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謝文哲
「到這裡來的人中，最勤勞的是中國人。每年，當第一艘中國民船在海港出現時，住在新加坡的中國人便乘著小船飛快地迎上前去。他們把小船拴在民船上，讓它拖著走，一邊向民船上的人打聽來自中國的消息。中國民船到達海港內的停泊地時，就在船上搭起篷蓋，一艘艘看起來就像浮在水面上的房子一樣。中國商人就在船篷底下把他們的茶、絲綢、瓷器賣給市鎮里的商人。」
這是英國人哈·弗·皮爾遜在其所著《新加坡史》中寫下的文字，描述英籍官員萊佛爾斯爵士1819年被當局派往英殖民地新加坡，準備尋找一個可供東印度公司開設貿易站港口，船隊登上廖內島時所看到的情景。在萊佛爾斯的率領下，此後，東印度公司的港口很快在新加坡興建起來並形成集鎮，吸引大批英國商人開始在集鎮定居，到1823年，城裡的英國商行已達到12家。這些英國商行大多從事中國商品貿易，大量收購來自中國的茶葉、絲綢和瓷器，轉運回英國銷售，獲取巨額利潤。受英殖民者影響，新加坡民眾也開始喝茶成風。
早在新加坡開埠之前，來自福建的商人就已經僑居星洲，挑著擔子各處推銷販售來自中國的神奇「樹葉」。清末民初，福建茶商下南洋「討生活」之風盛行，他們大多以家族或家庭模式從原鄉收購茶葉，通過海路運到新加坡，加工包裝後轉銷東南亞地區，因此新加坡是華茶在東南亞市場的重要中轉站。為了解決茶商在海外勢單力薄、茶葉質量良莠不齊等問題，在新加坡經銷茶葉的福建籍、廣東籍茶商便商議抱團，以維持和增進同業共同利益及矯正營業弊害為宗旨，組建了新加坡茶商公會。
作為新加坡華人社團中歷史較悠久者，也是東南亞地區最早成立的華人茶商組織，新加坡茶商公會至今已有91個年頭，從成立之初的25家會員茶莊，次年又新增12名會員茶莊，至二戰爆發前的44名會員茶莊，可見新加坡茶商公會一經成立，便成為團結海外華僑茶商的重要組織。公會在推動東南亞地區茶葉貿易、維護和促進地方地區經濟發展、推廣茶文化、興辦慈善、弘揚中華民族精神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茶道連通深山與南洋
英人統治新加坡前，島上居民僅有馬來人和華人，1819年英人占領新加坡、1824年開為自由港後，馬來亞半島的華僑與馬來人紛紛移植，開墾農田，經營商業。新加坡初開港時，馬來人多於華人，華人約占人口數的1/3；由於華人天性勤勞，英人認為欲迅速發展新加坡，非仰仗華人不可，於是廣事招徠，華人增加迅速，人口反較馬來人為多，占3/4，為東南亞華人人口占大多數的唯一地區。馬來人業農，華人以經商為主，在新加坡有專供華商開店經營的中國街，有專供華僑居住的中國村。華僑中閩籍居多，根據1947年的統計，閩籍居第一，有289167人，占華僑總人口的39.6％。1957年新加坡母語調查結果顯示，講福建話（閩南語）的華僑占30％，較第二位的潮州話多出13％。
閩籍新加坡華僑華人中，祖籍安溪的為數不少。安溪人移居新加坡最早是因為「契約勞工」，英人占領後，由於開發的需要，吸引更多的安溪人移居該地，逐漸形成新加坡華僑社會的安溪社區。安溪社區擁有「安溪會館」，是旅居新加坡安溪籍華僑華人的公益性組織，早於新加坡茶葉出入口商公會註冊成立，會館最初地址在新加坡福建馬車街30號，是一棟三層樓房。
福建安溪是我國著名的烏龍茶之鄉，產茶歷史悠久，制茶技藝精湛，唐宋以來的千年演進中，茶葉品質越來越好，不但產量增加，而且培育出許多新品種。安溪是個山區縣，少有平原可耕種，糧食一向短缺，茶是可外銷的唯一賺錢資源，故民眾很早就在茶的外銷上謀取生路，近代以來，在福州、廈門、泉州、漳州、潮州、汕頭等地開設茶行，進而由航運到台灣。一部分由汕頭經香港出洋，遠銷南洋群島。到1920年，僅新加坡一地就開張十幾家的茶莊。繼後不斷推廣，在馬來亞、印尼、越南、泰國、菲律賓、緬甸等東南亞各國，創立了百餘家茶葉專賣店。
安溪人在上述各地能獲得順利發展的主因，乃由於清末民初地方不寧，土匪遍地，一部分先民為求生存而遠涉重洋謀生，因親友早已分散在南洋各屬落地生根，開基立業。後至者有親朋可依靠，抵後則生活可以無慮。新加坡茶商公會開創之初，租借安溪會館舊址二間屋室，允許會員介紹親朋「借宿」，即合乎此種「傳統」。同時，彼時南洋諸島殖民地政府發現華茶足當熱帶飲料，鼓勵各國商人向中國採辦茶苗植茶。當時荷蘭在印尼，英國在印度、錫蘭、緬甸，法國在越北，所開發之茶園，所種植之茶種，所制茶之員工，可說全部取自安溪、武夷，數量上安溪人最多。加之安溪人族群意識強烈，吃苦耐勞，聰明能幹，故而在南洋各島茶界「一統天下」，由安溪人創立的茶莊茶行林立，傳延數代經營的店鋪商號比比皆是。
鴉片戰爭爆發後，清王朝被迫「五口通商」，開禁海運，得廈門、福州兩大港口開放之便，福建茶葉外貿飛速發展。據海關資料記載，光緒四年（1878）福建茶葉出口達80多萬擔，占當時全國茶葉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福建人素有「下南洋」的傳統，他們臨行之前往往會隨帶家鄉的神明和盛產的茶葉，神明用以作為移民他鄉的精神支柱，飲茶則是世代生活養成的習慣，等待根子扎穩之後，慢慢地便開始通過返鄉探親和親戚往來的渠道，從老家收購茶葉並轉銷東南亞地區。以安溪鐵觀音為代表的安溪烏龍茶，被視為「僑銷茶」，主銷新加坡、菲律賓、泰國、緬甸等地，被華僑們和當地人視為「奇貨」深受歡迎。
清咸豐年間（1851－1862），安溪新康里羅岩鄉（今虎邱鄉羅岩村）林宏德創製「金泰茶」，由新加坡「榮泰號」總經銷。光緒三十一年（1905），新康里上林東鄉（今虎邱鄉林東村）高銘壬、高銘胞兄弟在新加坡創辦高銘發茶莊，為新加坡最早的安溪茶號。以後又有不少安溪人在新加坡開辦茶行，其中較為知名的有顏惠芸的源崇美茶莊、白心正的白三春茶莊、高雲平的高建發茶莊、林本道的林和泰茶莊、張瑞金的張馨美茶莊等。到1927年，安溪人在新加坡創辦的茶莊茶行共有16家，成為新加坡茶業商界主力。北京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王銘銘指出，清末民初，「從安溪到廈門，從廈門到南洋，安溪人通過父——子、叔——侄、兄——弟等親屬關係的分支，通過出洋贈禮、回鄉探親等媒介，將安溪深山絕域茶園與南洋廣闊天地的茶道搭建起來。」
成立商團攜手共進
1928年5月3日，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消息傳到新加坡，獅城華僑一片譁然。經營茶葉的新加坡華商意識到，他們有必要組織成立一個機構，一方面可以在祖國有危難時迅速組織賑濟款項，一方面可對其他同類經營形成的壟斷進行有效反制。在林和泰、東興棧、張馨美、源崇美等商號的發起和組織下，6月23日，「星洲茶商公會」在新加坡正式成立。刊登在9月25日《南洋商報》的《星洲茶商公會成立宣言》雖沒有明確提及「濟南慘案」之事，但從「近者外悔頻仍，統一實由國貨推銷，萬人一志，今不先不後，恰於次日，茶商公會成立，以鑒外侮之頻仍，以慶統一之實現」等內容可知，公會的開創除了「交換智識、聯絡感情」，還倡導遵循商業正軌，推行「價目公平」，確實是在「外侮」這一背景下，希望通過國貨推銷來實現國家的統一和強大。
成立之初，星洲茶商公會有林和泰、高芳圃、張馨美、金龍泰、高銘發、高建發、林金泰、源崇美等25家會員茶莊，其中安溪籍16家。公會正總理林本道（林和泰茶莊），副總理翁朴誠（東興棧茶莊），財政員張瑞金（張馨美茶莊），查帳員魏清正（茂苑茶莊），庶務員顏受足（源崇美茶莊），議員12人（家）。當時安溪會館已成立5年，由於公會主要發起人是安溪人，他們中有好幾位身兼安溪會館的職員，25家會員茶莊中有16家是安溪人，所以便租借安溪會館二樓兩間屋室作為辦公地點，以減少經費開支。這兩間屋子實行規範化管理，允許公會會員介紹剛到新加坡謀生，一時沒有落腳點的親朋好友「借宿」，住宿時間以３天為先限。
隨著來新加坡從事茶葉貿易華僑的日益增多，1939年12月起，星洲茶商公會改名為「新加坡華僑茶商公會」，這名稱使用至1948年5月底。1948年6月起，又改名稱為「新加坡華僑茶葉出入口商公會」，沿用至1960年。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成立，90％的新加坡華僑取得居住國公民權，隨著茶商華僑身份向公民身份的轉變，但又顧忌茶葉從中國運輸來新加坡可能造成的影響，1960年3月至1967年12月，「新加坡華僑茶葉出入口商公會」改名為「新加坡華人茶葉出入口商公會」。1967年12月27日公會常年會員大會表決決定，公會名稱中「華僑」二字刪去不用，並授權執監委員會辦理，但不知何故，此議未能履行，一直至1979年。1979年2月14日，在公會召開的特別會員大會上，全體會員表決通過改會名為「新加坡茶葉出入口商公會」（簡稱「新加坡茶商公會」，4月20日新會名獲得新加坡當局批准使用，以後每年4月20日為周年紀念日。5月5日出版的《南洋商報》對此作了報道，「新加坡茶葉出入口商公會」廣為外界所知，並一直沿用至今。
20世紀20年代，新加坡茶商公會成立之前，公會許多會員已經建立起商號，有了自己的店面，茶葉經營從「擔子」轉向「鋪子」，為公會的開創奠定了基礎。儘管有了固定的店面可以經營茶葉，但各商號深知宣傳茶葉的重要性，所以繼續外出推銷、開拓市場，而與之前所不同的是，許多會員已有能力購買汽車，他們在自家汽車的外殼上打出茶葉廣告，走到哪宣傳到哪，大大提升中國茶葉的知名度。1950年9月起，公會通過新加坡「麗的呼聲」廣播，分別用閩南話、潮州話和普通話三種語言，宣傳中國茶文化，10月14日出版的《中興日報》對此做了專題報道。為了在新加坡普及茶葉知識，公會還專門請人撰寫相關文章刊登在報紙上，以推廣中華茶文化。1951年請畢安撰寫《喝茶的故事》、1952年請玉銘撰寫《漫談茶經》，先後刊登在報紙上，對中國人種茶、喝茶的歷史、茶葉產區、茶葉傳播、茶葉貿易等進行了較為詳細的梳理.
新加坡茶葉主要依靠從中國、錫蘭等地進口，然後在本地及周邊地區加工、銷售，因此，產茶地的產量、出口政策以及銷售地區的政策等都直接影響到公會同行的利益。二戰期間，福建輸出海外的茶路中斷。為維護市場穩定，茶商公會出面調控茶價，決定自1940年7月21日起，盒茶每盒不得低於1元以下；箱茶售價每箱不得低於8元以下；自8月1日起，盒茶每盒加價4角，四兩包箱茶每箱加價2元，其他各茶亦酌情加價。此後，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1954年、70年代初，公會又根據福建產區茶葉的豐歉情況，採取實質性措施，及時對銷區進行市場調控，努力規範茶價，防止惡性競爭，並將茶葉成本在《星洲日報》《中興日報》《南洋商報》上公布，引導民眾消費。同時成立市場調查組，對會員茶莊經營的茶葉質量進行監督，如發現會員有銷售劣貨行為，給予除名處分。
1952年，印尼為了維護本地商業利益，禁止外茶入口，對公會會員生意影響不小。經公會出面並請中華總商會交涉，印尼准將茶類照常許以入口。1958年，吉隆坡政府準備對進口茶葉提高稅收，公會聞訊大力交涉，維護新馬等地茶商的共同利益。
20世紀80年代，由於茶粉價格上漲，某些茶粉商通過茶粉摻色的辦法牟利，新加坡茶商公會多次聯合吉隆坡、檳城等茶商，多次組織商討如何杜絕茶粉摻色。
1983年，《南洋商報》出版「生活叢書」，由林金泰茶莊林文治（林慶年侄兒）攔寫的《中國茶與功夫品藝》書列入叢書刊行，該書第一次系統介紹中國（福建）工夫茶的起源、品種、產區、品飲式法、市場銷售及品茗條件、方法，對華人飲茶日常習慣及其藝術的傳播不遺餘力。林文治祖籍安溪虎邱，虎邱是名茶黃金桂的發源地，對於家鄉名茶，林文治更是傾注熱愛之情，在書中美贊：「羅岩新秀味帶奇，別具風格世上稀。百十年來第一美，同好高興我痴嗜。」對海外華裔漸漸流行的喝咖啡洋茶及其他汽水飲料，林文治憂心忡忡，「這豈非民族文化藝術一大損失？」呼籲發揚光大「老祖宗留給我們的這一份飲藝遺產。」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新加坡茶商公會還經常舉辦與茶葉相關的展覽，主辦「茶與康雅生活」座談會、「中華無我茶會」，舉辦各種茶藝講座，交流生活味。2000年10月、2003年1月，參與組織「亞洲咖啡與茶市場展銷會」，吸引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越南、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參展，對該地區茶葉市場開拓、茶文化推廣做出重要貢獻。公會還與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新加坡安溪會館、新加坡南洋大學、中國茶葉公司、吉隆坡茶葉公會、檳城茶葉公會等社團組織，有密切的交往，參與地區公益慈善事業建設，在新加坡華人社會中具有很高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