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李光耀回憶錄》 小時候，我們取樂的方法很簡單。我們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體光滑的"叩頭蟲"……然而我們的時間卻大部分花在比較粗野的遊戲上……這些遊戲，能培養一個人的戰鬥精神和爭取勝利的意志。我不曉得這是否為我日後從事政治活動預先做好準備，但這對於一個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種很好的訓練。
我至今記得最清楚的一件最早的童年往事，就是兩隻耳朵被扯著，頭給按在一座房子圍籬內的井欄上。這座房子就在現在的登百靈路。當時我們全家都住在那兒，而我大約只有4歲。
我向來很頑皮。那次我把父親一瓶價錢不便宜的4711牌淺綠色芳香潤髮油弄得一塌糊塗，氣得他暴跳如雷。父親的脾氣一向很暴躁。那晚他真的怒氣衝天，一手抓住我的頸背，把我從屋子裡拉到井邊，然後扯著我的耳朵，把我的頭按在井欄上。我始終覺得奇怪，為什麼我的耳朵那麼柔韌，竟沒被扯斷，而我也沒掉到井裡。50年後，也就是70年代，我在《科學美國人》雜誌上讀到一篇文章，解釋說當一個人在疼痛和震驚時，大腦便會分泌出神經縮氨酸，它使人把所獲得的經驗深深地記在腦細胞里，長久不會忘卻。
這件事發生之前，關於我在哪裡出生、在哪裡居住、怎樣成長等情形，我是從父母親那兒聽來的。他們講述的經歷，可以從深褐色的舊照片和一些退色的文件中得到證明。母親告訴我，我是於1923年9月16日在新加坡一座兩層高的大浮腳樓里出生的。這座浮腳樓屬外祖父所有，就在甘榜爪哇路92號，對面是武吉知馬河。那時我母親蔡認娘16歲，父親李進坤20歲。他們的父母在一年前給他們撮合了婚事，雙方都認為這是天作之合。
我父親是富家子弟。他經常對我們誇耀他年輕的時候，祖父給他在萊佛士坊兩家第一流的百貨公司--羅敏申和然利直--開了個沒有限額的戶頭。他可以隨心所欲地購買自己喜歡的西裝和別的東西，掛帳就行了。他在聖約瑟書院受英文教育。這是一所天主教教會學校，1853年由德拉薩爾修士創立。據父親說，他修完初級學校文憑課程後，便結束正規教育。這對他自己和我母親來說，是一件終生憾事。後來當世界經濟大蕭條來臨，兩個家族的財產都喪失殆盡時，他因為沒有受過任何專業訓練，只能在蜆殼石油公司找到一份倉庫管理員的差事。
對我來說，我們家族的歷史應從曾祖父李沐文開始。他是客家人。客家人屬於漢民族，發源於華北和華中平原，大約在700年到1000年前遷往福建、廣東和華南其他省份。由於南遷較遲，只能擠到土地比較貧瘠、當地人尚未開發的山丘地帶。根據曾祖父在中國故鄉所蓋的一座房子後面的墓碑碑文記載，他於1846年誕生在廣東省大埔縣唐溪村。長大後，搭乘帆船到新加坡來。當年他南來的路線，很可能是先乘小船沿著韓江順流航行12O公里，到最靠近的廣東省港口汕頭，然後從那兒出海到南洋。從此以後，有關他的行蹤便鮮有所聞了。直到19世紀70年代，他和華族少女蕭喚娘結婚。蕭喚娘是一個容家店主的女兒，在新加坡出生。
1882年，曾祖父賺夠了錢，決定返回中國祖先生息的村落，給自己蓋一座大宅院，並以鄉紳的姿態出現。可是，曾祖母卻不願意把子女留在新加坡而獨自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我小時候祖父和姑婆告訴我，他們(祖父當時10歲左右)和曾祖母跑到阿佛路外公家躲起來。於是，曾祖父只好自己回中國。他在中國娶了第二個妻子，蓋了座大宅院，後來還捐了個小官。他叫人給他畫了一幅身著官服的肖像，寄到新加坡來。同時寄來的，還有一幅大宅院的畫。畫里的房子是傳統的中國式建築，屋頂鋪的是灰色瓦片，並有庭院，美麗壯觀。可惜這幅畫遺失了，不過曾祖父的畫像還保存著。
我的祖父李雲龍(我平時叫他公公)1871年誕生於新加坡。據父親說，祖父在萊佛士書院念到5號，相當於今天的初中。他自己則告訴我說，他離開學校後，找到一份配藥師(不是合格的藥劑師)的工作。過了幾年，他改行擔任一艘輪船的事務長。這艘輪船來往於新加坡和荷屬東印度之間，屬於協榮茂船務公司。協榮茂船務公司的東主，正是華裔百萬富翁、爪哇糖王黃仲涵。
航海期間，祖父在中爪哇三寶壟同祖母邱念娘結婚。當年三寶壟孤兒法庭發出的一份日期為1899年3月25日的荷蘭文文件，同意讓16歲的邱念娘嫁給26歲的李雲龍。文件還註明兩人的婚禮是在1899年3月26日舉行的。
父親於1903年在三寶壟誕生。換句話說，他是在荷屬東印度誕生的。但是由於祖父來自新加坡，憑著後裔關係，他卻成為英籍民。父親出生不久，祖父便把祖母和孩子帶回新加坡，從此沒有回去。由於祖父得到黃仲涵的信任，錢財便越聚越多。黃仲涵委任他為代理人，負責處理新加坡方面的業務。他幾次告訴我，黃仲涵異常信賴他，因此他在1926年可以自行決定從黃仲涵基金撥出15萬元，捐給萊佛士學院作為經費。這數目在當時可真不小啊。
父親和祖父，哪一位我比較仰慕，那是不言而喻的。祖父很疼我，也很縱容我。父親在家裡很注重紀律，所以對我管教很嚴。祖父獲得了巨大的財富；父親只是個富家子，沒什麼可以炫耀的。
然而在世界經濟大蕭條、家道中落時，祖父所蒙受的打擊特別大。當時，也就是1927年到193O年之間，樹膠價格從每磅8角跌到2角左右。我看他的生意嗅覺比不上外祖父蔡金鼎。這期間，蔡家的資產也蒙受損失。外祖父不但投資在樹膠園，也在樹膠市場進行投機活動。除此之外，外祖父也從事房地產買賣，並擁有幾座巴剎和一些店屋，所以他不像祖父那樣一敗塗地。到1929年，父母親從祖父在登百靈路的住所，搬遷到外祖父坐落在直落古樓的一座格局凌亂的大宅子裡。不過，每逢學校假期和周末，我總是會去探望祖父。起初是到登百靈路探望他，等到他被迫放棄那座大宅之後，便到馬里士他路去。他跟女兒女婿一起住在這條路上的一棟排屋裡。每次去探望他時，他總會給我5角或l元當零用錢。每次我都會住上幾天。
祖父的生活很西化。這是他在輪船上當事務長，同英籍船長、大副和輪機長日夜相處的結果。他很喜歡我，經常把他的經歷講給我聽。這些故事都說明在船上維持紀律是多麼重要。比方說，不管熱帶的溫度和濕度有多高，船長和其他高級船員以及擔任事務長的他，用晚餐時都必須穿上衣紐緊扣的白色棉質斜紋外套，餐桌上整整齊齊地擺著盤碟、刀叉和餐巾。從他對本區域航程的敘述中，我相信英籍高級船員給他留下的不可磨滅的印象是：講求秩序、實力和效率。
我出世的時候，家裡請了一位對取名素有研究的朋友，繪我取個吉祥的名字。他建議取KuanYew二宇。這是方言發音，華文寫作"光耀"。但是，祖父出於對英國人的仰慕，給我多加了一個洋名Harry(哈里)，於是我的全名變成HarryLeeKuanYew(哈里李光耀)。我的弟弟金耀和天耀也分別取了教名，前者是Dennis(丹尼斯)，後者叫Freddy(弗雷迪)。當時非教徒華人很少取教名。後來我上學讀書，總覺得自己是個怪孩子，居然取了Harry這樣一個洋名。所以，當幼弟祥耀在1933年出生時，我說服父母親不給他取教名，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基督教徒。他們倒肯接受我的意見。
雖然祖父喪失了錢財，不能在生活和衣著上保持時髦的作風，但是他到底還有一些過去留下來的財物。例如那套美觀堅固的家具，是本世紀初葉羅敏申公司或然利直公司從英國進口的；又如那裝上斜角玻璃片的精美櫥櫃，可供擺放藝術品；再有那些小櫥和衣櫥，櫥門還刻上代表他姓名的英文字母LHL。有些物件，像我女兒房裡的小櫥，一直到今天還保留著。他也保存著裝在美麗的銀色相框里的照片：儀態端正，穿著像個英國紳士，有夾襖、老式領帶、硬領，穿條紋長褲，鞋子上還附有鞋罩。此外，他也是個講究吃喝的人。同他一起用餐簡直是一種享受。祖母善於烹調，燒得一手好菜。她把牛扒炸成褐色，仍保持鮮美多汁，再調以剛磨碎的豆蔻，伴著炸成金黃色但不油膩的薯條一起吃。對油膩，祖父是特別注意的。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奮鬥成功的人，也是一個懂得享受人生的人。
祖父跟外祖父蔡金鼎正好形成鮮明的對照。外祖父沒受過正規英文教育，也不曾同英藉船長或華族糖王打過交道。他出身低微，1865年誕生在新加坡一個來自馬六甲的福建人家庭里。他是經過一番刻苦奮鬥，省吃儉用把錢儲蓄起來之後，看準時機，投資在樹膠和房地產而致富的。
他連續娶過三個妻子。頭兩個先後謝世，第三個就是外祖母梁亞順。她是個身材高大、肩膀寬闊健壯的客家婦女，來自荷屬婆羅洲的坤甸。外祖母日常講的是客家話和印尼馬來語。她跟外祖父結婚時，是個育有兩個孩子的年輕寡婦。她的第一個丈夫，在第二個孩子出生後不久逝世。她總共給蔡家生了七個孩子，在1935年離開人間。外祖父則於1944年日本占領新加坡期間撤手歸西。
我母親是這樁婚姻的最早結晶。1922年在她15歲結婚時，兩家的財力還算不錯，她甚至有個小丫環陪嫁，作為嫁妝的一部分。這個丫環的工作，包括服侍女主人洗澡洗腳，同時給女主人穿鞋脫鞋。等到我四五歲開始懂事時，所有這些財富的象徵，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了。然而我早年的美好記憶，卻殘留在我的舊照片中--我穿著從英國進口的過度講究的西式童裝，或是坐在價錢不便宜的童車裡。
外祖父在直落古樓的住家，是一座磚木結構的大浮腳樓，分成兩部分。他和第三個妻子所生的孩子全部住在這座浮腳樓里。我母親作為長女，跟父親和五個孩子占用了一間大睡房。
我不肯用功讀書，父母親很擔憂。於是母親給慶喜舅父一項任務，要他每天監督我準備隔天的功課。這樣，每星期三次，晚餐過後我就得跟他一起坐上一個小時。就連當時的我也覺得在幾個舅父當中他最沒有學問，可是居然奉派來監督我做功課，那是多麼荒謬啊。我也說不出這樣的監督對我有什麼好處。可是他畢竟是唯一有空的人，而且又是我舅父--華裔家庭通常是很講究輩分的。
在一個傳統的華裔家庭里，結了婚的女兒，同丈夫和子女住在外家，通常不為社會所容。因為女兒的子女屬於外孫，不能成為外家的成員。不過，在來自馬六甲的土生華人當中，女兒住在娘家卻是常有的事。外祖父一家就是一個例子。我們的家庭是一個相當快樂的大家庭。大家和和睦睦地住在一起，有時也免不了會發生摩擦，那多數是由孫兒們的頑皮和吵架引起的。
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同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和七個表弟妹一起長大的。由於他們年紀比我小，因此我經常去跟鄰近村落的華族漁民和馬來人的小孩玩遊戲。這個村子就在外祖父住宅對面的一條小巷裡，有二三十間用亞答葉或鋅板蓋頂的木屋。平日，村裡的漁民在大約200米外的實乞納近海捕魚。捕了一天的魚後，他們會把綴上一個個軟木浮子的漁網掛在我家後面的空地上曬乾，然後用一種深褐色的液體染漁網。這種液體是用一種紅樹的皮榨出來的。
小時候，我們取樂的方法很簡單。我們捉蜘蛛，也捉褐色的身體光滑的"叩頭蟲"。這種蟲的習性很怪。當你把它放在火柴盒上按它的背時，它便會磕頭似地敲響火柴盒，發出"托托"的聲音。我們的樂趣就在看誰的"叩頭蟲"發出的"托托"聲最大。然而我們的時間卻大部分花在比較粗野的遊戲上。
我們鬥打架魚。我們通常在樟宜路兩旁的淺溝里抓打架魚。抓魚時用的是一種用柳條編制的"畚箕"。築路工人用它來搬運泥土，我們卻用它來抓魚，然後把魚裝進玻璃瓶子裡。打架魚身長25毫米到40毫米，呈深紅和紫色，一被激怒就把鰭張開，展現出耀眼的紅、橙、藍三色，異常美麗。我們把兩個各裝著一條打架魚的玻璃瓶並排放在一起。兩條魚一觸目，搏鬥的本能便引發出來了。接著，它們仿佛跳起戰舞，拍打著鰭，擺出準備戰鬥的姿態。這時候，我們便把這一條倒進另一條的玻璃瓶子裡，讓它們廝殺到其中一條慘敗而逃，在驚慌失措中，身上耀眼奪目的色彩頓時消失。打勝的那條魚的主人，把打敗的那條當戰利品，其實並沒有什麼戰利品可言，因為它全身傷痕累累，不但鰭被咬斷，連身上的肉也一大塊一大塊被咬掉。經此一敗，它的戰鬥精神很難恢復過來。
我們也鬥風箏。我們用兩根細長的竹片和特別的風箏紙，自己製作互斗用的風箏。要做一隻輕盈而能操縱自如，又均衡得當，不會側向一邊的風箏，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我們把風箏線拉在兩根木桿之間，把摻了碎玻璃的漿糊小心地塗在線上。碎玻璃越粗糙，越呈砂礫狀，塗在風箏線上時，就越有可能割破自己的手指，也越有可能割斷對方的風箏線。鬥風箏的目的就在於此。斷線的風箏飄落地面時，誰撿到就是誰的。後來，我在劍橋大學念書時，才得知羅馬法把這樣的風箏稱為"無物主的財物"。
我們比賽陀螺。陀螺是從店裡買來的，最貴的一種用硬柚木製成，經得起對手陀螺的撞擊，不會留下任何深凹痕。為了增強陀螺的防衛力量，我們用銅製圖釘給陀螺的外表釘一層裝甲，使它能擋住對手的攻擊。
我們也比賽彈子。在一片堅實的沙地上，我們挖三個排成一線的洞，以便輪流把彈子彈進每一個洞裡。比賽的時候，是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把彈子放在適當的位置，然後用右手食指把彈子彈出去。你也可以攻擊對手的彈子。如果彈子靠近洞口，你盡可以用自己的彈子大力把它撞開，最好是把它撞破。便宜的彈子通常是用灰泥做的，也有用水泥和石膏混合做成的。這種彈子一經撞擊，很容易裂成兩半。只有貴的那種，是用堅硬的石塊或是真正的大理石做的。
這些遊戲，能培養一個人的戰鬥精神和爭取勝利的意志。我不曉得這是否為我日後從事政治活動預先做好準備，但這對於一個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種很好的訓練。何況我們並不軟弱，也未被寵壞。當年我沒有花哨的衣服和鞋子，今天我的孫子卻樣樣有。他們所穿的輕便運動鞋，仿照成人所穿的最新款式，鞋後跟還裝上電池和燈泡，能夠發出綠色、琥珀色和紅色的閃光。我這一代人所穿的是簡單的樹膠底帆布鞋，每雙四五角錢，多數是本地鞋廠製造的。後來，霸打鞋公司生產了一種質地較好的膠鞋，每雙一塊錢。每年正二月華人農曆新年到來之前或是年中，如果幸運的話，父母親就會到密駝路的鞋店給我買雙質量很差的本地製造的皮鞋。鞋內底，甚至那未外露的後跟，都是用硬紙板充數的。如果皮鞋給淋得透濕，就會扁鬆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