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前，你走在新加坡大街上，随便逮住个华人问：“你是什么人”，大概每个都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唐山人”（编者注：在当时语境中，“唐山”即是“中国”，并非河北唐山）等等。
反正不会有一个说“我是新加坡人”。
但现在，你走在新加坡大街上，随便逮住个土生土长的，60岁以下的华人问“你是什么人”，大概每个都会说“我是新加坡人”。
也有可能说“我是华人”“我是唐人”。
反正不会有一个说“我是中国人”“我是唐山人”。
为什么？
现代新加坡起源于1819年。
那一年，莱佛士开埠，把石叻坡（新加坡）开辟为自由港，于1826年与槟榔屿（今槟城）、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亦称“叻屿呷”，并于1832年把海峡殖民地首府从马六甲迁到新加坡。
（海峡殖民地钞票，称为“叻屿呷国库银票”，俗称“叻币”，流通时间为1826至1939年。）
19世纪中叶到上世纪中叶，英国、荷兰政府对南洋诸埠精心经营，胶锡等产业带动本地区经济繁荣发展，加上政治稳定，治安相对良好，吸引了大批华人、印度人、武吉士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欧洲人迁徙、经商、务工，有些人最终定居下来。但无论如何，他们心系的仍然是遥远的祖国，到南洋谋生不过权宜之计，落叶终究要归根，而非落地生根。
其中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例如峇峇娘惹（亦称土生华人、侨生华人、海峡华人），他们有些自永乐年间便南下，早已在南洋繁衍了几代人。
到了英殖民时代，英国政府认可峇峇娘惹具有英国国籍，而《北京条约》之后南来的华人称为“新客”，他们是中国的侨民，并不是英国子民。
一些富裕并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海峡华人自诩为“皇家华人”（King’s Chinese），有别于其他华人，他们崇尚英式生活，不但在政治上效忠英国，在文化上也认同英国。
这是普遍现象，但也有例外，林文庆（Lim Boon Keng，1869-1957年）和宋旺相（Song Ong Siang，1871-1941年）同为海峡华人，宋旺相只爱新加坡和英国，但林文庆心里既有星洲也有鹭岛（厦门），既有英国也有中国。
（左为林文庆，右为宋旺相）
与海峡华人的普遍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占人口主流的华人新客仍以中国为政治效忠的对象和文化认同的主体。
在晚清，清朝贵族和高官到访新加坡时，新客侨领多是身穿清朝官服，行叩拜礼，而海峡华人领袖则是身穿西服，弯身鞠躬为礼，由此可见彼此的差异。
（ 1887年，为庆祝英女王维多利亚登基50周年，新加坡华社领袖立了个女王雕像，他们大部分穿的是清朝官服。）
到了晚清，本地华人如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到了抗日战争时，本地出现长时间的赈济筹款活动，还有南侨机工北上支援抗战，通过滇缅公路，运送战争物资前往中国。这些都说明了当时华人的政治效忠情况。
南洋学会9月1日2：30pm在中国文化中心（217 Queen Street）举办“新加坡华族文化身份重塑”讲座暨新书发布会，许振义主讲，从戏曲、南音、山歌等民间文艺在我国的传播和变迁看华族文化身份之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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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落叶归根”这个情况到了二战前后发生了微妙改变。二战时英国无法真正保护殖民地，马来亚、新加坡等地陆续落入侵略者手中，生灵涂炭。中国自顾不暇，当然也没有能力保护侨民。
于是，本土意识开始萌芽。这首先体现在政治上，二战之后，新马开始出现反帝反殖思维和社会运动，要求自主、自治。印度尼西亚1949年独立，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新加坡1959年自治，1965年独立，完成了政治效忠的转移。
（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
在独立建国几十年之后，如今的东南亚华人不会再像先辈一样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承认自己是华人、华裔。
从侨民到公民
中国人出洋，大概可以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短期出国求学、任职、做生意，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年二十年，在政治和文化身份上高度认同中国，与所在地不会发生过于密切的关系，随时可以割舍。在心理上，完全是“客”的身份。
第二阶段是华侨阶段，此阶段与第一阶段的差别，主要是已经做了定居的心理准备和安排，通常会作一些在当地的中长期规划，包括取得永久居住权，购置不动产，也开始关心所在地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发展，自己的人生与所在地发生较为密切的关系，对所在地有一定的认同。在心理上，开始由“客”向“主”转变。
第三个阶段是华人阶段，此阶段与第二阶段的主要差别是刚转换了国籍，宣誓对新的国家的政治效忠，在法理上已是“主”的身份，但是，在心理上仍在进行由“客”到“主”的根本转移。这种转移并非朝夕可以完成，因此，这一阶段的人们有时不免陷入疑惑和矛盾，尤其是所在国和祖籍国发生矛盾的时候，自己会陷入“先救母亲还是先救妻子”的困扰。有时候在面对祖籍国的亲友或来访的高官时，不免还要表明一下自己热爱祖籍国之心。甚至有些人还要加一句“入籍不过为了工作和生活方便”云云，我虽不齿后者言行，但也不是无法理解。
第四阶段是过了至少两三代的海外华人。一般来说，这些海外华人无论在法律上或心理上，已完成了从“客”到“主”的转变。对他们来说，如果文化的根没断，热爱中华文化是可以的，这与“热爱祖国”无关。不“热爱中国”，并不妨碍他们在中国人民受苦受难时大力伸出援手，如1998年长江大水、2008年汶川地震，但是，在政治上，效忠对象不会是中国；在文化心理上，认同的主要是本地文化，而不一定是祖籍文化。
“中国人”、“华人”、“华裔”这三个名词在英文中都是“Chinese”，如果没有细心分辨，不会感觉有何差异。“中国人”兼具政治、文化、民族意义，“华人”二字只有文化和民族意义，而“华裔”往往只剩民族意义。另外还有“华侨”这一义项，特指具有中国国籍但定居海外的中国人。以“华人”、“华裔”为表述，显然更加符合东南亚华人的现实情况，详见下表：
“中国人”这个义项在所有四个属性上都是中国属性，华侨除了定居地不是中国之外，其他三个属性也都是中国属性。
在外国定居的中国公民是“华侨”；中国人与华侨无论在政治身份或文化身份上都不存在本质差异。
“华人”这个义项只有两个属性与中国有关，一个是民族属性，一个是文化属性，也就是说，华人懂得汉语（或方言），在文化上认同中华文化，但政治上不效忠中国。
至于“华裔”，已经完全融入当地文化环境，除了本身的民族身份未变之外，与中国或中华文化再无关联，甚至连民族姓名都未能保留，基本已经丧失华人文化身份。东南亚许多地方的华裔如菲律宾华裔、印度尼西亚华裔即是如此。总体而言，中国人/华侨、华人、华裔这三个义项在“中华性”（Chinese-ness）的表现上应该是递减关系。
新加坡华人社会目前努力做的正是防止向“华裔”这个方向发展。东南亚乃至澳洲、欧洲、北美许多城市都有华裔，有他们聚居的唐人街、唐人区。
这些唐人街、唐人区与新加坡最大的差别有两点：其一，华裔在这些国家是少数民族，其二，这些国家、地区有本身的主文化，中华文化只是亚文化；而新加坡不同，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的社会，新加坡主文化不免以中华文化为基础。如果新加坡华人丧失了中华文化的根，就成了无根之漂萍。因此，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012年说：“应该保留文化的根，以免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迷失方向，走错了路。”
新加坡存在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三个主要民族和文化，而现代新加坡则奠基于英国人引入的文化和制度。因此，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印度文化、马来文化都对新加坡起着重要影响，共同铸造了新加坡文化。
（熔炉）
在过去二三十年，新加坡秉持的文化观一向是“文化熔炉”（Melting Pot）概念，即大杂烩式地把不同文化融为一炉，例如在华文文学中使用大量马来语词汇，或在中国戏曲作品中使用马来或印度题材。
然而，这并非对不同文化的杂糅熔化，而是从彼方吸取养料，从而发展、加强自己的文化，因此，“熔炉”的概念并不准确。2016年2月10日，大年初三，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春节团拜的致辞中，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Thaman Shanmugaratnam）谈到建设新加坡文化的三个要素，其中一个就是巩固新加坡国家身份认同感。他强调应该保留并发扬不同种族各自的文化特点，同时积极了解并参与不同族群的文化活动，把不同文化融合为一体。
在新加坡建国初期，经历了五六十年代几场种族暴动，人们心有余悸，对种族、语言、宗教等问题特别敏感，因此，十分重视“政治正确性”。
表现在文化观上，就是强调淡化本身文化特点，互相融合，因此推崇“熔炉说”。然而，到了近几年，发现过度强调融合首先是实际上行不通，因为不同文化的融合并非一朝一夕可至，其次是不利于原生文化的继承，画虎反类犬。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经过独立以来五十年的国民教育和社会治理，这一代新加坡人相对祖辈来说已经是“肤色色盲”，种族歧视甚至种族敌视现象已基本不存在。
与此成为强烈对比的，是在西风渐进的大气候下，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不论种族，对自己母语和母族文化知之甚少，几有文化断根之虞。重新构筑各种族文化身份的工作已刻不容缓，此时提出“沙拉说”即：各种族保留自己的文化特点，但又能融合，确有时代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