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的高中生來說，高考就像「一考定生死」，備考不得馬虎。（路透社）
作者 劉智澎
還記得今年六月學校假期，一些新加坡學生仍忙著準備補習中心的模擬考試嗎？
所有新加坡中小學都已從今年起取消年中考試，以減少學生備考的壓力，但還是有家長因年終考試而憂心忡忡，為孩子報名校外的模擬考。
連李顯龍總理也看不下去了，他上周出席一場教育優異獎頒獎典禮時提醒家長：
「一些學生可能會自行做考試練習，這麼做雖然沒有壞處，但不宜過度。學校會通過考試以外的評估方式，了解學生掌握了哪些內容，以及他們在哪些方面需要更多幫助。」
過去兩年，類似的情況也在中國上演。 中國2021年7月推出「雙減」政策，要求所有已註冊的校外培訓機構轉型為非營利機構，是為了減輕中小學生過重的課業和校外培訓負擔，以及家庭在補習費方面的支出。
當時，多家校外培訓機構和補習中心展開大裁員，表面上看似陷入停擺。
這些校外培訓機構表面看似人去樓空，其實補習服務早已轉移到酒店、公寓或咖啡廳進行。（聯合早報）
時隔兩年，「補習黑市」卻在中國悄悄崛起。
據彭博社報道，一些中國家長趁著暑假的補課旺季，靠著金錢和人脈聘請了私人家教，只為讓孩子「贏在起跑點」。
有私人家教直言： 「只要中國高考制度不改變，校外補課永遠會是個大市場。」
「地下補習」行事低調 玩起「躲貓貓」
儘管多次面臨關門和罰款，以及地方政府的持續打壓，來自深圳的補習中介傑克（化名）的生意仍絡繹不絕。
他的聯絡簿上，滿是渴望為孩子爭取機會的家長名單。
傑克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時，刻意避免使用中文名字： 「我們已經被舉報好幾次了，但處罰很輕。這些稽查人員也有孩子，有的完成巡查後會再回來找我們，試圖為自己的孩子找一個私人家教。」
傑克透露，現在的補習服務一般通過微信群組進行協調，而私人家教通常直接在家中或一些指定地點給學生上課。
這些家教有時也會租用不同場地，以免被發現違規。
中國補習業巨頭「新東方」轉型，在抖音等網絡平台上直播帶貨，提供免費英文課程。（中新社）
匿名受訪的工作人員自嘲，每逢周末都像在從事情報工作，與稽查人員「鬥智斗勇」。
早上9點，他會在某棟大樓的13樓電梯間徘徊（其實是站崗）。
一旦發現疑似教育部稽查人員，就會立即通知私人家教，把學生和教材「藏起來」。
有的補習機構則租下一家咖啡廳做為「門面」。發現稽查人員時，老師就把教材收在外面的天台，與學生坐在廳里假裝喝咖啡。
一些家長就在微博留言調侃，上個課搞得像在「玩游擊戰」，「跟地下黨接頭似的」。
學生人數少了 補習費用高了
為避免「穿幫」，許多補習機構也從小班教學改為一對一教學。學生人數減少了，補習費用卻轉嫁到家長身上。
兩年前，一般的小班課或素質較高的線上課程，每小時學費約100人民幣（約18新元）。
如今，一對一的面授補習費可達每小時400人民幣（約72新元），比兩年前高出三倍。
尤其在上海，一年的補習費可超過10萬人民幣（約1萬8500新元）。
因此，「補習黑市」的主要客源還是條件較富裕、人脈較廣的中上階級家庭。
為避免被稽查人員發現違規，許多補習機構改為一對一教學，圖中的小班教學已不復見。（中新社）
補習費翻倍，違背了「雙減」政策的初衷，也加重了中產家庭的經濟負擔。
來自上海、育有三個孩子的林女士直言： 「我很懷疑為什麼上海和深圳的家長要讓孩子學習得這麼瘋狂，但既然大環境是這樣，我也不得不讓三個孩子補習。我不樂意看到這樣的情況，但我必須這麼做。」
雖然市場上仍有一些官方批准的大型線上補習課，收費也便宜得多，但林女士認為，這類課程的學生人數太多，孩子可能無法獲得足夠的指導。
治標不治本
據《中國經濟周刊》報道： 單是上個季度，中國地方政府已對14萬家補習機構展開調查，其中3000家被發現違法提供校外培訓，500家被查封。
除了加大巡查力度，政府也鼓勵民眾舉報在暑假期間開課的培訓機構。
一些培訓機構於是改在酒店或公寓內運營，標榜提供「非學科培訓」，把數學課稱為「思維課」，中文課稱為「文學和語言學課」。
中國家長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造就了龐大的補習產業。（路透社）
在廣州從事金融業的馮姓家長受訪時坦言，不論政府如何限制，家長總能找到方法讓孩子繼續補習。
「有需求就有供應，滿足家長的需求是最容易賺錢的方式，任何政策都阻止不了。政府無法根除這種現象，只能讓補習業變得更謹慎，或迫使它轉型為另一種運作方式。」
外界看來高壓的學習環境，其實早已成為一種生活常態。
用錢換取教育資源的觀念，在中國乃至亞洲社會，也已根深蒂固。
只要家長對教育的焦慮未減，市場對課外補習的需求仍然存在，中國的校外培訓服務只會越加隱蔽、價格越推越高。
想要緩解這種焦慮，單靠規範補習業是遠不足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