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
作者 侯佩瑜
雖然我們總以為，與社會脫節多數都是獨居老人，但最新一項研究卻顯示，感覺被社會孤立的本地年長者中，有近八成是跟伴侶或孩子一起住的。
這項研究是源自《新加坡華人健康調查》第三次的跟進調查，在2014年至2016年間展開。共有1萬6943人參與研究，年齡介於61歲和96歲之間，平均年齡為73歲，約六成是女性。
第三次的跟進調查旨在找出新加坡老年人的社會脫節與社會人口學和健康因素之間的關聯，以及他們的日常生活作息是否對此有影響。
雖然研究只收集了華族老人的相關數據，領導這項研究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楊璐齡醫學院許恩佩教授說，研究得出的數據其實也能夠反映出本地其他族群年長者的情況。
研究顯示：
有1021名年長者感覺被社會孤立，占總人數的6％。其中，有78.8％與伴侶或孩子居住，6.8％與親戚或朋友同居，另外14.4％為獨居老人。
社會脫節並不代表與世隔絕。 研究將社會脫節定義為一個人沒有社交活動，也缺乏情感和實體方面的互動，與社會孤立（social isolation）和孤獨感密切相關。
受訪者若尋求社會支援的管道單一，且一周內沒有與家人以外的群體（超過三人）接觸超過一小時，就可能被納入「與社會脫節的群體」中。
在這組1021名老年人中，62%的人表示，在面臨個人困難時，他們沒有一個可信任的求助對象。
其中，逾160名受訪年長者認為，身邊沒有任何人能聆聽他們的傾訴，在他們遇到困難時給予支持。即便和家人住在同個屋檐下，也有120多名年長者感受不到來自伴侶或孩子的支持。
許恩佩在發布研究結果的記者會上說：
「社會支持包括了情緒和心理互動。本地很多年長者和家人一起住，即便滿足了基本需求，如果缺乏可以說話和傾訴的對象，他們可能感受不到足夠的社會支持。」
新加坡援人協會7個月公布數據顯示，去年發生452起自殺案件，比前年的400起多出13%，是2012年以來的新高。其中，輕生的60歲及以上年長者達154人，較前年增加了26%。（聯合晚報）
參與此研究的訪問員陳風娘分享了一個案例。一名與孩子同住的男性受訪者，原本是活躍的樂齡人士。他屢次在象棋比賽中獲獎，也經常到咖啡店和朋友聊天，看歌台。然而，在輕微中風痊癒後，卻選擇待在家中。
「他擔心在外跌倒受傷，會給孩子造成負擔，因此只有和家人用餐或看醫生時才會出門。但是他的眼力不好，在家也只能看電視或聽電台。」
許恩佩說，這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老人家即使與家人同住，仍然經歷著社會孤立。社區介入不應只針對獨居的老年人，其實那些與家人同住，但健康狀況不佳的老年人，也同樣需要援助。
他們會鼓勵老人家去做支薪工作、當義工、學習新技能，以得到社交和維持認知功能的機會。
獨居仍是社會脫節主要導因
或許老了年紀大了還在繼續工作，也不完全是件壞事。（聯合晚報）
該研究也顯示，年長者不論是否與他人同住，都會因低教育程度、認知功能障礙、自我評定健康狀態較差、抑鬱，以及日常生活受到某種限制等個別因素，導致他們無法維繫與他人的關係，或進行有質量的互動，在社交上是孤立的。
不過，獨自居住仍是經歷社交孤立的高風險因素。獨居者經歷社交孤立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近兩倍，年長獨居男性面對的風險比女性高一倍。
馮秋石副教授說，人口老齡化和家庭規模縮小等趨勢，都導致社會孤立的挑戰日趨顯著，尤其是那些獨居的年長男性，以及那些與家人同住但健康欠佳的年長者。
「除了決策者和社工，我們也應該鼓勵年輕民眾多加關注年長父母的需求。」
疫情期間，少了許多聚會娛樂，不少年長者都獨自出外溜達。（聯合早報）
只要老人家不抗拒，都應帶著她到處走走；無論多忙，也應該陪他們出外與鄰居老友聯誼；只要他們人還健在，無論能交流與否，都應常常與他們聊天，別讓「如果」、「早知道」和內疚跟隨自己一輩子。
這讓紅螞蟻想起了剛過世不久的奶奶。
奶奶住在中國廣東，獨居的她生前得了失智症，但仍然能自理，平時由孩子們輪流照顧。奶奶有過獨自出門後迷路的經歷，孩子們擔心事故重演，不再讓她獨自出門。奶奶生前的生活除了去餐館喝早茶，就只剩下看電視。
作為孫子的我們覺得奶奶都不認得我們了，因為住在外國不能親自去探望，也沒有天天給奶奶打個電話，陪陪她聊天。如今即使心中有萬分的內疚，也無法彌補。
反觀，先生的90多歲奶奶，住在新加坡的她也是獨居，行動不便不太能自理，耳朵不靈光基本上無法交流。但家人聘請女傭貼心照顧，奶奶周一到周五到老人活動中心，天天都有孩子們和孫子們輪流上門，陪吃、陪喝、陪聊天。
偶爾，家人也會帶上坐輪椅的奶奶出外遊玩。我無法從奶奶的臉部表情看出她開心與否，但她的晚年生活一定比我的奶奶要熱鬧許多。
冠病防疫期間，究竟有多少老人家因社交限制，又不會使用網上聊天工具，正在經歷著社交孤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