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日前發文探討香港問題。現摘錄主要觀點如下：
一座城市發生如此頻繁的社會抗議活動，在世界歷史上罕見。而且抗議運動趨向於「死磕」，並出現暴力化，令人感到震驚。
香港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到了不可收場的地步？香港的未來在哪裡？
一、根本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誰主香港？
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實行「一國兩制」。但治理香港的不是中國。基於「港人治港」，治權在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
中國所享有的實際主權少而又少，表現在有限的外交領域。就治理而言，最具有實質性的法律體系，不在中國手中。
中國為了維持一國兩制，把大量好處輸送給香港，以期維持香港繁榮。但經濟上的好處，對香港的治理沒有產生實質影響。而實質性的維護主權，如「23條」立法等，則以失敗告終。
二、既然不是中國在治理香港，那是特區政府在治理嗎？也不是！
就權力結構來說，香港實行「三權分立」。立法方面，通過「建制派」，特區政府只有不到一半的控制權。司法方面，特區政府完全無法著力。
整個司法系統掌握在「隱居」起來的「港英當局」手中。至於行政系統本身，也是從港英當局「整體」接收而來。
由於特首的產生和政黨沒有必然聯繫。在無政黨支持的情況下，特首不得不依靠公務員體系。這使得行政難以中立。
一旦特首被「政治化」，公務員系統也會政治化，且有可能和特首的政治意向背道而馳。這次公務員體系就有很多人公開向特首施壓。
由於沒有堅實的政黨支持，特區政府很難有所作為。試問這些年有通過幾項有效的法律和政策？
歷任特首都想有所作為，但就是沒有好結果。
三、既然香港不是中國治理，不是特區政府治理，那是港人在治理嗎？顯然也不是！
港人一直在爭取他們理想中的「港人治港」，即「雙普選」。但迄今並沒有什麼結果。
更嚴重的是，通過「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來爭取既定目標，這個過程本身有很大問題。
一是眾口難調，不能達成妥協，人們產生「一步到位」的政改幻想。但因為沒有妥協，所有機會都付之東流。
二是抗議演變成暴力，成為破壞性極強的「為了抗議而抗議」，形成「你不順我意，我也絕對不讓你做事情」的心態。
四、那麼，是外國勢力在主宰香港嗎？
香港是國際化都市，外國勢力的存在和介入並不奇怪。長期以來，很多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香港都有強大的存在。
需要關切的是特區政府是否有能力遏制這些外國勢力的負面影響。
就外國勢力來說，這裡尤其強調英國的角色，九七回歸，香港只是從英國的一個「直接殖民地」變為「間接殖民地」。因為回歸後，香港什麼都沒變。
尤其在制度上，沒有任何變化來體現「港人自治」，而主權回歸只是象徵性的。
在香港成為「間接殖民地」後，既得利益者只坐收漁翁之利，卻不用負任何責任。
「法治」是香港的制度本質，但也是維持既得利益（尤其是英國利益）最有效的工具。
全盤保留下來「法治」體系，已變成外國勢力固若金湯的話語權。它既是特區政府有效的「監督者」，也是香港做任何改變的最有效阻力。
五、必須借鑑新加坡的成功經驗
二戰後從殖民地獨立出來的國家，有完全保留原來制度的，但失敗案例比比皆是。也有的進行「去殖民化」，結果有好有壞。
簡單粗暴廢除所有制度遺產的，不僅影響和西方的關係，由於新制度一時難以建立，往往制約了自身發展。
對此，新加坡的經驗最為典型。新加坡對殖民地遺產進行了有效的去殖民化，在保留積極的遺產同時，去除其消極面。
就「法治」而言，沒人會否認新加坡的「法治」，它是在殖民地遺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但新加坡牢牢把「法治」掌握在自己手中。
這和香港的「法治」形成鮮明對比。香港照單全收原「法治」體系，它能有效保護原殖民者的利益，但是能增進香港本身的利益嗎？能體現「港人治港」的精神嗎？
六、必須改變治權不在港人手裡的局面
對香港的統治精英而言，理論上香港繁榮符合他們的利益。但因為制度設計有缺陷，這些人只追求利益，卻不用承擔任何政治責任。往往是「有利益一哄而上，面臨問題全身而退」。
對此大陸就算明白，但基於「一國兩制」也很難改變香港的殖民地遺產，只有港人本身有這個能力。
但現實剛好相反。一些港人不想改變。他們只強調「一國兩制」中的「兩制」，令特區政府夾在「一國」與「兩制」中間無能為力。
殖民地式的教育在回歸後也沒有改變，反而變本加厲。以前香港的民主運動還有「反英」的味道，現在則轉向反中。
更糟糕的是，今天抗議者的主體就是回歸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
香港產生今天這樣「權力真空」並不奇怪。特區政府不僅受制於來自內部的各種制約，更受制於外國勢力通過「法治」給予的制約。導致特區政府軟弱不堪，處於實際上的「無政府狀態」。
經過此次長期激烈的抗議運動，香港的諸多矛盾已經充分暴露出來，即使那些隱藏在背後的，人們對它也有比較清晰的認識。但這不等於問題可以得到解決。
香港問題的有效解決，仍然取決於回答「誰主香港」的問題。在不存在一個有效治理主體的情況下，香港不會出現穩定的局面，問題也不會得到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