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还是社会，在抗击疫情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基于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的比较分析

2022年04月06日 • 5130次阅读

在大流行中，“对公民讲真话”的重要性不亚于“对权力讲真话”。医疗专业人员可以利用宝贵的信息制定对这种疾病适合的治疗方式，并遏制其传播，而公民则可以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这可以简单到戴上外科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

此外，社交媒体上的在线论坛是组织抗击新冠肺炎集体行动的主要渠道之一。通过这些在线论坛，许多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卫生专业人员还分享了有关大流行情况的最新内部信息，并帮助公民理解和分析来自不同来源的医疗信息，包括政界人士发布的官方和政策信息，了解其准确性、实用性和可靠性。

图一显示中国香港新冠肺炎病例的每日数目、整体趋势及纵向模式。截至撰写本文时，新冠病毒共发生了四次疫情。曲线的起伏可以被看作是政治家与社会和专业官僚联盟之间的拉锯战。新冠肺炎疫情在社会和专业官僚联盟主导的情况下得到了更大的控制，但由于政治家们想要主导抗疫，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Wong 2021)。

图1：中国香港2020年-2021年每日新增确诊人数趋势图

第一波是在2020年1月下旬至3月初，中国香港成功地预防了疫情，病例总数仅维持在120例左右。在世界范围内，关闭边境和实施有效的隔离政策被证明是防止疫情蔓延的有效措施。政府在社会压力下采取行动，在2月5日关闭一些过境点。第二波是在3月中旬到6月下旬，病例上升到1000多例。尽管如此，社会和大部分市民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这些病例大部分不是社区爆发的，而是来自外地返港的中国香港市民输入的病例。

令人担忧的是分别从2020年7月初和11月中旬开始的第三波和第四波。在第三波中，病例数在短时间内急剧增加，达到4000多例。在第四次浪潮中，这一数字在短短两周内从5500名左右跃升至6800多名。市民和专家们都认为，这两波风波的根源在于政府判断失误和无能，导致宽松的、科学上不合理的豁免等检疫漏洞。

例如，在第三次浪潮中，政府在6月初放松了对船只和机组人员的管制，允许他们在没有医疗证明和检疫要求的情况下进入中国香港。在第四次浪潮中，允许被隔离的人在酒店接待访客等漏洞被揭露出来。虽然这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哗然，但在第三、第四次浪潮中，社会对政府的牵制是软弱的。在第二次浪潮之后，政府推出了许多削弱社会和官僚的新政策和举措。

新加坡：以政府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方法

新加坡一直被认为采用了基本正确的措施来应对COVID-19的国家之一，但与中国香港的社会驱动型应对不同，新加坡的预防措施主要是由政府驱动的。

在Sellers(2011)的政府-社会关系框架下，它采用了“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上而下方法”。图2显示了新加坡COVID-19病例的总体趋势和纵向模式。

它揭示了一个与中国香港截然不同的情况，它是一个相对平滑的曲线，不规则性和起伏并不显著。这反映了一种典型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国家机器通常需要一些时间来理解危机，并调动其资源和能力。

在那之后，政府成为控制和根除这一问题的有效机制，导致病例在2020年4月达到峰值后急剧下降。之后德尔塔变种传播时也大体如此，而最新的奥密克戎变种也是类似的规律(2022年3月29日新加坡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在室内仍然要戴口罩，不过室外不需要戴口罩。)

图2：新加坡2020年-2021年每日新增确诊人数趋势图

在新加坡于4月和5月实施CircuitBreaker（阻断器，类似于封城）后，这一峰值过去了。

日常病例主要集中在外来务工(本地称“客工”)群体。2020年1月初，新加坡卫生部(MOH)提醒所有医务工作者注意近期从湖北武汉返回的人员的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并在樟宜机场对从武汉航班入境的旅客实施体温检测。国家还迅速对所有确诊病例实施接触者追踪。新加坡应对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政府通过及时沟通克服社会中的“恐惧因素”来推进社会心理韧性(Quah2020; Wong and Jensen 2020; Woo 2021)。

当DORSCON变成橙色(新加坡一套传染病管理方式)时，由于个体对不确定性的厌恶，一些新加坡人当时也反应过度，开始恐慌性购买。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发表电视讲话，用三种不同语言(英语、华语和马来语)解释政府的策略，以此安抚全国民众。

2月中旬，卫生部长颜金勇先生和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部长傅海燕女士与教会领袖会面，向他们介绍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并就教会可采取的预防措施提供指导，以降低病毒传播风险。此外，新加坡政府严格执行法律，确保所有旅客和居民遵守隔离令，以控制第一波疫情的传播。此外，政府还制定了规则禁止提供虚假信息或者妨碍追踪冠状病毒接触者。

新加坡通过“全政府参与”的方式，在保持常态化运作的同时，遏制了病毒的爆发。

但是，从4月开始，每天的感染人数急剧增加，而且在外籍工人宿舍发生了大规模疫情。3月底，当局开始建议市民在公共场所保持安全距离。4月7日，新加坡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Multi-Ministry Taskforce , MTF)实施了一套提高安全距离的措施，称为“CircuitBreaker”(事实上的封城)，以预防COVID-19在当地传播增加的趋势。

除了4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封锁外，新加坡“逐步解封计划”也很好地说明了这种以政府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做法，它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安全重新开放)、第二阶段(安全过渡)和第三阶段(安全国家)。政府监视每个阶段的进展，以决定何时进入下一阶段是合适的。新加坡于2020年12月底开始重新开放第三阶段，由于德尔塔(Delta)病毒的传播，新加坡于2021年7月22日回到了第二阶段(高度警戒)。

新加坡的政府主导的综合模式也有其弱点和盲点。新冠肺炎疫情在外来务工人员中大规模爆发，表明了社会的弱势地位引发的负面效应(Woo 2020)。外籍工人中COVID-19病例的急剧增加揭示了新加坡“两个截然不同的现实”。虽然社会的团体和协会提出了外来务工人员生活条件恶劣的问题，但由于社会在影响主要领域的政策方面的影响力较为薄弱，政治家和官僚们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一问题，这使得该问题难以在COVID-19危机之前进入正式政策议程。

对政策和研究的启示

为回应有关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前沿辩论，本文通过对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比较研究，探讨了不同政府-社会在抗击COVID-19中的微妙作用。

本文通过对比调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应对政策，比较两地的新冠肺炎政策，以了解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府-社会关系对两地应对新冠肺炎政策的影响。

尽管他们在COVID-19方面的表现都令人印象深刻，但它们采用了不同的路径和模型。由于两地的政府与社会结构不同，中国香港采用的是更以社会为中心的方式，而新加坡则采用更以政府为中心的方式。

本研究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提供了启示。在学术研究方面，它提出了五种未来研究模式中的两种：治理过程中的政府-社会配置；政策结果和国家社会反馈(Sellers 2011)。它们共同反映了不同政府-社会关系的静态和动态变化。在前者，本研究中的分析显示了政府-社会结构如何影响政府所采用的政策工具，显示了在特定的政府-社会背景下，什么会起作用，什么不会起作用。对于后者，通过跟踪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包括中国香港的一些内在冲突和它们在新加坡的协同作用，显示了政府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和变化，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政策的结果和表现。

在前者，本研究中的分析显示了政府-社会结构如何影响政府所采用的政策工具，显示了在特定的政府-社会背景下，什么会起作用，什么不会起作用。对于后者，通过跟踪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包括中国香港的一些内在冲突和它们在新加坡的协同作用，显示了政府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和变化，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政策的结果和表现。

此外，两地的经验支持多组态因果关系在比较政策分析中的有用性。

多组态因果关系使我们能够分解和诊断一些在比较政策分析中经常遇到的复杂观察结果，通过精确指出一个政策结果可以由多个因素引起，这些因素可能有不同的影响，包括相反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多结局性)，相同的结果可以由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引起(相等性）(Fischer and Maggetti 2017)。在政策比较分析中，应避免过分简单化和泛化，假定存在单一解决方案或最优模式的陷阱。

为进一步加强比较政策研究，本研究旨在识别多组态因果关系的潜力，并将其作为检验不同组态如何导致政策结果的理论和方法视角。

它的使用将极大地提高研究人员在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案例时跨越背景的能力(Brans and Pattyn 2017)，提高外部有效性水平(Radin and Weimer 2018)，从而提高通过为政策转移吸取可操作的经验教训来整合研究和实践的能力。同时，由于本研究的研究结果是建立在两个城市的比较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因此建议更多学者研究更多的案例，以提高其效度和信度。

在政策贡献方面，这两个案例表明，PNT的三个关键行为体——政治家、官僚和社会——都有能力制定（影响）政策应对措施，以应对像COVID-19这样严重的危机。因此，需要对COVID-19的公共政策应对措施作出更广泛、更具包容性的定义。

政策回应不应仅局限于国家的行动，还应包括社会的成员。

政策回应的总体效果应被视为所有行动和反应的总和，这些行动和反应可以是冲突的或协同的，合作的或对抗的，从而丰富了政府-社会关系研究的观点(Evanset al. 1985; Migdal 1988)，认识到政府-社会关系共同转化和共同构成的政府-社会途径(Migdal 2001)。新加坡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合作关系的例子，而中国香港属于合作加对抗的范畴。

决策者和社会可以通过理解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来极大地扩展他们的政策工具箱。这也将有助于扩大政府仍被视为主导角色的危机决策实践和研究的范围(Boin 2009; Ney 2012; Liu and Geva-May 2021)。专业人士和专家并不一定属于政府-社会和公共-私人划分下的传统范畴，他们在推动危机下的政策变化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力不容忽视(Nohrstedt 2008; Béland 2016; Li and Wong 2019)。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复制连结：

http://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3876988.2021.197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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