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新加坡資深部長李顯龍在周六（10月17日）表示，新加坡港口面臨被競爭對手超越的風險，因為對手們正在「快速追趕，且在某些方面可能已經領先於我們」。他呼籲在推動技術轉型的同時，不能讓工人獨自面對挑戰。
他強調了強有力的三方機制（政府、僱主、工會）的重要性，以使PSA（新加坡港務局）管理層、工會和工人能夠在「信任關係」中共同協作，打造一支「紀律嚴明且技術精湛的勞動力隊伍」。
李顯龍在出席代表PSA員工的新加坡港口工人聯合會（SPWU）成立80周年慶祝晚宴時發表了上述講話。
「PSA表現出色，通過採用技術和升級運營，保持了港口的高效和競爭力。但該地區的其他港口也在數字化和自動化方面取得進展，」李顯龍說。
「如果PSA鬆懈或變得自滿，我們將面臨被甩在身後並失去業務的風險。」
他對外界表示，過去六十年的歷程「看起來像是一連串不間斷的成功」。
「但參與這段旅程的人知道，這背後實際上付出了多少艱辛——我們沿途面臨了多少艱難的戰略選擇；我們需要多少次改變運營方式；以及我們不時犯下的錯誤，以及如何痛苦地糾正這些錯誤，」他說道。
他舉例說明，技術的進步使PSA能夠從手動裝卸貨物，演變為使用岸邊和堆場起重機，到現在操作員可以在「更舒適的環境」中，在控制中心同時遠程控制多台起重機。
「在貨櫃堆場，不再是由人員在風吹日曬下手動駕駛牽引車搬運貨櫃，而是由遠程操作的自動導引車（AGV）執行任務。」
李顯龍指出，「每次崗位發生變化，PSA都會尋求重新培訓現有工人以承擔這些新角色，而不是重新招聘。」他提到，公司開發了結構化的培訓計劃幫助工人提升技能，而工會則說服工人採取靈活的心態並抓住培訓機會。
「每一個階段都是一個充滿挑戰且艱辛的組織變革和個人調整過程。這需要港口管理層與工會之間的密切協調——幫助工人接受工作流程的劇烈變化，在角色轉變時升級自身，然後安全且成功地採用新的工作方式，有時甚至是在全新的工作地點。」
痛苦的抉擇
此外，港口的多次搬遷（包括搬遷至基馬、布拉尼、巴西班讓和大圖亞斯港）也需要工人適應不同的工作環境和通勤安排。
李顯龍特別提到，搬遷至大圖亞斯港顯著延長了工人的通勤時間。因此，政府機構正與SPWU及PSA管理層合作，增加前往大圖亞斯南部的巴士服務，並考慮建設快速巴士系統（BRT）。
李顯龍表示，有時必須做出「痛苦的決定」。他舉例稱，2000年代初期，PSA失去了幾個主要航運客戶，這些客戶轉向了馬來西亞的丹絨帕拉帕斯港（Port of Tanjung Pelepas）。
當時，PSA不得不改變戰略並果斷削減成本以恢復競爭力並贏回業務，這導致了裁員和減薪。
「PSA管理層費盡心思向工會解釋為什麼這些激進措施是必要的，」李顯龍說，並補充道，SPWU也「與管理層進行了艱苦談判，為不得不離開的工人爭取到儘可能最好的方案」。
最終的結果是一套既能「拯救公司」，同時又「對受影響工人公平」的裁員和減薪方案。
「儘管如此，這仍然是一次揪心且痛苦的經歷，不僅是對受影響的工人，對於工會和管理層中所有處理此問題的人來說也是如此，」李顯龍說。
然而他指出，當PSA表現良好時，管理層對工人及其工會同樣公平，確保每個人都能分享公司的成功。
2005年，PSA向工人支付了一筆特別的收益分享獎金，以獎勵他們達成成本削減和績效目標。李顯龍表示，這也是「對工人貢獻和犧牲的一種感謝之情」。
「管理層與工會之間這種在起伏中建立的緊密合作，是建立雙方信任的關鍵，也是PSA能夠持續成功的核心原因。」
他補充說，SPWU的做法與某些其他港口工人聯合會「形成鮮明對比」，後者通過抵制技術和進步來試圖保護工人的工作和利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港口遭受了損失，其成員也同樣受損。」
展望未來
除了來自其他港口的競爭，李顯龍補充說，整個行業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革，供應鏈中斷、氣候變化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正影響著貨主和港口運營商。
例如，氨和甲醇等綠色燃料將要求新的工藝、技能和安全協議。
人工智慧、自動駕駛技術、傳感器和機器人技術的飛速發展已經在劇烈改變港口運營，而具身智能（Embodied AI）可能會自動化諸如裝箱和拆箱等重複性體力任務。
「這些發展帶來了新挑戰，但也帶來了新機遇，」李顯龍說。
「將會出現體力要求較低的高價值任務；以數據、判斷和決策為中心更好的工作崗位；甚至會出現目前尚不存在的全新角色——例如在可持續發展管理和替代燃料方案等領域。」
李顯龍表示，技能型崗位將允許工人深化專業知識，擴大職責範圍並建立有意義的職業生涯，PSA必須緊跟這些變化，將新挑戰轉化為機遇。
「就像過去的每一次轉型浪潮一樣，我們絕不能讓工人獨自面對這些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