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為民主就是多黨競爭，這並不確定。民主的本質是競爭，而不是政黨的數量。在日本，在很長時間裡，自民黨內的派系競爭(這是自民黨的黨內民主)，其重要性遠遠超過黨與黨之間的競爭。這種黨內競爭就是選拔，非常重要。特別是一黨執政制度，黨內的競爭就變得非常重要。像日本的自民黨，黨內的精英妥協就是精英的制度性競爭。當然，最理想的是黨內投票。這種投票，可以是全體黨員投票，也可以是間接投票。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候選人，也是黨內各種勢力競爭的結果，最後讓老百姓去投票選擇。英國的政黨候選人的提名更是通過了變相的「選拔」制度。
保證候選人的品質、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義。這點新加坡做得很好。議員要選舉產生。比如，把一個在某個領域做得很好的人註冊到一個特定的選區，讓老百姓選舉你。他是先有社會認同，再有政黨認同的。黨外做得好的，會被黨直接吸收進來，所以他很容易當選。
民主不一定就是反對聲音越大越好，關鍵是競爭，反對不一定是要在外部，在內部也可以。英國叫「忠誠的反對黨」。無論哪個政黨，都是為了這個國家的利益，不是為了奪權而奪權。在亞洲很多國家和地區，反對黨已經演變成了為了反對而反對。這並不符合民主的本意。新加坡現在也在作政治改革，主要是為了更多的民主，增加反對黨在國會內的比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說，這個改革是為了維護政治穩定及保持民眾對政府強而有力的授權。新加坡決定修改選舉條例，將反對黨在國會的保障席位，即非選區議員的席位，由最少3個增至9個。不論反對黨候選人的得票多少，在國會都有最少9個席位，令反對黨在國會的比例增至兩成。新加坡政府強調指出，比例代表制不會是政治改革的選項，否則會出現弱勢政府。就是說，發展更多的民主並不一定要學習西方。西方的很多做法在理論上比較公正，但在實際上並非如此。西方的很多做法並不符合亞洲國家。新加坡所作的精神就是在體制內提供給不同的利益和聲音以更大的空間，在體制內消化和協調不同利益。
領袖的作用
如果美國沒有華盛頓，會不會嘗試君主制?這是人們經常提出來的一個問題。國父非常重要，李光耀就扮演了這樣一個角色。總體上，新加坡是把西方的民主憲政跟華人文化傳統，結合得非常好的一個典型。
一個普遍的現象就是，在強人政治下，就往往沒有政治競爭，接班人指定就可以了。李光耀也是政治強人。不一樣的是，他能把自己的世界觀、政策，轉換成一套制度，將執政黨的建設、反腐敗制度都建立起來了。李光耀學法律，他知道要長治久安，一定要把理念轉化成為制度。
新加坡不講意識形態，只講共享價值。它把自己的文化，與憲政制度結合，是亞洲第二個把東西方文明結合得最好的國家。我認為，日本是第一個把自己的傳統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結合得最好的國家。日本並非是完全的西式民主。日本結合了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西方的民主憲政。自民黨內部的派系能夠達成共識和傳統文化分不開。日本政治人物也勇於承擔責任，這也是傳統文化的一部份。新加坡領導人通過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條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沒有發生，所發生的是制度創新。
美國的制度已經經歷了兩百多年了，已經生根了，誰也毀滅不了。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體的運作很有問題，成了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本來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協的，但這些國家往往相互攻擊。在亞洲，很多國家實行民主已經有很多年，但政局還是那麼亂，社會經濟也不發達。新加坡避免了很多發展中民主國家所走過的彎路。制度創新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現在新加坡也提出了「後李光耀時代」的問題。我自己的判斷是，在「後李光耀時代」，李光耀時代所確立的制度正是確保這個制度延續性的制度保障，同時這個制度里也包含著巨大的制度創新精神。
新加坡模式對中國的借鑑
對現在的中國來說，所有改革的關鍵就是確立改革的主體，就是誰來改革?誰也不會否認改革的重要性，各種改革設想也是存在著的。關鍵在於誰來改革?新加坡為什麼能成功?最主要的就是思想和權威。李光耀能把他的想法變成制度。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時期，當改革出現問題或者新政策不能實施下去的時候，領導層的權威問題就提了出來。就是當時所謂的「新權威主義運動」。今天，儘管沒有人再提新權威主義，但中央政府缺乏權威的現象仍然存在：從前人們說「政令不出京城」，但現在人們說「政令不出中南海」。
如前面所說的，在確立權威方面，中國可以從新加坡學到很多。如果中國共產黨真正能把黨內精英和社會精英聚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這一點。中國傳統是最強調選拔的，但現在往往逆向淘汰。產生逆向淘汰機制，主要是沒有正式的競爭機制。
在新加坡，出來競爭的都是社會認同都比較高的人。要吸引真正的人才，執政黨必須向社會開放。考慮到中國的特殊情況，中國可以進行分領域的開放。在一些敏感的領域，例如和政治與安全相關的領域很難開放，開放了以後也會出現問題。但在另外一些領域如教育、科研、社會和經濟領域並不那麼敏感。這些領域應當大力開放給社會人才，真正的社會精英。這裡要強調的是，如果要吸引真正的人才，中國必須改變整個社會泛行政化的做法。在新加坡，行政級別僅僅限於政府領域，很多領域是沒有行政界別的。銀行、政府企業、學校和研究機構等這些在中國具備行政級別的機構在新加坡都沒有行政級別。沒有行政級別有利於人才的使用。有了行政級別，這些職位就有了政治性，而政治性往往阻礙人才的使用。同時，把人才和行政級別聯繫起來，不是使用人才，而是浪費人才。被使用的人往往被賦予很多行政事務，沒有時間從事專業。更為重要的是泛行政化和專業主義的相對立。從人才方面來說，新加坡成功最重要的有兩個領域，一是政治人才，二是專業人才。新加坡各方面的我們可以稱之為文明的水平都是因為專業人才而得到提升，而政治人物則為專業人才提供一個理想的環境。要確立執政黨的改革主體地位，除了使用人才，中國也必須在民主方面做文章。執政黨要確立權威，除了向社會開放，黨內民主也變得非常重要。中國未來勢必往這個方向走。幾年前黨的十七大已經在這個方向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民主的節奏會越來越快，這是不可避免的。十七大報告提出黨內民主引導人民民主，這個提法很確切。沒有黨內民主，社會民主很難自下而上進行下去。同時，黨內民主一定要和社會民主協調。否則就會產生這樣的情況：你不是選出來的，我是選出來的，我為什麼要聽你的?現在同一級的村委會跟村黨支部都有些矛盾。所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民主一定要結合起來。
精英之間競爭多了，就會發育出一些基本規則。規則可以成文，也可以不成文。比如，黨內民主選舉，需要年齡、教育程度、地方和中央工作經驗這些技術性的條件。更進一步，什麼可以爭論，什麼不可以爭論、什麼可以修改，什麼不可以修改，這些前提就成為民主的邊界與約束條件。憲法就是進入政治競爭的各種政治力量，無論是個人還是政黨，都必須服從法律，在憲法的構架內活動。
司法要有自治性。所有國家的司法體系，甚至連美國，總統通過對法官的任命，政治對司法也是有一定影響的。但是，不要去干預司法的自治性，法官、律師的獨立、專業精神，應該得到保證，這非常重要。如果法官律師與政治扯不清，就得不到社會的信任，因為社會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執政黨可以通過人大系統來參政執政，像新加坡這樣。黨在人大裡面占絕大多數，通過人大跟政府、司法系統發生關係。在地方，很多黨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有著方面的考慮。執政黨必須有合理的執政和參政機制。中國要推動制度的合理化。這方面，有很多力量，但黨自身很重要。黨要根據社會經濟條件的改變，要有合理的方式管理社會。
中國的政治發展，不光要縱向比較，還要橫向比較。和改革開放之前比較，中國政治進步了很多。橫向比較也一樣。如果黨的執政能力弱化了，就沒有將整個國家整合起來的力量。改革是各種力量互動的結果。黨不能和其他力量隔離開。改革開放以來，執政黨呈現出開放性。中國只能在這個結構之下尋求民主化的途徑。
