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早报
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扣除女佣、孩子以及供车的费用。一个月也可以在6500新币左右维持一个比较宽裕的生活。
而这意味着，根据上述“中产阶级”底线为7900新币月收入的底线，这些刚刚达到中产及格边缘的人每个月仅能存下1500新币左右。
这的确无法让他们快速积累资产以应对未来的灵活投资或可能造成的风险。
——这，便是夹心阶层的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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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会意识到，在新加坡你可以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然后每个月积累1500新币左右的积蓄，产生一种未来可期的感觉。
可当收入上涨了，你觉得自己可以吃顿好的，或者可以选择一个离公司近一点的房子，大一点的房子的时候，会突然发现：
“为了满足这种生活的提高，你每个月仍然只能存下1500-2000新币左右的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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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月只赚4000新币的时候能存下1500新币，是一种幸福。
在每个月赚了8000新币的时候，还只能存下1500新币，是一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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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并不意味着足够的积蓄！买房会花光积蓄和公积金，为了首付，我得卖掉我的投资。有了孩子，我的支出就更加捉襟见肘”
“因为现金短缺，我感觉非常没有安全感！被裁员肯定会导致还不起房贷，经济压力真的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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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说这来自人的贪念和欲望的不满足，但这种现象在新加坡的确尤为明显——因为国家对于“低收入人群”和“中高收入人群”，态度天壤之别！
或是通过政策进行倾斜，比如BTO；比如财政补贴政策；或是通过人的欲望进行区分，比如车牌、比如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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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层阶级的恐惧
夹层阶级最怕的几件事：
1、通货膨胀
在新加坡通货膨胀率最高的2020年左右，实际上对于中层家庭和对于底层家庭，经历的上涨幅度并不一样！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位于中层60%的家庭经历的通货膨胀达到了同步增长4.9%，而与此同时，底层的20%家庭的通胀同比增长率，为4.2%。
图源：早报
虽然2025年的财政案宣布之后，让不少中产家庭松了一口。
至少在未来可能面临的通胀压力之下，中层收入者还是被国家关注到，而不是边缘化的群体，但长久国策会如何，谁都不敢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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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来自富人阶级的压力
富人阶级对房、车的需求大大压缩了中产，特别是刚进入中产的夹心阶层的消费。
从刚刚公布的房产价格数据来看，私宅季度环比价格上涨0.8%，高于此前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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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汽车拥车证依然高居不下，中小型汽车组破9万7000新币，攀升到了去年11月第二轮以来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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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唯一值得高兴的就是，新币上涨势头相当稳健强劲。
对于每年1-2次的海外出行改善计划，相当有利……国内花不起，国外还不随便潇洒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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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失业
这应该是最让中产恐惧的事了，如果不陷入高消费的陷阱尚可，一旦陷入房子、车子、孩子三“子”债务，那么失业将是无法承受的风险。
虽然根据人力部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裁员人数达1万3020人，低于前年的1万4590人。
但分配到各个季度来看却并不算乐观，因为在2024年第四季度，有3680名员工被辞退，高于前一个季度的3050人。
图源：早报
而且这部分的增幅来自金融和保险业，属于平均收入相对较高的行业，同时这些行业也受AI人力、算法、服务的替代影响比较大，更容易在裁员潮中被波及到。
同时六个月内重返职场的裁退雇员比例也略微下跌，从去年第三季度的60.4%下降到了第四季度的58.1%。
这意味着辞退后重新找工作的难度也进一步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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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文首网友们的吐槽和讨论中就能看到，除了上述的这些实际性的中产危机，更让中层收入者担忧的，还是：
4、国家对于不同阶层补助过度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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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性住房的利润应该有严格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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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差距有点太大了，我不太喜欢！我理解为什么要有补贴，但我不明白这个补贴的力度！”
关于一个国家对各个阶层不同的政策，网络上最常讨论的便是Equality还是Equity，平等还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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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一直在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平衡贫富差距，因此当然更偏向右图的做法，尽量让国民们都能享受到差异不大的生活条件。
但很显然这两年转售组屋的价格让右图变得不那么“平等”，一个人可以通过BTO后的转售，瞬间追上其他收入人群多年积累的资产价值。
这很容易让这部分被追赶上的收入人群产生一种：奋斗无用投机万岁的消极心态。
但很显然，从2023年开始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早在2023年9月的经济学会议上，黄循财就表示：
他不认为所有的社会再分配应该由政府财政体系来完成，否则，不仅是富人，中产阶级也会承担很高税收，“这永远比不上社区支持所能给予的爱心和个人关怀。”
同样的，在2024年8月18日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上，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便已经发出了“中产不能跌落”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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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看到，在2025年新推出的失业援助中，为失业工人提供的救助金高达6000新币，显然也是考虑到了一部分夹心阶层的风险。而2025年的财政预算案中，也让夹心阶层们感觉的确被国家所注意到。
危机四伏、政府在介入，在这个飘扬动荡的时代里，每个人都需要习惯这种不确定带来的挑战和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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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物质极大丰富的一代，我们也是难以获得内心平静的一代，难怪有人说新加坡是一个适合“低物欲”者生活的国家。
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高通胀、失业潮、收入花销和储蓄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