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沒有署年份的電文密奏（影印本），目前保存在晚晴園。參照海峽殖民地檔案，孫中山此次抵新時間應該是1908年1月27日。此密奏的結果，雖然沒有促使孫中山被驅逐出境，但孫中山旅新期間的言行舉止受到清廷的監視，是毫無疑問的。
孫中山的另一挑戰者是康有為。 戊戌政變後，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七次進出新加坡鼓吹維新和保皇思想。康有為的到來，幾乎與孫中山同時，都是在1900年。
邱菽園是康有為的主要支持者。邱菽園是富商，曾獨資創辦《天南新報》，兼任主編，並經常親撰社論，鼓吹維新救國。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邱菽園捐獻叻幣25萬元資助保皇黨在漢口發動的起義。但因康有為扣壓捐款，漢口起義改期數次而失敗，他得知實情後大為震怒，在《天南新報》上撰文宣告，從此與康有為絕交。
此後邱菽園因受民主革命思潮影響，與一些革命派人士頗有私交，但對孫中山始終沒有什麼好感, 既使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仍然為文攻擊孫中山。
孫中山和康有為兩人在這裡的活動，引發了本地華人社會對中國政治的關注，「啟蒙並擴大海外華人對祖國政治參與的機會」。特別是在這兩股政治力量相互競爭，彼此對立而致內部分裂的同時，也促使本地華人群體政治化的過程，「從而形塑了海外華人中華民族主義的認同」，對新馬華人社會的政治思潮產生深刻的影響。
然而，甲午戰敗卻使康有為的維新運動, 一下子沒有了市場。海外華人成了「革命之母」。一度作為孫中山在新加坡及海外革命基地的晚晴園，在中國大歷史變革中之占有一席之位，乃拜甲午戰敗之賜！ 還有，海殖民地政府對孫中山的態度亦至關重要。當年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因此，海峽殖民地總督的行動代表了倫敦殖民部或外交部的政策。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高級講師李勵圖，利用英國殖民部、外交部檔案，分析兩位海峽殖民地總督對孫中山的態度，頗有參考價值。
李勵圖認為，海峽殖民地政府對孫中山的出現，在政策上曾予有限度的容忍。這表示海峽殖民地政府同情中國改革者，但卻不能接受孫中山利用海峽殖民地作為其革命事業的基地，引致華人團體的不滿，及干擾海峽殖民地的和平與穩定。至於英國殖民部與外交部，雖然並非完全同意各任海峽殖民政府總督在處理孫中山之事件上所作的一切決定，但他們與海峽殖民地政府的決定並無衝突之處。
孫中山旅新期間，瑞天咸（James Alexander Swettenham）和約翰安德森（Sir John Anderson）為時任海峽殖民地的代總督和總督。他們有獨立行動的特權，因此這二人對孫中山政策所採取的任何行動，不僅是其個人判斷，也代表英國的態度。
兩位海峽殖民地總督對孫中山的處理手法，前後如出一轍：只要孫中山不在海峽殖民地引起騷動，他是可以居留在新加坡的。然而，一旦有確切證據，顯示孫中山利用這裡作為推翻滿清的行動，危及英政府與北京之間的關係時，就不受海峽殖民地所歡迎，必須離去。
1910年11月1日，安德森從《檳城新報》（Penang Sin Pao）獲知孫中山「在檳城的一個華人會社發表煽動性的演說，激勵聽眾支持革命，推翻滿清」。此演說成為驅逐孫中山出境的證據。1910年12月7日，孫中山化名為鍾藍（Chung Lan），以二等艙旅客的身份，搭乘德國輪船離開。
新加坡辛亥人物 所謂「辛亥人物「，指的是1900至1911年，曾經與孫中山有過某種形式接觸的新加坡歷史名人。
孫中山旅新期間所接觸的辛亥人物，除上所述外，以下三人值得一書。他們都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後，仍與國民政府保持密切關係，其中尤以陳嘉庚的表現最為突出：
陳武烈
陳武烈祖籍福建省漳州海澄縣（今福建省龍海市海澄鎮倉頭村尤墩社）。從1897年到1916年，陳武烈是新加坡華社最高領導機構天福宮的主要領導人。當他中選為天福宮大董事時，《叻報》稱其為「年少英才」，而《星報》則為「英才卓犖」。陳武烈也是同盟會會員，主張革命倒清，為孫中山的摯友。
辛亥革命成功後，1911年11月，福建保安捐發動時，陳武烈被舉為第一次大會臨時主席，天福宮一度成了保安捐的司令部。此次為時十個月的愛省運動，共募得叻幣12萬元。
1911年12月15日，孫中山途經新加坡，回南京就任大總統，就下榻於「金鐘大廈」（陳武烈的豪華別墅）。1913年，當國民黨在新加坡選舉百餘位職員時，陳武烈與林義順中選為副部長。 陳武烈領導的天福宮結束於1916年。此後有關他的資料極少，直到1934年10月17日，我們才從《星洲日報》上看到他逝世的消息。當年報載他於「兩年前返國」（即1932年）回到中國，在中國患腦出血症逝世，終年60歲，遺體火化後運回新加坡安葬。逝世時最後職銜為僑務委員會委員。
林文慶
祖籍福建省福建省廈門市海滄區鰲冠，他曾任新加坡立法議會華人議員、市政府委員、內務部顧問，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年輕時獲頒英女皇獎學金，前往英國攻讀醫科，學成後返新行醫，並積極參與社會活動。
林文慶既是學者，又是教育家；亦涉足樹膠業，於當地政治活動多有參與，並獲封太平局紳；既推動社會風俗改革，也熱心社會公益事業。一生多姿多彩，在辛亥革命史上和新加坡華人史上，都留下他的身影。
林文慶關心中國形勢，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便帶頭剪掉辮子，反對婦女纏足，反對吸食鴉片,在當時華僑社會中引起激烈的爭論。1900年，孫中山的日本朋友宮崎寅藏到新加坡被捕，經林文慶向英當局疏通，使宮崎寅藏得以獲釋出境。
1906年2月，孫中山到新加坡組織同盟會分會，林文慶欣然入會，成為新加坡早期的同盟會員。1912年初，林文慶應孫中山的聘請，到南京擔任臨時政府內務部衛生司司長，同時兼任孫中山的保健醫生。
不久，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政府北遷，林文慶返回新加坡，繼續從事醫務和教育等方面的活動。1921年7月，任廈門大學校長直至1937年廈大改為「國立」，前後在廈大任職16年，為廈門大學今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日治時期，林文慶被迫出任華僑協會會長，但戰後仍受英國人、新加坡政府和各族人士的敬愛，《海峽時報》尊他為「新加坡聖人」。
1957年元旦逝世。
《南方晚報》的悼文寫到他與廈門大學時，這麼說：「先生為廈大犧牲的，不只十六年，而是最寶貴的後半世。假使先生當時不回國，繼續在馬來亞的領導工作，其成就何堪限量？『淮南之橘，過江為枳』。要使受維多利亞世代的教育及思想，並在殖民地氣氛中度半世的人物，去領導五四運動以後的學術界，其結果可想而知。試讀先生在其英譯《離騷》中的自序及吊屈原詩，其當時的心情，何異屈原!?」
陳嘉庚
原名陳甲庚，後改陳嘉庚，是著名的企業家、教育家、慈善家、社會活動家, 祖籍福建省同安縣（現廈門市集美區）。其父陳杞柏（Tan Kee Pek）系當時新加坡殷商。
1890年奉父命南來，在新加坡順安米店習商，輔佐父業。1904年，開始獨資創業。到1925年，資本已達叻幣1200萬元，人稱東南亞「樹膠大王」。
1909年，陳嘉庚在新加坡晚晴園會見孫中山，次年與其弟陳敬賢一同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任新加坡福建保安捐委員會主席，捐獻給孫中山及福建政府20萬元。
1910年以後兩度任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協理，1923年任怡和軒俱樂部總理，並創辦 《南洋商報》。畢生關注祖國人民福祉，傾家興學。從1921年廈門大學正式開學至1936年止，他獨資維持了十六年之久，捐款逾400萬元。
1936年陳嘉庚雖已經濟破產，仍然關心祖國政局。抗戰期間，任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主席，展開募捐活動，運送大批軍需及日用品支援中國；另組織3200多名機工回華服務，參加抗戰。
和平後返新加坡，1949年6月回華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及10月1日開國大典。1950年5月回中國定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僑聯主席。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逝世。
晚晴園對海峽兩岸的意義 孫中山在南洋革命活動的後繼影響，至深且距。如果說，當年的新加坡華人社會，是分成「親英」與「親華」這兩大社群的話，那麼，孫中山在新加坡鼓吹革命的結果，是把「親華」的社群，再分化為「革命派」與「保皇派」兩個陣營。二十世紀初，代表保皇派的《總彙報》和代表革命派的《中興日報》之間的論戰，就是這一事實的反映。
另一方面，由於孫中山的影響，鼓勵讀書閱報，宣傳革命黨的書報社，如同德書報社 （潮幫）、開明書報社（粵幫）及同文書報社（瓊幫）等，如雨後春筍，相繼成立, 從而提高了華人的政治意識，為1930年代所展開的新馬華人援華抗日的救國運動，埋下伏筆。
辛亥革命可說是百年來中國一批有識之士，為尋求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體系而展開的運動。然而，這場運動的過程是既痛苦又曲折的。從維新運動失敗開始，就註定了中國政體的改變，必須以革命的方式進行。辛亥革命的成功，是尋找「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體系」的切入點。
海外華人對辛亥革命的重大意義，在於思想與財富倒流，從而影響中國的政局。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只是推翻舊政權，繼辛亥革命之後的共c革命是社會革命。社會革命則徹底完成社會階層的重組。
從1949年到1978年的三十年間，經過了風風雨雨的建國曆程後，中國終於在1978年找到了一條符合自身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改革開放」新道路。這是辛亥革命後繼發酵的結果，也是這場革命留給我們的歷史啟示！
晚晴園的歷史是新加坡華人歷史重要的一環，當海峽兩岸對孫中山的研究，因某種需要而有所定調時，新加坡由於其特殊環境，再加上與孫中山的密切關係，這種超然的地位，可以將孫中山的研究、及對辛亥革命的歷史評價，提升到另一個高度。
2015年11月7日，海峽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會面。這是自1949年以來兩岸領導人的首次會面, 也是兩黨領導人時隔66年的首次會談, 在兩岸關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有朝一日, 當兩岸達致大一統的共識時，晚晴園可是最好再度相聚的地點, 因為孫中山畢竟是兩岸領導人所能共同接受的一代偉人！
2016年12月08日完稿 本文原題《從新加坡視角看孫中山》 原載《孫中山和華僑華人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轉載內容略有微調
（柯木林，歷史學者，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學術委員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