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典範，新加坡的公共住房項目隨著舊組屋的租期接近99年，其處境變得日益艱難。由建屋發展局(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承建的組屋出現價值貶值，對國家而言仍然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隨之而來的是關於房屋所有權和退休保障的一系列疑問。
新加坡人口擁有90%以上的住房自有率，遠高於其他已開發國家的比率，位居世界高峰。
新加坡國家發展部(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部長黃循財(Lawrence Wong)在一篇博客文章中提醒公眾，舊組屋在99年的租期到期後必須歸還給國家，這篇文章引發了公眾的不滿情緒。黃部長同時也告誡買家，不必為舊組屋投入大量資金，也不必期待能從政府的選擇性整體重建計劃(Selective En bloc Redevelopment Scheme)中獲益。在此計劃下，由建屋發展局承建的街區和地區，將由政府甄別出其中哪些具有較高的重建價值，並對其進行收回和重新開發。組屋被強制收回的屋主也得到了相應的補償，可以在鄰近地區租一間租期為99年的新組屋。
相關言論已經引發了公眾的討論，同時也導致新加坡人產生普遍的焦慮情緒。儘管政府近幾個月來試圖控制這種負面影響，但公眾的情緒仍然喜憂參半。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LKYSPP)助理教授黃國和(Ng Kok Hoe)發表評論稱：「負面影響之所以如此強烈，是因為儘管99年租期的法律條款非常明確，但民眾覺得政府給了他們空頭承諾。」
黃國和補充稱，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多年來的政策溝通混淆了來自多方的信息。「政府並沒有完全一致地傳達其關於住房政策的信息，造成了不確定性和焦慮情緒。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公眾的反應。」
重塑闡述
在黃部長於2017年發布博客文章之前，關於建屋發展局的組屋的主要闡述是，組屋並不僅是一處住所，而且是一項增值資產，將隨著新加坡財富的增長而增長。房屋所有權經常被視為退休收入的來源，可以彌補個人中央公積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帳戶中的低現金儲蓄。
新加坡管理大學(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助理法學教授陳慶文(Eugene Tan)表示稱：「不幸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闡述中將其視為增值資產，這對民眾而言就相當於是一筆橫財。政府儘可能讓事態順其自然，但是現在不得不面對現實的衝擊。並且，這種衝擊波及到了包括政府在內的所有利益相關者。這個問題與許多人息息相關，同時，基於建屋發展局的組屋對許多新加坡人來說也是一種重要的退休保障形式，該問題就不應當僅僅圍繞著99年租期這一事實。」
為了緩解公眾的焦慮情緒，李顯龍(Lee Hsien Loong)總理在去年的國慶群眾大會(National Day Rally)上首次討論了這個問題。他解釋稱，建屋發展局將其組屋的租期規定為99年，在租期屆滿時，政府可以重新開發土地，為子孫後代建造新的公寓，讓他們享有公平的待遇。
李總理同時也警告稱，新加坡必須避免成為一個貧富分化的國家。「如果我們的民眾被區分為擁有財產的人和無力擁有財產的人，將會造成嚴重的不平等和社會分裂。」
陳慶文也指出：「我們正在見證官方信息中關於公共住房問題的重新闡述。將公共住房視為增值資產並對其讚不絕口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如今，輿論的轉變是，公共住房已經成為保障性住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讓新加坡人在這個國家擁有一席之地——這些都是在廣泛的社會政策戰略背景下實現的。」
沒有捷徑
儘管政府在糾正問題的過程中做出了許多努力，但其癥結仍然存在。黃國和表示：「那些負責制定住房政策的人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因為他們沒有對其實現完全掌控。公眾的焦慮情緒實際上大多圍繞著退休收入問題，而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妥善解決。」
黃國和補充稱，政策制定者應抓住當前公眾對這一問題的興趣，展開更廣泛的討論，並對現有的住房和退休保障政策進行評估。「要吸引民眾的參與，就要向他們解釋當前情況下的限制條件以及現有的選擇，並向他們徵求意見。如果公眾對政府的幕後審議工作有更好的了解，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焦慮情緒。」
雖然在這一問題上沒有捷徑可走，但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將住房和退休收入「脫鉤」。只要這兩者仍然保持「掛鉤」關係，這個問題就會更難解決。
黃國和還表示：「這實際上就意味著退休收入來源的多樣化。我們應當制定退休收入政策，不能斷定絕大多數人的退休收入都來自住房資產。如果有其他形式的公共養老金計劃，那麼將住房作為收入來源的人就會更少。政策制定者也應當採取更加多樣化的住房政策，以尋求使制度多樣化，滿足需求並提供更好的平衡。」
儘管如此，隨著越來越多的組屋成為貶值資產，這一問題在未來幾年可能會在政治上變得越來越敏感。
陳慶文表示：「有些人曾經指望選擇性整體重建計劃會成為99年租約到期時，那些失去價值的組屋的『解決方案』，但事實上該計劃只適用於極少數人。這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因為它對政治可能造成的影響在短期內並不明確。舊租約問題可能很難得到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