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但是您会同意李光耀所说，惹耶勒南并不是预期中理想的反对党议员吗？
答：的确如此。我从旁观察他，发现他对流氓恶棍特别有号召力。他总爱谈刑法那些课题，多少是向他的支持者暗示自己在为他们说话。刑法和各类警方案例，他都会触及；有关警察滥用权力的申诉，他也会处理。因为他就是想建立起那样的群众基础。你可以去查阅他在国会上提出的质询，大多都是代表社会低下层，为那些心怀不满的一群发声。我认为他是相当危险的一号人物。群众大会时也同样看得出来，出席者很多都是流氓恶棍小混混。
你以为选举就那么简单？如今，在选举结果公布现场，警方执勤人员会把两个敌对阵营分隔开来。过去，如安顺补选那一次，两边人马都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其他选举也一样，我们扛着大旗，反对党支持者也扛着大旗。我们的旗杆底部是扁平的，对方阵营的旗杆底部却是尖的。他们把削尖的那一头插进土里。但是一旦拔了出来，随时可以用来做武器！我们就是这样学上来的。你们以为选举都是平静的？是我们促使选举变得如此平静！确保警方告诫他们不准带尖锐的东西或尖头旗杆进场。政治并不是大家想像的那么简单的。今天之所以风平浪静，其实是我们善加管控的结果。过去，选举场面是非常粗暴的。反对党阵营有好多流氓恶霸。我们这边的则多是斯文人。李光耀对我说，去找几个空手道高手，安排他们站在最前排，有必要的话让他们再强硬一点。那么对手才懂得害怕。按规矩走？这就是规矩。你耍狠？我比你更狠！
问：安顺事件对您个人而言又有哪些影响？
答：李光耀说过，选举失利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拉惹勒南也是这么说的。政治上而言，我们不可能在每一场选举中都囊括所有议席。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不符合人性。败选迟早是要发生的。只是这个失败来得比我们预想的快得多。政坛元老说：“那也无妨。”也正好让我们这些年轻一代有个机会学习如何处理失败，又该如何打选战。所以前辈们把这一次败选当作我们的政治课。
对我的影响就是，让我明白了现实政治是怎么一回事。这并不只是攸关组织能力、统筹能力。我身为组织秘书，到了安顺补选的那个时候对辅选早已驾轻就熟了。可是安顺区教会了我，政治这门学问远超组织层面，你必须胜出。但是，要怎么才能在合乎规矩的情况下胜出？你必须能体察民情。你必须有能力建立支持基础，你必须能说服人民。可是在这之前，先得确定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一旦发现有任何真实存在的不满情绪，那就努力找出原因，妥善处理和缓解，再举行选举。如果觉得气氛不对，那就千万别马上举行补选。
安顺区败选后的几天，行动党内杂音不断，大家都在揣测吴作栋的政治生涯将到此为止。李光耀并不是一个对失败者很有耐心的人，这个政党13年来第一次竞选尝败绩，幕后总舵手肯定要为此付出代价。“很多议员都以为我就这样完了。”吴作栋耸了耸肩说道。“在国会与我擦身而过时，都是瞥了我一眼就走。我看得出来的，我又不是个毫不敏感的人。一些人会走过来跟我说两句表示同情，说一切都会没事的。其他人则以为我完蛋了。这是因为我们从未输过，这是第一次吃败仗。而李先生，你知道的，他从来不会轻易容忍失败。”
李光耀确实不会轻易接受失败，尤其是以这种方式败选。他在《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一书中这么写道：“我感到不安，倒不是因为行动党落选，而是从吴作栋那儿我从未得到过我们可能会吃败仗的信号。我为他的政治敏感度而担忧。新闻秘书傅超贤告诉我，行动党领袖在竞选期间表现得过于自信，引起一般民众的反感。”[11]但无论是他或者党内其他元老都没有怪罪于吴作栋。
因为，在败选的那个夜晚，李光耀看出了吴作栋拥有的某些特质：他始终保持冷静，一肩扛下所有责任。当时也在颜永成中学计票现场的傅超贤事后向李光耀汇报：吴作栋始终镇静沉着，不亢不卑。“那个时候我才更了解李先生。”吴作栋这么说。“他并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怪罪于人。他更感兴趣的是，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想看看我的反应，他是在考验我。我们输了，这是事实。但失败背后的负责人，他能继续充当团队的领导吗？我想这才是他真正感兴趣的。”而吊诡的是，吴作栋虽然输掉了安顺补选考验，却顺利通过了政治领导能力的考核。而李光耀则早已为他备妥了一系列更大的挑战等着他去迎接。
[1]蒂凡那（Devan Nair）是新加坡第三任总统，也是首位印族总统。工运领袖出身，1954年参与创立人民行动党，1961年协助成立全国职工总会（简称“职总”），1979年出任职总会长。同年当选安顺区议员。1981年辞去国会议员出任总统。1985年，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总统职务。2005年于加拿大病逝。 [2] “Bus fare hikes ‘willhit pass holders hardest’” [巴士车资上涨，“月票持有者首当其冲”], The Straits Times,October 27, 1981, p. 1. [3] Cheong Yip Seng, OBMarkers: My Straits Times Story [言论界限——我的《海峡时报》故事] (Singapore:Straits Times Press, 2015),pp. 177-178. [4]莱佛士书院的男生校服正是白衣白裤。 [5]后港是新加坡东北部选区，自 1991 年大选中由工人党夺下，蝉联执政至今。 [6]阿裕尼是新加坡东北部的一个霸型选区，人民行动党在 2011 年大选失掉这个霸型选区，由工人党夺下。 [7]集选区制度（Group RepresentativeConstituencies，英文简称“GRC”）指的是毗邻的几个选区联合组成一个集选区，由几位议员组成团队参选，当中至少一位须为少数种族（马来族／印度族／欧亚裔等）候选人；集选区内的选民再一人一票选出团队。按官方说法，这是为了确保少数种族在国会中有一定比例和代表权。新加坡自1988年大选开始实行集选区制度，划出13个三人集选区，在国会81个议席中占了39席。二十年来集选区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全国大选共划出16个集选区，当中包括两个六人集选区，占了国会89个议席中的76席。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惯例是在每届大选中派部长级候选人到各个集选区充当领军人，以提高甚至“保障”胜算。惟2011年大选，由工人党党魁刘程强和主席林瑞莲率领的四人团队在阿裕尼集选区胜出，使行动党折损三位部长。工人党团队继而在2015年大选成功连任。 [8]吴作栋所暗示的，是前行动党资深议员也是吴作栋少时好友陈清木投入2011年总统选举，挑战行动党推出的候选人陈庆炎，陈清木最后以0.35%的微差得票率落败。 [9]那是1986年财政预算案辩论，惹耶勒南就削减部长薪资课题在国会中向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发出挑战。李光耀形容惹耶勒南的指责出自“the distorted workingsof a sick mind”（一个变态者扭曲的思维）。而后当惹耶勒南三番四次打断李光耀发言，李光耀进而称他为“the heckles of a streethustler”。（街头骗子在起哄诘问。“hustler”一字也有“皮条客”、“男妓”的含义。） [10]詹时中是继惹耶勒南之后第二位挤进新加坡国会的在野党议员，于1984年在波东巴西区当选，连任六届至2011年为止，是1980年代末至2000年代中期新加坡国会在野党领袖。
[11]李光耀着，《联合早报》编务团翻译，《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第146页。
本文摘自白胜晖著作、林琬绯翻译的《高难任务·吴作栋传》，由八方文化创作室授权新加坡眼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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