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文哲
“到这里来的人中，最勤劳的是中国人。每年，当第一艘中国民船在海港出现时，住在新加坡的中国人便乘着小船飞快地迎上前去。他们把小船拴在民船上，让它拖着走，一边向民船上的人打听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国民船到达海港内的停泊地时，就在船上搭起篷盖，一艘艘看起来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房子一样。中国商人就在船篷底下把他们的茶、丝绸、瓷器卖给市镇里的商人。”
这是英国人哈·弗·皮尔逊在其所著《新加坡史》中写下的文字，描述英籍官员莱佛尔斯爵士1819年被当局派往英殖民地新加坡，准备寻找一个可供东印度公司开设贸易站港口，船队登上廖内岛时所看到的情景。在莱佛尔斯的率领下，此后，东印度公司的港口很快在新加坡兴建起来并形成集镇，吸引大批英国商人开始在集镇定居，到1823年，城里的英国商行已达到12家。这些英国商行大多从事中国商品贸易，大量收购来自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转运回英国销售，获取巨额利润。受英殖民者影响，新加坡民众也开始喝茶成风。
早在新加坡开埠之前，来自福建的商人就已经侨居星洲，挑着担子各处推销贩售来自中国的神奇“树叶”。清末民初，福建茶商下南洋“讨生活”之风盛行，他们大多以家族或家庭模式从原乡收购茶叶，通过海路运到新加坡，加工包装后转销东南亚地区，因此新加坡是华茶在东南亚市场的重要中转站。为了解决茶商在海外势单力薄、茶叶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在新加坡经销茶叶的福建籍、广东籍茶商便商议抱团，以维持和增进同业共同利益及矫正营业弊害为宗旨，组建了新加坡茶商公会。
作为新加坡华人社团中历史较悠久者，也是东南亚地区最早成立的华人茶商组织，新加坡茶商公会至今已有91个年头，从成立之初的25家会员茶庄，次年又新增12名会员茶庄，至二战爆发前的44名会员茶庄，可见新加坡茶商公会一经成立，便成为团结海外华侨茶商的重要组织。公会在推动东南亚地区茶叶贸易、维护和促进地方地区经济发展、推广茶文化、兴办慈善、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茶道连通深山与南洋
英人统治新加坡前，岛上居民仅有马来人和华人，1819年英人占领新加坡、1824年开为自由港后，马来亚半岛的华侨与马来人纷纷移植，开垦农田，经营商业。新加坡初开港时，马来人多于华人，华人约占人口数的1/3；由于华人天性勤劳，英人认为欲迅速发展新加坡，非仰仗华人不可，于是广事招徕，华人增加迅速，人口反较马来人为多，占3/4，为东南亚华人人口占大多数的唯一地区。马来人业农，华人以经商为主，在新加坡有专供华商开店经营的中国街，有专供华侨居住的中国村。华侨中闽籍居多，根据1947年的统计，闽籍居第一，有289167人，占华侨总人口的39.6％。1957年新加坡母语调查结果显示，讲福建话（闽南语）的华侨占30％，较第二位的潮州话多出13％。
闽籍新加坡华侨华人中，祖籍安溪的为数不少。安溪人移居新加坡最早是因为“契约劳工”，英人占领后，由于开发的需要，吸引更多的安溪人移居该地，逐渐形成新加坡华侨社会的安溪社区。安溪社区拥有“安溪会馆”，是旅居新加坡安溪籍华侨华人的公益性组织，早于新加坡茶叶出入口商公会注册成立，会馆最初地址在新加坡福建马车街30号，是一栋三层楼房。
福建安溪是我国著名的乌龙茶之乡，产茶历史悠久，制茶技艺精湛，唐宋以来的千年演进中，茶叶品质越来越好，不但产量增加，而且培育出许多新品种。安溪是个山区县，少有平原可耕种，粮食一向短缺，茶是可外销的唯一赚钱资源，故民众很早就在茶的外销上谋取生路，近代以来，在福州、厦门、泉州、漳州、潮州、汕头等地开设茶行，进而由航运到台湾。一部分由汕头经香港出洋，远销南洋群岛。到1920年，仅新加坡一地就开张十几家的茶庄。继后不断推广，在马来亚、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缅甸等东南亚各国，创立了百余家茶叶专卖店。
安溪人在上述各地能获得顺利发展的主因，乃由于清末民初地方不宁，土匪遍地，一部分先民为求生存而远涉重洋谋生，因亲友早已分散在南洋各属落地生根，开基立业。后至者有亲朋可依靠，抵后则生活可以无虑。新加坡茶商公会开创之初，租借安溪会馆旧址二间屋室，允许会员介绍亲朋“借宿”，即合乎此种“传统”。同时，彼时南洋诸岛殖民地政府发现华茶足当热带饮料，鼓励各国商人向中国采办茶苗植茶。当时荷兰在印尼，英国在印度、锡兰、缅甸，法国在越北，所开发之茶园，所种植之茶种，所制茶之员工，可说全部取自安溪、武夷，数量上安溪人最多。加之安溪人族群意识强烈，吃苦耐劳，聪明能干，故而在南洋各岛茶界“一统天下”，由安溪人创立的茶庄茶行林立，传延数代经营的店铺商号比比皆是。
鸦片战争爆发后，清王朝被迫“五口通商”，开禁海运，得厦门、福州两大港口开放之便，福建茶叶外贸飞速发展。据海关资料记载，光绪四年（1878）福建茶叶出口达80多万担，占当时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福建人素有“下南洋”的传统，他们临行之前往往会随带家乡的神明和盛产的茶叶，神明用以作为移民他乡的精神支柱，饮茶则是世代生活养成的习惯，等待根子扎稳之后，慢慢地便开始通过返乡探亲和亲戚往来的渠道，从老家收购茶叶并转销东南亚地区。以安溪铁观音为代表的安溪乌龙茶，被视为“侨销茶”，主销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缅甸等地，被华侨们和当地人视为“奇货”深受欢迎。
清咸丰年间（1851－1862），安溪新康里罗岩乡（今虎邱乡罗岩村）林宏德创制“金泰茶”，由新加坡“荣泰号”总经销。光绪三十一年（1905），新康里上林东乡（今虎邱乡林东村）高铭壬、高铭胞兄弟在新加坡创办高铭发茶庄，为新加坡最早的安溪茶号。以后又有不少安溪人在新加坡开办茶行，其中较为知名的有颜惠芸的源崇美茶庄、白心正的白三春茶庄、高云平的高建发茶庄、林本道的林和泰茶庄、张瑞金的张馨美茶庄等。到1927年，安溪人在新加坡创办的茶庄茶行共有16家，成为新加坡茶业商界主力。北京大学人类学系教授王铭铭指出，清末民初，“从安溪到厦门，从厦门到南洋，安溪人通过父——子、叔——侄、兄——弟等亲属关系的分支，通过出洋赠礼、回乡探亲等媒介，将安溪深山绝域茶园与南洋广阔天地的茶道搭建起来。”
成立商团携手共进
1928年5月3日，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消息传到新加坡，狮城华侨一片哗然。经营茶叶的新加坡华商意识到，他们有必要组织成立一个机构，一方面可以在祖国有危难时迅速组织赈济款项，一方面可对其他同类经营形成的垄断进行有效反制。在林和泰、东兴栈、张馨美、源崇美等商号的发起和组织下，6月23日，“星洲茶商公会”在新加坡正式成立。刊登在9月25日《南洋商报》的《星洲茶商公会成立宣言》虽没有明确提及“济南惨案”之事，但从“近者外悔频仍，统一实由国货推销，万人一志，今不先不后，恰于次日，茶商公会成立，以鉴外侮之频仍，以庆统一之实现”等内容可知，公会的开创除了“交换智识、联络感情”，还倡导遵循商业正轨，推行“价目公平”，确实是在“外侮”这一背景下，希望通过国货推销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强大。
成立之初，星洲茶商公会有林和泰、高芳圃、张馨美、金龙泰、高铭发、高建发、林金泰、源崇美等25家会员茶庄，其中安溪籍16家。公会正总理林本道（林和泰茶庄），副总理翁朴诚（东兴栈茶庄），财政员张瑞金（张馨美茶庄），查账员魏清正（茂苑茶庄），庶务员颜受足（源崇美茶庄），议员12人（家）。当时安溪会馆已成立5年，由于公会主要发起人是安溪人，他们中有好几位身兼安溪会馆的职员，25家会员茶庄中有16家是安溪人，所以便租借安溪会馆二楼两间屋室作为办公地点，以减少经费开支。这两间屋子实行规范化管理，允许公会会员介绍刚到新加坡谋生，一时没有落脚点的亲朋好友“借宿”，住宿时间以３天为先限。
随着来新加坡从事茶叶贸易华侨的日益增多，1939年12月起，星洲茶商公会改名为“新加坡华侨茶商公会”，这名称使用至1948年5月底。1948年6月起，又改名称为“新加坡华侨茶叶出入口商公会”，沿用至1960年。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成立，90％的新加坡华侨取得居住国公民权，随着茶商华侨身份向公民身份的转变，但又顾忌茶叶从中国运输来新加坡可能造成的影响，1960年3月至1967年12月，“新加坡华侨茶叶出入口商公会”改名为“新加坡华人茶叶出入口商公会”。1967年12月27日公会常年会员大会表决决定，公会名称中“华侨”二字删去不用，并授权执监委员会办理，但不知何故，此议未能履行，一直至1979年。1979年2月14日，在公会召开的特别会员大会上，全体会员表决通过改会名为“新加坡茶叶出入口商公会”（简称“新加坡茶商公会”，4月20日新会名获得新加坡当局批准使用，以后每年4月20日为周年纪念日。5月5日出版的《南洋商报》对此作了报道，“新加坡茶叶出入口商公会”广为外界所知，并一直沿用至今。
20世纪20年代，新加坡茶商公会成立之前，公会许多会员已经建立起商号，有了自己的店面，茶叶经营从“担子”转向“铺子”，为公会的开创奠定了基础。尽管有了固定的店面可以经营茶叶，但各商号深知宣传茶叶的重要性，所以继续外出推销、开拓市场，而与之前所不同的是，许多会员已有能力购买汽车，他们在自家汽车的外壳上打出茶叶广告，走到哪宣传到哪，大大提升中国茶叶的知名度。1950年9月起，公会通过新加坡“丽的呼声”广播，分别用闽南话、潮州话和普通话三种语言，宣传中国茶文化，10月14日出版的《中兴日报》对此做了专题报道。为了在新加坡普及茶叶知识，公会还专门请人撰写相关文章刊登在报纸上，以推广中华茶文化。1951年请毕安撰写《喝茶的故事》、1952年请玉铭撰写《漫谈茶经》，先后刊登在报纸上，对中国人种茶、喝茶的历史、茶叶产区、茶叶传播、茶叶贸易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
新加坡茶叶主要依靠从中国、锡兰等地进口，然后在本地及周边地区加工、销售，因此，产茶地的产量、出口政策以及销售地区的政策等都直接影响到公会同行的利益。二战期间，福建输出海外的茶路中断。为维护市场稳定，茶商公会出面调控茶价，决定自1940年7月21日起，盒茶每盒不得低于1元以下；箱茶售价每箱不得低于8元以下；自8月1日起，盒茶每盒加价4角，四两包箱茶每箱加价2元，其他各茶亦酌情加价。此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1954年、70年代初，公会又根据福建产区茶叶的丰歉情况，采取实质性措施，及时对销区进行市场调控，努力规范茶价，防止恶性竞争，并将茶叶成本在《星洲日报》《中兴日报》《南洋商报》上公布，引导民众消费。同时成立市场调查组，对会员茶庄经营的茶叶质量进行监督，如发现会员有销售劣货行为，给予除名处分。
1952年，印尼为了维护本地商业利益，禁止外茶入口，对公会会员生意影响不小。经公会出面并请中华总商会交涉，印尼准将茶类照常许以入口。1958年，吉隆坡政府准备对进口茶叶提高税收，公会闻讯大力交涉，维护新马等地茶商的共同利益。
20世纪80年代，由于茶粉价格上涨，某些茶粉商通过茶粉掺色的办法牟利，新加坡茶商公会多次联合吉隆坡、槟城等茶商，多次组织商讨如何杜绝茶粉掺色。
1983年，《南洋商报》出版“生活丛书”，由林金泰茶庄林文治（林庆年侄儿）拦写的《中国茶与功夫品艺》书列入丛书刊行，该书第一次系统介绍中国（福建）工夫茶的起源、品种、产区、品饮式法、市场销售及品茗条件、方法，对华人饮茶日常习惯及其艺术的传播不遗余力。林文治祖籍安溪虎邱，虎邱是名茶黄金桂的发源地，对于家乡名茶，林文治更是倾注热爱之情，在书中美赞：“罗岩新秀味带奇，别具风格世上稀。百十年来第一美，同好高兴我痴嗜。”对海外华裔渐渐流行的喝咖啡洋茶及其他汽水饮料，林文治忧心忡忡，“这岂非民族文化艺术一大损失？”呼吁发扬光大“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一份饮艺遗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加坡茶商公会还经常举办与茶叶相关的展览，主办“茶与康雅生活”座谈会、“中华无我茶会”，举办各种茶艺讲座，交流生活味。2000年10月、2003年1月，参与组织“亚洲咖啡与茶市场展销会”，吸引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参展，对该地区茶叶市场开拓、茶文化推广做出重要贡献。公会还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新加坡安溪会馆、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茶叶公司、吉隆坡茶叶公会、槟城茶叶公会等社团组织，有密切的交往，参与地区公益慈善事业建设，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具有很高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