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一個人月入近6000新幣、在亞洲最富有的城市生活、享受著全球公認的高效政府和優質基礎設施，那他大機率應該過得挺滋潤的吧？但最新的數據告訴我們的恰恰是另一個故事。
根據新加坡人力部的數據，2025年全職居民的月收入中位數已達到約5775新幣，其中金融服務業的中位數更超過9000新幣。按這個數字來看，新加坡打工人在亞洲屬於名副其實的「高薪群體」。
然而，Jobstreet by SEEK在2026年2月發布的《職場快樂指數》調查卻給了這個光鮮外表一記重錘——只有56%的新加坡員工覺得自己在工作中是幸福的，在亞太八個經濟體中排名倒數第二，僅高於中國香港。
作為比較，印尼的這個數字高達82%，菲律賓77%，連馬來西亞都有70%。
來源：Jobstreet
更扎心的是：收入和你是否快樂，這兩件事的關係可能沒你想的那麼大。 這個結論看起來反直覺，但數據的走向非常清晰。讓我們一步步拆開這件事，看看新加坡的高薪群體到底陷入了怎樣一個「有錢但累」的職場困局。
新加坡人有錢但失去了快樂
一大波人早已不堪重負
先來說一個反常識的數據。Jobstreet的調查發現，81%的新加坡員工認為「在工作場所獲得幸福感」是完全可以實現的。換言之，大多數人並不悲觀地認為工作只能「苟著」，他們願意相信工作和快樂可以兼得。
然而落到現實里，這個「相信」和「實現」之間，橫著一條巨大的鴻溝——近一半的人感到疲憊或職業倦怠，只有56%的人真正體驗到工作中的幸福感。
有一位在社交媒體上裸辭的前獵頭顧問，說出了一個讓無數人共鳴的心聲：「每天早上起來都不想去上班，想拿病假，或者希望老闆不在辦公室。」她還說，總覺得自己在用時間和精力，「幫公司完成公司的夢想」。這種「為他人做嫁衣」的感覺，恐怕是很多新加坡打工人的日常寫照。
什麼是「幸福鴻溝」的根源？調查發現，員工認為與實際落差最大的領域，排前三的分別是工作壓力、工作意義和職業發展。聽聽，都和錢沒有直接關係。
而打工人最在意的是什麼呢？工作的意義、職業發展的機遇以及每日工作的角色和責任。
圖源：Jobstreet
但是，錢能不能解決問題？Jobstreet的調查中，64%的員工說「更高的薪水」能提升幸福感。這個答案很誠實，畢竟沒有人嫌錢多。
但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另一組數據：即便月入超過1萬新幣的高收入群體里，仍有約一半的人感到職業倦怠。而月入高於6000新幣的員工中，職業倦怠的比例相比於低薪群體不僅沒有下降，某些維度甚至更高。
你可能在朋友圈裡見過這樣的同事：薪水可觀、穿著光鮮、出入金融機構或跨國企業，但私下喝一杯的時候全是吐槽：老闆畫大餅、每天加班到深夜、身兼數職卻覺得工作毫無意義。這種感覺並非孤例。調查顯示，只有一半的員工能從工作中感到意義的滿足感，而對於職業發展感到積極的員工，只有區區37%。
薪酬吸引人，但意義才留得住人。 這句話在數據里得到了反覆驗證。
新加坡人不快樂的根源：
「怕輸Kiasu」文化
除了結構性的工作問題，文化層面的因素也值得深挖。
有一個閩南語詞彙在新加坡幾乎無人不知——「Kiasu」，怕輸。引申到現實，就容易出現這麼一種情況——賺越多，比越多，累越多。
調查發現，大約70%的新加坡人承認自己有點「怕輸」心態，這也被評為新加坡人五大負面特質之一。怕輸帶來的直接後果，是不敢冒險，是容易超出正常工作負荷去「補安全墊」，是總把自己和身邊更優秀的人進行比較。
新加坡Kiasu文化的梗圖，圖源：SGAG
新加坡人「怕輸」文化從小就有體現。
曾經，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2018年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在調查問卷中新添了幾道問題，以衡量學生的心理素質和學習思維。
而新加坡學生對失敗的恐懼程度，遠高於經合組織平均，超過七成的新加坡學生在面對失敗時，不僅擔心他人的眼光、懷疑自己的才能，甚至會質疑自己對未來的規劃。
你會不會也這樣？考試想多考一分，業績想多做一單，車房想更好一點，看著別人年底拿了大額花紅自己也咬咬牙加班。這一切在一個以「精英主義」為核心價值的社會裡，幾乎是潛移默化的教育，從小學補課、補習班到職場的競爭焦慮，並沒有隨著收入的增長而消失。
有數據稱，新加坡小學生的課外補習參與率高達89%，子女教育的月支出占家庭收入的34%。這就是典型的新加坡式焦慮：你以為你贏了，抬頭一看前面還有人——於是你只能繼續趕路，哪怕已經很累。
這也是為什麼，近些年新加坡政府一直修改政策，給孩子們減負。從2023年起，新加坡的中小學將取消所有年級的期中考試，讓學生有更多時間享受學習，減少對考試的重視。
2024年，又官宣將取消」天才班「考試以及對中學分流制度做出調整，一切的一切都在傳達一個態度：雖然成績很重要，但是大家不應該在意一場考試的得失。捲來捲去每個月都要糾結那一兩分，不僅是孩子壓力不小，家長的壓力（不管是心理還是金錢上的）也太大了！
文化只是內部原因
AI時代讓人不敢太放鬆
當然，如果將所有鍋都扣在整個社會大環境下也並不準確。
另一個實際存在的、籠罩在新加坡職場人頭上的陰雲，是AI對職業安全感的衝擊。數據顯示，58%的員工擔心自己在未來兩年內會被AI取代。這種焦慮在年輕人和IT從業者當中尤其強烈。就業市場的快速數字化，讓很多人不僅面臨著「累」，更面臨著「累下去可能還沒出路」的心酸。
與此同時，高昂的生活成本並沒有因為收入的提升而變得輕鬆。2026年，新加坡被評為亞洲生活成本最高的國家，對於一個四口之家，月支出約5425新幣，這還不算房租。
新加坡住房價格在經歷疫情期間的上漲後，即便是租房價格也遠高於疫情前水平——組屋三房的月租金都要2800到4800新幣不等。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殘酷的現實：高薪階層雖然在薪水統計表中看起來「贏了」，但他們絕大多數盈餘空間被高漲的生活成本壓縮。想買房，要面對高房價；想養車，COE高到以十二萬新幣為單位；想不加班，可能職位都沒了。就連月薪4萬新幣的人，也會在社交媒體上吐槽「依然吃緊」。這種「收入的虛高」在新加坡的語境里，是真實存在的。
與此相伴的，是一波職業倦怠的大潮。ManpowerGroup的《2026年全球人才晴雨表》顯示，新加坡有72%的員工表示最近經歷過職業倦怠，53%的人每天都承受顯著的工作壓力。蓋洛普的數據也揭示了一個更令人擔憂的事實——61%的新加坡員工處於倦怠狀態，而蓋洛普的《2025年全球職場狀況報告》還將新加坡列為東南亞員工敬業度第二低的國家。
這意味著什麼？大家一邊精疲力盡，一邊還在「擁抱工作」——既不敢跳槽，又不想好好乾。數據顯示，73%的員工正在積極尋找新機會，但另外一邊，近四成的人擔心未來六個月會失業。這種矛盾心理其實好理解：正是因為不安，所以才拚命想抓住手裡那一點點安全感。
當倦怠、恐慌和崩潰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時，你就能理解為什麼一大批新加坡打工人開始發出「反內卷」的信號。調查顯示，71.8%的員工正以某種形式在瀏覽招聘信息，他們並不是馬上就要找工作，而是在默默評估市場上的職業機會。
對新員工來說，除了薪水之外，如今「靈活的工作安排、工作量的可持續性、福祉和職業安全感」已經成為考量一個僱主是否會留任的關鍵條件。
對許多企業主而言，這個信號無疑是一記警鐘：如果企業的成長不能建立在員工的可持續幸福感上，那麼離職率會無可避免地升高。新加坡的快節奏工作文化本身就導致了長期的職場不幸福感，員工在被迫持續高產出中慢慢感到不堪重負。
回到標題的問題：為什麼新加坡人收入高卻不快樂？數據清晰地告訴我們，問題不在薪酬本身，而在於目前以「高薪+高壓+高社會期望」為核心的職場模式，容不下工作意義、職業成長與精神喘息的訴求。
這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也不只是某個公司的問題，而是一場結構性困境：怕輸文化讓人們不敢選擇更慢但有意義的方向，精英教育培養了競爭思維卻在無形中削弱了幸福感，AI焦慮與經濟轉型的不確定性給所有人的職業安全感再添一層陰影。
而那些幸福感名列前茅的國家，比如印尼、菲律賓或芬蘭——它們未必賺得比新加坡多，但職場友善度、社會支持網絡和生活自由度，都比新加坡要明顯更優。這似乎在揭示一個被很多人忽略的道理：很多時候，快樂不是來自你賺了多少，而是來自你有沒有感覺到「這是我想做的」，以及「他們認可我所做的」。
對新加坡的打工人來說，幸福不是徹底不工作了，而是找到一種既能體面賺錢、又能讓自己身心完整參與其中的方式。這個目標能不能達成，不僅取決於企業和政府的步伐，也需要每個員工敢於說出：我真的累了，而我想活得稍微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