文革影响的大多是郁郁不得志的华校学生，而文革提出的阶级斗争打到资本主义等口号让他们感到振奋，同时也孕育出独具时代特色的左派文学。
朱成发：那时候很多这些的诗歌非常的直接就歌颂革命，歌颂毛泽东，因为他们向往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譬如这首在《赤道诗刊》1971年刊登的发刊诗《文艺卫兵歌》它是这么写的，从赤道瞭望远东方是不落的太阳把世界照亮，我们捧起心爱的宝书欢呼歌唱。
解说：文革和左翼思潮在新加坡的传播引起当局的警惕，也愈发让新加坡采取措施，防范来自中国的影响，而随着1967年印尼发生大规模排华事件，并宣布与中国断交，中新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又增添了几座大山。
杨文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驻新加坡前大使）：他首先必须考虑一个周围这两个大国，一个有共同边界，一个只有隔40公里的一个海湾，隔得那么近，他谁都可以得罪，他不敢得罪马来西亚和印尼，他必须和他们搞好关系。
解说：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中间的是李炯才，左边是时任新加坡外交部长拉惹勒南，右边则是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是李炯才与周恩来总理的第二次见面。1970年代随着冷战格局的变化，美弱苏强中苏交恶，使得中美两国终于能够走到一起。1972年尼克森访华，中美两国关系逐渐正常化，也让中国腾出手来重新调整外交战略，针对苏联在东南亚的势力扩张，毛泽东提出“一条线和一个面”的战略思想，争取团结各国政府，共同对付苏联。
许利平：在1970年代的时候实际上东盟的其他国家都陆陆续续的和中国进行建交了，比如说1974年是中菲建交，那么1975年中马建交，还有中泰，所以这整个1970年代是一个老东盟国家陆续和中国建交的这么一个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