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希望能在更早的时代抚养我的孩子。这并不是厚古薄今——那个时代也许不像现在这么复杂，虽然社会性别更加固化，贫困程度也更加严重。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我们想要提高当代社会的生育率，是否可以借鉴一些过去的理念，将其与现代智慧相结合？
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生育率都在下降。2023年新加坡的居民总和生育率 (total fertility rate, TFR) 首次跌破1，降至0.97，而每名妇女需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现在的人口数量。
在政策研究所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IPS) 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当我们询问受访者为什么不想生孩子时，不出所料，生孩子为他们带来的经济和心理压力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过去十年中，新加坡政府制定了许多政策来降低育儿成本。而在新的政府预算案中，公立学前教育机构引入了额外的收费上限，并计划在2026年进一步降低收费，以接近小学和课后托管的总费用。
尽管如此，家长们仍认为政府做的还不够。目前，新加坡政府仍然没有为父母双方提供平等的育儿假。孩子生命中的前18个月至关重要，然而许多家庭都是双职工，父母能陪伴孩子的时间少之又少。此外，政府也没能为公民提供免费的教育和医疗。
然而，尽管北欧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上述所有问题，并享有育儿天堂这一美誉，在过去十年中，其总和生育率仍在下降：丹麦下降了7%，芬兰下降了 25%。因此，可能会有人对相关措施提出质疑。
更现实的做法是承认维持出生率的增长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我们无法知道，如果没有政策干预，生育率会不会下降得更厉害。然而，仅仅减轻生育带来的经济负担是不够的。我们不仅必须为更多的家庭提供经济上的便利，还应提供心理上的支持。
培养乐于生养孩子的心理
据预计，到2050年，由于移民政策，美国和澳大利亚将比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更年轻。然而，同样的政策不一定适合新加坡，我们仍需对移民在新加坡人口结构中的作用进行更彻底的讨论。除此之外，政府似乎还有意为生养孩子提供财政支持。
我们需要通过长期政策来扭转公民的观念，使其乐于生养更多的孩子。问题在于，怎样才能让人们相信，生育孩子是一项有意义的、能创造财富的事情，其价值并不亚于经济生产？
什么样的态度有利于多生孩子？我们怎样才能培养乐于生养孩子的心理？在公民观念没有发生转变的情况下，育儿假政策和经济激励措施的力度再大，也很可能不会有什么效果。
一定要“卷来卷去”吗？
过去，人们通过生儿育女来增加抗风险能力；现在，他们保持无子女状态也是为了达到相同目的。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曾与许多年轻的新加坡人谈论过这个话题。无论有没有孩子，他们都普遍认为，在新加坡养孩子实在令人焦虑。这种心理从根本上就不利于养育子女。人在年轻的时候生育力较强，但在这个年龄段，养育子女又会带来较大的风险。
撇开那些为了让孩子进入名校而有计划地购买房产和陪伴孩子的家长不谈，我曾听说，一些家长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只为确保孩子能进入“足够好的学校”。为了让孩子进入理想的小学，这些父母会去找有关系的朋友，以确保孩子能进入学前班，提前五年“开卷”幼儿教育。所有人身边至少都有一对这种父母。他们竭尽全力地为自己的孩子选择理想的小学，而不是离家不远的学校。这些故事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作为父母的态度。
摆脱零和思维
那么，我们该如何摆脱这种“如果我不能为孩子争取到足够的机会，他们就会失去前途”的零和思维呢？
即使生活舒适、经济优渥，只要还秉持着这种思维，家长们就永远不会感到满足。那些让孩子在公立学前机构上学的家长会担心，他们应该像那些花费更多的家长一样——也许每月要花1800新元，把孩子送进私立机构。与此同时，已经花了这么多钱的家长又会反过来担心，他们应该把孩子送到每月需花费3000新元的精英幼儿园。
同样的循环也会发生在孩子进入小学这一阶段。要想避免这种“军备竞赛”，家长们必须彻底放弃零和思维。对于其他人，也就是大多数家长来说，重点是使他们相信“每所学校都是好学校”。但是，也许让家长们相信条条大路通罗马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移民往往喜欢在不同寻常的地方寻找机会。然而，这似乎加剧了社会分层和阶级固化。也许当人们亲眼见证有别于传统的成功不再是凤毛麟角时，才会相信时代已经改变。若我们能学会寻找更广阔的机遇，是否就能减少为人父母的焦虑？
渴望平等的家庭关系
在同一项 IPS 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与男性同龄人相比，21至34岁的女性并不渴望婚姻，也不太期待孩子。许多女性参与者提到，这是因为父权制依然占据着家庭劳动的主导地位。
在教育和就业方面，性别平等取得了巨大进步，新时代女性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核心贡献。与此相应的是，她们希望在家庭里也能建立更现代、更平等的男女关系。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女性就会越来越倾向于放弃生孩子，寻找其他人生意义。
为了创造抚养子女的基本条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现代集体心理特征。我们应当准确地理解父母在社会中的默认责任，从而帮助双方更公平地分担这种负担。
更广泛的支持
长期来看，仅仅让人们相信可以获得经济支持并不能提高生育率。然而，经济支持仍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缺乏经济支持，总和生育率可能会下降得更快，更不必说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心态了。
从表面上看，减轻教育和医疗负担可以减少生孩子一事给人们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样，男女同放育儿假，鼓励男性更多地参与育儿，也能解决导致女性和男性的思维截然不同的顾虑，而这些顾虑正是导致两性在结婚和养育子女上出现不同声音的根源。
但是，如果人们总是感到负担太重，不得不因为不确定性而放弃养育子女，那么为人父母就会继续让人感到是一种牺牲，需要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为了鼓励养育子女，公共政策必须在经济和集体心理问题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当下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养育子女可能是人类最被低估的、极具创造力的一项努力。如果生育率持续下跌，恐怕只有剧烈的社会变革才能改变这一趋势，而其中一些变革甚至会让我们中最迟钝的公民都感到不快。
文章来源：IPS-Commons，2024年3月1日，星期五
作者：Kalpana Vignehsa
本文首次发表于 C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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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来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官方机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